江宇舟：濫用制裁，讓全球科學出現了一個出乎美國意料的現象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宇舟】

近期，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管制呈現出一幅光怪陸離的畫面，一方面，外媒報道美國已凍結相關政策，以避免損害與對華貿易談判，並對英偉達芯片出口鬆綁。另一方面，美國依然小動作不斷，政府和國會內時不時泛起加碼管制的呼聲，甚至特朗普政府在7月底發佈的AI行動計劃中，還在醖釀組建所謂的“排華聯盟”。

在當前形勢下，筆者認為，無論從體現談判誠意還是實際成效來看，美國放鬆甚至解除對華技術出口管制的話題，已不應被中方視為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議題。美國這一通騷操作，非但沒有減緩我們的技術進步，反而成為中國科創行業自力更生和加速發展的催化劑。美國的這個籌碼已趨於腐爛，反而愈發是美國要自動履行的一項義務。

對此，我們不必再隨之起舞。相比於反制美國的非關税制裁，我們有更重要的事項。

面對出口管制，中國科創有多爭氣

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制裁究竟有多兇？

美國人自己給了一個量化數據，根據彼得森研究院的統計，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在美國炮製的出口管制和其他制裁名單上，中國各類組織和個人新增上榜的數量，是此前四屆政府的三倍。而拜登政府期間該名單又大幅增加。

在2022-2024年短短24個月內，被美國商務部產業安全局（BIS）拉入“實體清單”的中國實體數量增長了85%，被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拖入“特別指定國民清單”（SDN）的數量更是增加了1.23倍！而且越到後期，增加數目就越多，每月都能有兩位數的中國實體被納入制裁清單。

特朗普二進宮後，雖然打着與中國談判的旗號，但數據不會騙人，短短6個月時間，被商務部拉進“實體清單”的中國實體就淨增89家。僅在中美談判的二季度，區區3個月，財政部SDN黑名單上的中國實體就淨增71家，較拜登末期更是變本加厲（對上述“黑名單”內容詳見前作“美國對我們的非關税制裁，也該到清算時刻了”）。

從情節上看，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封鎖已趨於“戰爭化”，雖然在程度上還沒有形成徹底圍堵，但在手段上已基本覆蓋戰爭時除交火外的全部出招。正像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蔡翠紅教授所概括的那樣，美國包括對華進攻性遏壓在內的一系列“戰爭化”手段已成體系。當前，美國在投資和市場準入等領域的限制手段日益成熟，負面清單被更為頻繁地採用，對華出口管制日趨政治化，同時不斷擴大長臂管轄的適用範圍，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國的科技進步。

美國製裁背後，藴含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內涵。20世紀後半葉，製造業不斷東移，在最近的1/4世紀開始加速。在過往歷史經驗中，“世界工廠”的桂冠往往就是執世界牛耳者的先聲。而在本世紀20年代，隨着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加速迭代，人類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醖釀。

如果中國能在本輪科技革命中取得技術優勢，並將之與已有的生產製造優勢相結合。我們可以預想到其所發出的驚人能量將由經濟傳導到政治，加速完成逆轉大航海以來的東西實力不平衡格局的進程。而這對於習慣於依賴霸權、憑藉金融資本收割全球的美國，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換言之，美國只要一日不放棄霸權主義，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就不可能消除，中美科技戰就不會停歇，美國就始終有動力對華進行技術管制。

可是，就在這樣兇險的“戰爭化”絞殺中，中國的科創卻被全面激活。幾個月前，筆者就曾親耳聽過某國內頭部企業在一次閉門會上振奮人心的發言，總結便是：“我們已經解決了活下來的問題，接下來的每一天我們都要活得更好！”

是的，中國正在科創領域趕上乃至局部超越美國，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以專利申請總量為例，2010年美國申請專利49萬件，中國為39.1萬件。到2019年，也就是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的第二年，中國獲得國際授權的專利數量已經超過美國。到了2023年，美國專利申請量為59.8萬件，而中國則達到167.7萬件，成為全球無可爭議的最大專利申請國。

又以論文為例，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統計了2003-2023年發表的論文中被引用次數排名前10％的論文，中國在64項關鍵技術中獲得57項第一，而美國則從2003年的60項急劇收縮到7項。

科研力量上，出現了工業革命以來破天荒的“科創東移”現象。聯合國下屬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統計的全球前20大科技集羣中，包括港台在內的全國集羣已經從2017年的3個增加到了2024年的8個，增量均來自中國大陸，且已歷史性超越了美歐的總和（2024年美國有6個，歐洲僅1個）。

2017和2024年全球百大科技集羣分佈。中國頭部科技集羣的增加不僅是數量的增加，還是覆蓋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全方位增加。 WIPO

具體到科技產品環節，以“卡脖子”問題依然突出的芯片為例，中國在成熟製程市場已經開闢了新的空間。2018年，中國芯片出口額為5591億元，到2024年首次突破1.1萬億元，在美國持續制裁的背景下，中國芯片出口在6年間實現了翻倍增長。

近年來，大量西方的研究報告也都從科研和應用領域開展分析，認為中美技術競爭已經從美國一家獨大變成中美各有千秋。就在今年初，由美國國會兩黨委員會——由國家安全AI委員會擴建而來的美國智庫“特別競爭研究項目”（SCSP）對中美在12大科技領域的發展態勢和差距進行了評估，得出的結論是美國領先5個，中國4個。

NSCP報告對中美在12大科技領域的發展態勢和差距評估

近年來，中國科技成果轉化也是有聲有色，2018年統計的35項“卡脖子”技術，7年內從大類上已經突破了86%，無論是人工智能還是新能源，通信計算還是航空航天，中國製造都與中國智造深度融合、彼此促進，2億雙襪子換一架飛機的歷史正一去不復返，如今美國對華順差最大的領域，居然也變成了能源和農產品。

近年來以電動載人汽車、鋰離子蓄電池、太陽能電池為代表的中國“新三樣”產量

而且中國的創新不僅是在行業和技術上的突破，還有技法上的因地制宜，諸如美國對先進計算芯片的出口管制，倒逼中國企業和工程師們另起爐灶，開發更高效的訓練方法。DeepSeek達到外國同行的同類效果只需1/8乃至更少的算力芯片，由此打破了AI發展“算力至上”的思維定式。這樣的成果背後正是算法工程與技術路線的創新之功，生動展現了中國科創事業正在走出自己特色的勃勃生機。

美中貿易委員會前主席克雷格·艾倫今年在斯坦福大學的主題演講中，認為中國已經從吸附技術的“創新海綿”變成了創新引領者，並且介紹了什麼叫“以一種更符合中國需求的方式重新定義了創新”，即以消費驅動創新導向、製造業優化生態系統、工程創新打造品牌、財政重金支持科創的“四維”創新模式。

其實美國人不好意思承認這個“四維”模型裏還少了一個，那就是體制優勢。民主集中制事實上天然與科創行業投緣，後者不是越自由越好，否則在金融資本，尤其是注重相對短平快回報的民間資本投入後，會向着“PPT甄選”滑落。而中國的體制恰恰更能夠接受長時間的孵化，兼顧戰略框架的集約與細分領域的活躍。

這裏值得再宕開一筆，西方國家對中國“產能過剩”的炒作，實際上也不自覺展現了中國路線的優越性。因為在科創領域，技術路線尚不明朗時反而需要技術路線的多行多試，由此必然帶來先期投資的“一窩蜂”與點錯科技樹後的“一窩瘋”。

可是這種犧牲並非無意義，在海量試錯中最終總結出的正確路線能夠彌補相關損失，然後在正確路線上通過“集中力量辦大事”，在後續釋放遠超代價的規模效應。

中國的規模效應，讓問題成為突破的方向

規模效應也正是中國非常大且不可複製的優勢，作為全世界罕見的一個十億級人口，基本完成工業化，並正在向着信息化大踏步邁進的超大經濟體，主打特色是龐大、獨立和“我全都要”。在這樣的生產規模、要素流通和消費市場中，有着比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所不可比擬的場景，由此激發起巨大的規模效應的潛能。

而這種規模效應的背後，就是與大量外資品牌企業事實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對中國的脱鈎與封鎖都將導致對自己的反噬，近期圍繞英偉達H20芯片解禁與否的博弈，就是一個生動的案例。

波士頓諮詢公司在2022年10月曾做過一個估算，如果美國完全禁止芯片公司向中國客户銷售產品，其本國企業將至少損失18%的全球市場份額和37%的營業收入。受近年來總需求不振的影響，不少高新技術公司都會面臨市場萎縮的問題，而中國市場尤為重要，甚至佔到一些公司經營效益的半壁江山。

長遠來看，美國對華搞技術出口管制，帶來的結果是“一根筋到兩頭堵”。美國對華管制不但將直接威脅自己的經濟發展，並且一旦他國企業成功規避美國相關管制措施，美企還將面臨被其他競爭對手奪走市場份額的風險，導致美國管制政策加速走向反面。

想當年山本五十六堅決反對偷襲珍珠港，原因在於這種襲擊會喚醒當時全球最先進工業國，等同於喚起了一隻“老虎”。如今發現，問題還是問題，但頭號工業國已然易主，美國反而成了不斷乞靈於“一擊必勝”的那一個。

毛主席曾説，兩彈一星的勝利要給“撤走專家、逼我們走自己的路”的赫魯曉夫一個一噸重的勳章，如今的美國政府也不遑多讓

當然，受制於起點低、底子薄，短期內的現實，是中國科創依然存在附加價值不高、話語權較低的問題。比如在全球電子行業，過去十年間所形成的利潤54%歸屬於美國公司，如果加上日韓和我國台灣地區，這一比例將上升到88%，而與之相對比，中國企業僅佔據了行業利潤的7%。

市場佔有率同樣也是如此，中國的終端商品在全世界的佔有率依然不高，大量商品依然還是老外的天下。如600美元以上價位的高端智能手機市場，僅蘋果和三星的市場份額就逼近85%；國產新能源汽車雖然近幾年氣勢如虹，但是美歐日韓在東南亞、歐洲和拉美汽車市場份額依然高達80%甚至90%以上；大飛機更是眾所周知的剛剛起步，境外份額要從零做起。

但正因為存在這樣的問題，反而證明了中國科創事業及其成果轉化大有希望，有大量的空間值得去拓展。對於中國這樣規模效應正在持續釋放的超大經濟體來説，問題在哪裏，方向就在哪裏。問題有多大，前景就有多廣。國產替代不應也不會只在國內繼續。

以豐田汽車為例，當其在日本本土產量趨於穩定的1980年，正值日系車在美市場份額突破20%，遠高於如今中國汽車份額。即使這樣，仍在未來四十年迎來爆發式增長 豐田汽車官網，招商銀行研究院

相比之下，反倒是被這些人奉為圭臬的美國已經有些回過味來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約翰·維拉森諾認為，美國對先進計算芯片的出口管制並未阻礙中國的人工智能發展，反而倒逼中國企業在受限算力資源下創新，並且暴露了美國在顯卡黑市和雲計算領域的監管漏洞。

經合組織、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等權威機構的調查都顯示，美國對中國半導體行業的限制性政策不僅減緩了創新、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獲得關鍵技術的機會，還增加了全球技術部門的生產成本，造成經濟發展減速。

按照這個結論，美國的制裁措施從整體上降低了全球技術創新和行業發展，可是從上文的現象來看，中國卻是科創行業欣欣向榮，那麼問題來了：美國的制裁是否反而讓除了中國之外，包括自身在內的其他國家變得更加落後了？

這恰恰是彼得森研究所在去年整理了相關數據後得出的結論，孤立中國公司的最終後果不僅是加速中國創新，也鼓勵了相關國家對美國騎臉規避制裁，更有甚者，反而阻礙了美國和盟國企業的創新，造成了反噬。

中美在科創領域的博弈，已經處於此消彼長的階段

美國的科創行業也在發展，但是正在不斷暴露出結構性問題。美國的這種變化，首先表現在頂層設計的節奏出現了紊亂，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下漸漸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美國近年來推出的《美國政府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標準戰略》（簡稱“美國CET標準戰略”）為例，列入這張CET戰略清單的技術多集中在人工智能、高性能計算、量子通信、生物醫藥、清潔能源、複合材料。遠遠不是基於行業細分欄目所做的一個全面總體規劃。

説得不客氣點，現在的美國政府早已不具備進行這種長期系統性規劃的能力。科研攻關無涯、政府任期有涯，21世紀以來一代代美國政府層累疊加，美國政府一屆接一屆更替，政策思路基本就是“鎖定關鍵領域、專項攻堅”，説白了，哪裏容易出政績，政策帶着財政資金就去砸那裏。政府和企業都擁擠在短期投資的賽道中，這才是貨真價實的與民爭利。

即使是在並不全面的領域裏，政策佈局也是不均衡的，圍繞不同技術的應用發展與風險管控，兩黨間上升到了近乎原教旨黨同伐異的程度，建立不起體系化、可遷移、可以長期穩定的風險分類‑分級框架。

扶持政策的執行與長效監督也在基層管理鬆動中出現偏差，波音等老牌巨頭越來越依靠關係而非技術接下政府訂單，也是馬斯克想要參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新能源汽車的補貼自2009年就已開始，卻疏於管理和迭代，到2022年調整補貼要求時，鬧出了領補車型中七成不合標準的笑話。

這樣的操作多了，連不少美國人也沒了信心。同樣是在2022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艾利森和谷歌前首席執行官施密特聯合撰文，不僅提到中國可能在基礎技術方面取得美國難以匹敵的突破，還提到國會向半導體公司提供鉅額補貼的做法“相當昂貴而徒勞無功”（a very expensive exercise in futility）。

政策的嚴肅性和持續性也在黨爭中被不斷侵蝕。某些人嘴裏津津樂道“立法至上”的美國政治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黨爭的蔓延導致了美國近年立法出現斷崖式下降，第118屆國會2023年僅通過34項法案，不及上屆國會法案總數的1/10。

如今到了119屆國會，特朗普偏好以總統行政令強推，比如年初拜登政府推出的《人工智能擴散出口管制框架》，就被他一紙命令廢除。他可以廢掉前任的行政令，他的行政令自然也可能被後任摒棄。不過立法關，就無法確保相關政策的長期性和連貫性。

美國媒體和行業協會自己都在吐槽，政府無論是出台制裁政策，還是廢止相關政策，進行業內諮詢或公眾評論都越來越少了，拍腦袋的決策越來越多了。

此外，近幾年，泛政治化也瀰漫到了科研領域，民主黨政府打着“平權”“多樣性”旗號，給財政資助安插了一系列奇異項目。特朗普上台後迅速查賬禁止的同時，又私心自用、運動擴大化，甚至拉出“反猶主義”作為指控依據，取消科研經費，調查和逮捕部分外國學生和學者。

對此，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和醫學院約1900名成員代表全美國的頂尖科學家聯合發佈公開信稱：“我們正在發送求救信號，敲響警鐘——美國的科學事業受到了重創。”此時，特朗普2026年的預算提案意味着對科研領域的“災難性”削減。這一預算要求將國家衞生研究院的支出削減37%，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支出削減超50%。

綜上，我們能夠發現，美國的政策在對外破壞性越來越強的同時，對內建設性也是越來越弱，真正成為公知口中行政干預經濟的負面典型。也正因此，甲骨文公司這句話就顯得格外諷刺：“我們不需要搭美國政府的便車，我們需要的是美國政府讓條路出來。”

美國在集成配套方面的劣勢，還在加速其科創的衰退

歸根結底，高科技產業的競爭是一個長跑，需要的是在相當長曆史時期內實現各生產要素和制度供給間的彼此適配和穩定集成。

這點美國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前主席、海軍陸戰隊四星上將約翰·艾倫就曾指出，中美之間的技術競爭不是關於哪一種或某幾種技術，而是聚焦“技術堆層”（technology stack）的比拼。其中包括了製造業發展、基礎設施的完善、技術人才的引進和培育、技術規範的確立等。美國要做的不是對個別技術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需要對“創新生態系統”不斷進行完善。

艾倫的表述是我們都非常熟悉的反話正説，由於存量家底的雄厚，美國在技術領域依然處於一家獨大的態勢，可是配套領域的問題卻在逐漸抵消前期優勢，掏空領先的基礎。任何一個產業都是需要“燃料”的，那麼美國高科技的“燃料”怎麼樣呢？

PPT會騙人，但是肉眼可見的電網電線不會。美國去年新增的電力容量僅相當於中國同期的1/10，這一差距還將進一步擴大。包括埃隆·馬斯克、谷歌的卡羅琳·戈林都提示了美國正在遭遇的電力供應危機，難以滿足AI等新技術的發展需要。而開發Claude大型語言模型的Anthropic公司報告更明確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監管障礙，例如建設輸電線路和互連設施所需的施工許可證和批准。

而這種監管的障礙還不僅只限於美國的電力，而是海陸空天基礎設施的羣體性塌方。曾經在19世紀末勃勃生機、萬物競發的美國高鐵，在我們眼前卻幹出了10億修出400米、15年修了10公里這樣的地獄笑話。

那個二戰時期能夠流水線造出上百艘航母的美國造船業，如今佔全球造船業市場份額已不到0.01%。至於波音、洛克希德這樣的老字號在大氣層上下鬧出了多少鬧劇，早已是美國互聯網樂子人的富礦，去年寫“選舉正酣，扒一扒美國兩黨都在迴避的軍費問題”一文時，還專門選擇了一架NASA的移動發射台，藉着當時新出爐的審計報告解剖了這隻漲價到30億美元的“麻雀”。

恰恰是這些鏽蝕的殘骸，在風吹日曬中見證着美國基礎加工行業與工程師的坍陷

而這背後已經不只是製造業的傾頹，而是聯邦與州之間、州與州之間的“老反動遇上了新問題”；是地域之間、行業之間、黨派之間、Old money與新貴之間、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盤根錯節的利益矛盾新發酵。這也就直接導致了美國“製造業迴流”喊了小十年，口號震天響，現任總統還在不斷攻擊自己前任毀滅了美國的全產業。

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台積電被逼迫着吭哧吭哧跑到美國建廠，不僅是工程進度緩慢，並且測算在建工廠的產能，甚至到不了該公司在台灣5nm和3nm產能的五分之一。

本文開頭提到的布魯金斯學會約翰·維拉森諾也領悟到了這個問題，出口管制促使被管制國家加速自主研發，卻讓自己國家在路徑裏躺平。他大聲疾呼：通過出口管制遏制競爭對手的策略可能適得其反，美國應更注重投資、發展自身創新能力。

沒人聽他的，國會山上，白房子裏，誰這麼多嘴？小心“通中”！

美國持續管制，反而可能導致“去美國化”反噬

與貿易戰一樣，美國對華技術遏制，也在重塑全球貿易關係網，強行給中國的貿易伙伴增添了巨大的合規性風險，並由此衍生出了財務風險。這也對中國的保增長、穩外資構成了巨大挑戰。

但同時也要看到，力是雙向的。美國以行政干預市場的行為，也將擾亂自己和盟友的高新技術產業乃至於整個市場。並且只要中國能夠保持最大的生產規模，只要能夠繼續釋放14億人的消費潛力，這種擾亂的反噬還將進一步放大。

簽下過“大陸封鎖令”的拿破崙表示：這事情我熟

過去這些年，筆者看到了不少皆有製造業流向越南、印度等國販賣焦慮的情況。這一論調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勞動密集型也需要大量配套的基本規律，而不是搬個生產線就能萬事大吉。但現實中，越來越多企業在轉移過程中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這些實際案例也正在不斷反駁類似的論調。

但還有一種現象更是被忽視，那就是高科技產業中也開始出現“去美國化”，這不僅出現在中國企業中，甚至部分美國企業也開始出現這種現象。以半導體行業為例，全球頭部半導體設備廠商中，科磊（KLA）被曝出制定在美國收緊制裁時推動其產業鏈的“去美國化”的應急計劃。泰瑞達則已經在拉美、東歐、東南亞開設了一系列分廠，實現了大部分零部件的去美國化，國內銷售的設備當中的美國來源佔比也已經低於3%。

也正因此，在美國不斷收緊管控的情況下，美國面向中國的半導體設備銷售反而增加到了四成以上，科林研發、科磊、應用材料等核心企業從2022年底以來，中國市場佔總營收的比率提高一倍以上。有了這些數據，也就不難理解如今特朗普為什麼這麼急迫地勒令美國企業回國投資，並在與各國達成所謂“貿易協議”時都要帶上赴美投資額的條款。

應用材料和科林研發近年來營收在華佔比 日經中文網。

然而，特朗普協議中的“投資額”與“貿易協議”一樣，首先在概念上就流於形式，國家有沙特、公司有蘋果，都紛紛偷換概念，把正常的供應鏈交易也稱為“投資”。日本與歐盟也正在對各自前期許諾的投資額各種跳票。哪怕是台積電這種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而一再加碼投資美國的企業，也不停地在對外吐槽着在美芯片工廠的成本要高出原本在台工廠50%～100%。

美國如此勒索各國交關税、領配額、承諾投資“一鍵三連”，片面注重自己利益、甩脱國際責任的行為正在激發更大的反彈，連基礎研究領域，都已經開始出現了“去美國化”的呼聲。

就連nature官網上都開始打出標題“如何使全球科學去美國化”

政策的缺位、政治化的操弄、產業配套的拉胯、供應鏈的重構，正在對科研相關從業人員的信心造成了打擊。根據美國“自然職場”平台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一季度，美國科研人員提交的海外工作申請較2024年同期增長32%，在該平台瀏覽海外工作崗位的美國用户數量同比增長35%。從歐羅巴到東南亞，全世界都開始掀起一場針對美國的“搶人大戰”。

這不只是簡單的人才流動，其背後還有着道統根子的合法性問題。美國長期標榜自己全球科研領導者身份，凡為領導，就要有所付出，能夠把科學視為公共利益、將知識分享全球。而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為顯然與此背道而馳，和他的其他政策一樣，都將以美國“軟實力”為代價去飲鴆止渴。

我們可以期待新一輪高新技術人才迴歸的浪潮，《南華早報》做了一個非常振奮人心的預測，在這一階段中國將不僅是吸收人才，更是吸收學科。當“美國嫉妒地保護科技，而中國則提供了一個協作生態系統”。

筆者前文曾説過，美國軍事、科技、金融三根支柱，其中最堅挺的是金融。姑且不論國內某些操盤手的姿勢水平與思想鋼印如何，我們以科創帶動實體的全方位發展，至少能給霸權主義在金融上埋下一個大雷。

近來，美國科技股的估值正在迅速攀升。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歷史市盈率（P/E）已達到27.1，明顯高於19.6的歷史平均水平。巴菲特指標（股市總市值和GDP的比值）在2024年第二季度突破2.96，超過了高估警戒線2.0，正處於歷史最高水平。此外，到11月底，預期市盈率攀升至22.3倍，接近1999年科技泡沫時期的歷史高點。這些數據表明，美國科技股的估值可能正接近泡沫的邊緣。

雖然美國科創行業的業績也仍處於上升趨勢，但是中美之間此消彼長的態勢，一旦促成美國企業利潤率與市場份額滑坡持續性滑坡，就將對預期造成顯著影響。其實今年1月DeepSeek的橫空出世就是一次預演：個別企業在局部方向的突破尚未完全轉化為商業價值之前，就在短時間內就造成了英偉達、博通、甲骨文各自10%-20%的市值滑坡。別看現在又漲回來了，可未來的一浪更比一浪強，他又為之奈何呢？

美國解除技術出口管制是基於美方先賺錢，我們的重心自然是我們先賺錢。

因此，不難得出結論了，美國對華科創行業的制裁，尤其是出口管制，雖然給我們造成了痛感，但對美國的反噬更大，且由於美國國內的積弊，還在進一步加劇潰瘍。

面對這樣的問題，美國一定會秉承一貫的自己生病、逼他人吃藥的作風，進一步收緊對中國製裁。近期貿易戰形勢又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美國接連宣佈與歐盟、日韓、東南亞多國達成所謂的“協議”，雖然有誇大粉飾之嫌——譬如每個“協議”事實上都缺乏具體條款，甚至談判雙方連框架內容的詮釋都存在分歧，是至少為我們描繪了一種可能，即美國正在利用與其他國家談判的機會，先行試探出“對等關税”以及若干管制和配額推動在大方向上的可行性，進而得寸進尺，採用極限施壓，強推技術管制、轉口貿易、特定商品採購等領域的“美國優先”。

誠如是，如今美國對華的緩和更像是一種緩兵之計。美國在上一階段“對等關税”全面強推失敗後，利用與華談判的時間窗口一面修復上階段損失，一面醖釀對華的強力制裁，發動新的“重點進攻”。未來的進攻重點可能是特定商品的關税，也可能是聚焦於貿易關係、技術標準、對實體制裁、技術管制等非關税制裁手段。

時間對雙方是公平的，相信我國的頂層設計也早已打磨反制措施多年，一階段反制的成功已經充分説明了這點。而在下一階段的應對上，基於上文的分析，雖然筆者一直建議要系統性應對美國的非關税制裁，但是重心大可放在其他方向。就算上了談判桌，基於美國先賺錢的“解除出口管制”優先級也該大大靠後。

這就不該是它與我們討價還價的條件，而該是它的義務，對中國的義務、對國際責任的義務，更是對美國企業和人民的義務。義務是不該交易的。

在抵制美方將技術出口管制“虛空造牌”後，重心之一要放到我們的出口上，雖然現在我國的順差屢創新高，但正如前文展現的，我們在高附加值終端商品上的利潤與市場份額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可以想見，美方必然會要求相關國家加大對美貨的採購與轉口貿易的自查，壓縮我們的空間。這就更加要求我們不能只滿足於商品和工程的銷售，還需要實現包括資本、標準、運營在內的一攬子輸出。

我們可以通過打造場景開路、運營搭橋的外循環高地，系統性構建跨國產業鏈，把科技優勢轉化為可實現超額利潤的全球化產業體系，同時與國內內需形成聯動，協同促進雙循環發展。

可以預見，在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接洽過程中，後續也會出現“夾心餅乾”的局面。一方面，美國通過各種“領袖計劃”、交流項目、夥伴基金等等，對其盟友滲透已有幾十年之功，這同樣是和平演變，本次貿易談判已經證明，未來我們很難再獲得這些國家能在戰略協同層面表現出戴高樂、海部俊樹、默克爾那樣的獨立性。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關注到這些“依附型政客”對美國的盲從一樣會危及本國利益，依然可以利用好資本無國界的特性，團結一批西方的品牌企業強化互惠合作，進而對沖美國掀起的“重點進攻”。

此外，正如筆者在前文所呼籲的那樣，針對美國的反制不能僅滿足於關税戰等具體事項的對等反制，而應立足於打破美國非關税制裁的戰略格局，對內完善跨部門協調機制，對外主動設置議題，發動系列反擊。

事情走到這一步，我們已無需被動應對，應該以更為主動進取的姿態，明明白白地讓美國和全世界都知道：寇可往，我亦可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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