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對話薩克斯： 如果中印關係重回正軌，將預示多極化世界真正到來-張維為、傑弗裏·薩克斯

7月21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聯合國前高級顧問傑弗裏·薩克斯來到復旦大學逸夫科技樓，與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展開對話。

薩克斯教授以《以色列-伊朗衝突及其全球影響》為題做主題演講，並將話題拓展到了更廣義的地緣政治領域。本文是二人對話及聽眾提問的精彩內容環節。

他犀利分析了在當下無規則可言的多級世界中，俄烏衝突、伊以衝突、巴以衝突、印巴衝突背後的美西方干預因素。並且預計，2050年的美國佔全球經濟份額按購買力平價將回到11%的水平，屆時美國的霸權會衰退。但在他看來，這些所謂的帝國特權並不那麼值得留戀，即所謂發動戰爭的權利、推翻政府的權利，以及借債到極高額度然後陷入債務危機的權利。此外，他還回應了中歐關係、中日關係和中印關係等敏感話題。

這場對話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十週年紀念活動之一，由中國研究院聯合底浪文化共同發起。

“美國最近幫了中國一個大忙”

**張維為：**非常感謝薩克斯教授全面、簡潔、連貫又深受啓發的演講，我對此深表讚賞。接下來我們將進入對話環節，之後將開放給現場觀眾提問。

你談到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新的主導力量，當時的整體格局就形成了我們所説的“單極世界”。而現在我們正處於一個極為敏感的階段。根據我和其他許多人的研究，多極化其實已經存在了，但多極世界秩序尚未形成——它仍在孕育之中。

這時候，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一個危險的時刻。我個人認為，在這種由美國主導的單極格局中，如俗語所言：“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正如你所提到的，美國在中東策劃了七場戰爭，這便是例證。

但有趣的是，看看當下的局勢，在中、俄、美這三個主要大國中，俄羅斯捲入了烏克蘭戰爭，這一點爭議很大。不過我認為，有一點得到了許多國家和人民的支持——俄羅斯方面公開表示，他們希望顛覆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秩序。因此我將俄羅斯稱為“革命者”。

中國的立場則更為複雜，我把中國稱作“改革者”。我們認為當前的國際秩序並非那麼理想，但正如鄧小平所説，要趨利避害——對其中有益的部分充分利用，對不好的部分則加以抵制。

美國主導並推動的全球化，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但中國只擁抱經濟全球化，不接受政治層面的全球化。美國在拜登政府時期及之前，一直是單極世界的支持者。然而到了唐納德·特朗普時期，情況開始改變。如果把俄羅斯比作“革命者”、中國比作“改革者”，那麼特朗普執政時的美國就是“拋棄者”，他拋棄了整套秩序，他認為，新自由主義和顏色革命已經掏空了美國。

不過從最新動態來看——你或許也有關注，在伊以衝突之後，美國與俄羅斯的會談以失敗告終。特朗普提到給俄羅斯“50天最後談判期限”要與烏克蘭達成和平協議，不久又恢復了對烏克蘭的武器供應。

在你看來，這僅僅是一種戰術策略，還是預示着對俄羅斯關係的轉變，是否意味着美國正重新倒向軍工複合體？或者説，美國是否有希望擺脱軍工複合體的影響，至少能與它保持更大的距離？我想聽聽你的看法。

**薩克斯：**首先我想説明一點：如今的世界是多極化的世界，但並非是多邊的世界。在我看來，多邊主義意味着有一套國際秩序、法治原則以及《聯合國憲章》等一系列規範。我們之所以處於多極世界，是因為權力明顯分散在多個主體手中。依我看來，中、俄、美、印是四大強國，歐洲則處於中間位置。但無論如何，我們尚未明確世界應當如何運轉。

遺憾的是，聯合國未能發揮其應有的平台作用，它顯得十分弱勢，畢竟聯合國的成立初衷，正是為了構建多邊秩序。我認為，呼籲打造“聯合國2.0”（也就是強化聯合國體系）非常重要。其中有一點建議是應在中國設立一個主要的聯合國分部。

除了聯合國代表機構，中國並沒有其他聯合國駐地機構。我常去羅馬出差，那裏有三個聯合國機構，維也納也有好幾個，日內瓦亦是如此。所以北京或上海理應設立一個主要的聯合國駐地機構。

在我看來，這個機構可以定位為“全球環境解決方案中心”。因為憑藉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優勢，中國將在解決全球環境危機中發揮引領作用。因此，我希望看到聯合國在中國擁有強大的影響力，我也認為這將真正有助於建立多邊秩序。

位於美國的聯合國總部

目前，聯合國總部設在紐約東河沿岸，但美國對聯合國並不上心，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重視聯合國體系。不過美國，尤其是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總體而言，將聯合國視為其推行霸權的阻礙。當然，特朗普並非孤立主義者，他想要的是美國擁有隨意支配他國的權力。他認為美國有這個能力，所以會説“我要加徵關税”，還覺得其他國家會因此徹底妥協。而中國的回應是：“你若加徵關税，我們就停止稀土出口。”

這一招幾乎讓美國經濟陷入停滯。所以在這場博弈中，美國並沒有太多底牌——無論用什麼比喻來形容都是如此。順便説一句，有個比喻雖常見卻很貼切：俄羅斯在下國際象棋，中國在下圍棋，而美國在玩撲克。

德州撲克

在我看來，撲克遊戲有兩個特點：一是玩一局的時間短，能夠很快打完一局又開一局。比如“這局輸了，那就再發動一場戰爭”，他們總是不停地這樣做那樣做，沒有連貫且複雜的策略。

二是非常虛張聲勢。國際象棋不需要虛張聲勢，圍棋我認為也不需要，但撲克需要——手裏沒牌的時候，偏要説“我牌很好”。這其實體現了不同的行事思路和自我認知。

中國的佈局着眼長遠、錯綜複雜，非常明智，俄羅斯也相當有戰略眼光。普京總統不是衝動的人，他冷靜且理性。聽俄羅斯評論員分析戰局時，感覺就像在聽國際象棋的棋譜分析，他們從容不迫，比如“下一步走H4，這樣對方的棋子就面臨威脅了”。而在美國，事情必須在下週解決，一場博弈不能持續超過一個新聞週期。這本身就是一大挑戰。

但無論如何，我們既沒有有序的多極化，也沒有多邊主義。當前的多極化缺乏秩序和理性，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實現有序的多極化與多邊主義？我認為，如果世界能和平度過未來20年，形勢就能穩定下來，意識形態和全球政治格局就將與全球經濟、權力及金融實力的實際分佈相匹配。

目前我們正處於一種脱節狀態：權力已經轉移，但意識形態尚未隨之轉變；美國在各類正式國際機制中的影響力，仍大於其實際能力。比如美元仍是實施制裁的工具，但10年後，國際結算可能會改用人民幣而非美元，美國的制裁體系將難以奏效。

因此在我看來，這只是時間問題，但轉型期潛藏着巨大風險。只要能平穩度過這個階段，一切都會好轉，因為虛幻的認知不可能維持幾代人那麼久，人們遲早會認清現實。

那麼我們該如何認清現實？首先，中國應當繼續傳遞理性認知，而且我認為中國在這方面做得不錯。但由於全球媒體以英語為主導，中國的聲音並沒有被廣泛聽到。這是一個問題。

其次，我們需要讓全球年輕人凝聚起來，共同打造一個比老一輩所處的世界更貼合現實的世界，這是第二個重要舉措。

第三，我認為中國應與“全球大多數”國家合作，也就是除美國、歐洲和英國之外的國家，這些國家佔世界總人口的約85%，中國在其中佔比約18%，也就是説，中國可以與佔世界人口約67%的那些國家開展合作。而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希望與中國開展良好合作。

美國最近其實幫了中國一個大忙：它宣稱對氣候變化、電動汽車、可再生能源等領域不感興趣。對中國來説，這無疑是好消息——既然美國不做，那就由我們（中國）來做。

中國將在全球開展大量相關業務，這會成為未來25年中國的增長動力。中國會與世界其他國家合作，至於美國，它想加徵關税也好，做其他事也罷，隨它去。只要能避免災難，我認為一切都會順利發展。我相信，10到15年後，美國會意識到自己已經落後太多，到那時它就會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並且學會更友善地對待其他國家。

米爾斯海默的“大國衝突”論大錯特錯

張維為：説得真好。你用“玩撲克”打比方，讓我想起關税戰爆發後不久流傳的一幅熱門漫畫：特朗普手裏攥着一大堆牌，對中國領導人説“你看，我有這麼多牌”，中國領導人則回應“可這些牌都是中國製造的”。

另外，今天上午我們接待了25名美國學生，他們來中國研究院參加對話活動，就像你説的，這會推動中美年輕人之間的交流。我還試着闡釋了中美兩國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美國的邏輯很明確，非友即敵，非好即壞，界限分明。而中國更着眼長遠，認為（他國）要麼是朋友，要麼是潛在的朋友。

這背後其實是哲學層面的差異。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的視野要長遠得多。以菲律賓為例，即便中菲關係出現波折——我們知道菲律賓國內政治局勢起伏不定，本屆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但我們有耐心。無論存在何種爭議，哪怕是所謂的“衝突”，最激烈的也只是發射水炮對峙，不會動真槍實彈。雙方都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保持着一定尊重。

2025年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23次高官會 外交部新聞

現在我想請教的是關於中國崛起的問題。中國可以説是一種新型的經濟、政治、軍事超級大國。我記得啓蒙運動時期，荷蘭哲學家巴魯赫·德·斯賓諾莎説過這樣一句話：和平並非僅僅是沒有戰爭，它本身就是一種美德。而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中國文化確實崇尚和平，視和平為首要價值。即便在《孫子兵法》這部名著裏，開篇也強調“慎戰”的思想。

這讓我想到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一戰後，他在1920年到訪中國的北京和上海。當時中國因長期與歐洲列強交鋒且屢屢受挫，中國知識分子對自身文化和文明深感失望。但羅素卻勸告中國同行説：“你們的文明其實非常了不起，它以美德和對和平的追求為根基。”他還做出了一個十分準確的預言：“總有一天，中國會擁有強大的自衞能力。到那時，中國對和平的追求與崇尚和平的美德，將成為世界的巨大財富。”

1920年羅素在中國 新京報

這又讓我想到，在美國，有個近乎“禁忌”的話題：沒人能説“美國會淪為世界第二”，美國必須是第一。而中國政府明確表示“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非第一。”儘管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官方數據，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早在2014年就已是全球最大經濟體。

這一點很有意思，不久前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在幾次採訪中公開表示：“我們必須對中國保持高度警惕，因為中國的高超音速導彈系統能在20分鐘內擊沉美國所有航母。”

確實，中國已建立起強大的國防能力，但同時我們也公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先發制人。那麼，中國這樣的國家崛起後，是否會改變新國際秩序中的權力結構？是否會降低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

薩克斯：謝謝你引用了這麼多精彩的內容。

當然，在美國政治學領域，國際關係研究存在一個核心問題：是否存在普適性原則？我們現有的理論正確嗎？作為美國國際關係研究主流學派的現實主義，能適用於中國乃至世界其他所有地區嗎？

我其實很認同你的觀點：美國的國際關係視角極具特殊性，它深深植根於歐洲及盎格魯-撒克遜（尤其是英國）的歷史經驗，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世界理論”。

事實上，我們需要理解並構建一種能被世界各國認同的新理論。如你所知，現實主義理論認為，每個國家都是主權行為體，不存在凌駕於民族國家之上的權威，而世界本質是危險的。在英國人的認知裏，這是一個霍布斯式的《利維坦》世界，“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的世界；在美國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看來，每個國家都必須為生存而戰。

因此，在這樣一個危險的世界裏，衝突不可避免。正如約翰·米爾斯海默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所言，大國悲劇具有必然性，因為國家無法用“其他方式”解決問題。我曾對他説：“約翰，你這是把戰爭變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他回答：“沒錯。” 我又説：“可這場戰爭毫無必要。”他説：“的確，但它終究會爆發。”

平心而論，他的理論有一點值得肯定：它或許精準描繪了美國的思維模式。但在我看來，這不是具有全球適用性的理論，它只是美國心態的寫照。在那本書裏，他專門用一章討論中國，卻否定了中國有不同視角的可能性。我認為他大錯特錯，無論是從歷史還是概念層面，這種觀點都站不住腳。

在我看來，中國與西方的經驗差異在於：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大陸國家，已有兩千多年曆史。若是從公元前221年算起，至今已經約2246年。期間雖有王朝更迭導致的短暫分裂，但總體上保持着統一。

歐洲曾在羅馬帝國時期接近統一，卻並未完全統一，因為萊茵河以東、多瑙河以北的歐洲地區從未被羅馬掌控。不過羅馬帝國確實令人驚歎，疆域遼闊且在鼎盛時期維持了近五個世紀的相對穩定。但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這種穩定被瓦解，歐洲再未實現統一，儘管查理曼、拿破崙、希特勒等多次嘗試，也未能成功。

                                                   

中國地形圖 維基百科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深刻的歷史問題，儘管我們無法通過實驗來驗證它。我認為原因有兩個（埃裏克·瓊斯關於歐洲的著作有過精彩分析）：其一，地理條件幫助中國實現統一。中國如同一個“天然盒子”：北方是乾旱地帶，西方是喜馬拉雅山脈，南方是熱帶雨林，東方是海洋。除北方外，這個“盒子”難以被入侵，喜馬拉雅山脈無法翻越，太平洋沿岸也極難登陸；而東南亞與中國之間的熱帶雨林，既是疾病屏障，也是後勤障礙，這讓中國具備了地理上的統一性。歐洲的情況則截然不同：太容易被入侵，權力中心分散，統一難度極大。這是一個區別。

其二，我認為中國的語言統一性起到了關鍵作用。中國創造了一個“奇蹟”：一種書面語對應數十種方言。即便作為局外人，即便聽了無數次解釋，我至今仍覺得不可思議，但正是這種語言統一性，早在兩千年前就凝聚了政治共識。

語言無疑是世界文化中最大的隔閡。如果能説同一種語言，開戰的可能性會大幅降低，如果語言不通，戰爭有時似乎難以避免，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對方在表達什麼。這聽起來或許原始，卻在歐洲產生了深遠影響。直至今日，歐洲仍未形成統一的理念，歐盟雖然有一定的聯合，卻仍是由27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組成的鬆散體。這也是歐洲成不了大國的原因：內部過於虛弱和分裂，無法承擔大國的角色。

因此，在我看來，這種差異深刻影響了地緣政治。首先，中國本土的戰爭經驗主要來自北方草原民族，除此之外，中國有過數百年的和平時期，因此和平對中國而言並非陌生概念。但在歐洲，近兩千年來（或説一千五百年來）幾乎戰火不斷，很少有和平。比如英國和法國幾乎每年都在交戰。

此外，這點如果有錯誤，歡迎指正：我認為東亞的儒家文化及共同文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從實證的角度看，從1368年明朝建立到1839年英國入侵，這500年間，中國從未對東部鄰國發動過戰爭：從未入侵朝鮮，從未入侵日本，一次都沒有。唯一的例外是1410年至1427年，中國與越南北部有過17年的戰爭（與中國史書記載時間略有出入，編者注），除此之外再無戰爭。

如果你是一個堅持了500年的現實主義理論家，你會發現自己無事可做，沒有戰爭可分析，你幾乎完全失敗了，因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描述。那麼，我們怎麼能假設今天的現實主義與五百年前現實主義是同一種理念、同一種心態呢？

我認為並非如此。我認為確實存在一種不同的理念，而且我認為這是事實。中國在大明歷史上幾乎未進行過海外征服運動。而歐洲在過去500年裏一直在這樣做，甚至更早之前，只要條件允許，歐洲就在地中海地區和中東進行了長達2000年的征服運動。所以，我認為歷史確實不同，心態也確實不同，我們需要一種國際關係理論，能夠尊重這些差異，並幫助人們理解這些差異。

當我在美國説這些時，他們會説：“哦，這太可笑了。”他們無法想象和平。他們無法理解中國和日本為何能1000年不發生戰爭，而正如我所説，英國和法國幾乎每年都在交戰。

在亞洲，當入侵發生時，總是日本入侵中國，而不是中國入侵日本，除了1274年和1281年蒙古皇帝兩次試圖入侵日本。但我不認為那是中國的入侵，我認為那是蒙古人的入侵。除此之外，中國從未攻擊過日本。

因此，我也對我的日本朋友説：放下吧。是你們攻擊了中國，中國沒有攻擊你們，所以不要再把中國視為敵人，也不要再依賴美國來為你們提供防禦，因為你們不需要防範中國。中國不會入侵日本，它從未這樣做過，將來也不會。這是我的看法。

張維為：謝謝。我簡單總結幾句，之後我們就開放提問。你提到中國維護和平穩定的傳統，這讓我想到一個情況：慕尼黑安全會議前年發佈了一份報告，名為《雙輸》。實際上，這指的是歐洲的“雙輸”。

《2024年慕尼黑安全報告：雙輸？》 慕尼黑安全會議官方網站

再看看亞洲，以中國和東盟為例，這裏是“雙贏”的局面：五十年來沒有戰亂，各方專注於發展與繁榮。

這形成了鮮明對比。核心差異在於，中國扮演着和平角色，而美國扮演着好戰的角色，這是關鍵的區別。

但與此同時，作為現代國家，中國的立場十分堅定。我們無法理解俄羅斯為何容忍北約五次擴張。中國明確表示：北約絕不能向亞洲擴張，一次都不行，這是不被允許的。這一點至關重要。

薩克斯：這很聰明。

歐洲領導人：私下説一套，公開説一套

張維為：現在我們開放觀眾提問環節。請大家不要發表評論，只要簡潔明瞭地提問即可。

王驍：張教授、薩克斯教授，你們好。我是王驍，是一名獨立媒體人，主要關注國際關係領域，並製作相關視頻。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想請教兩位教授：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世界正從單極向多極轉變，很多人覺得世界本可以形成多個獨立力量極，但歐洲似乎並未展現出這樣的態勢。比如，儘管歐洲製造業產能有限，但仍在推動歐盟與中國“去風險”，而且僅僅因為中國沒有像歐美那樣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中國就被貼上了“負面標籤”。那麼，你認為歐洲有潛力成為真正獨立的一極嗎？當下中國應如何與歐洲互動？

第二個問題想請教薩克斯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已成為親巴勒斯坦學生運動的重要陣地。作為外部觀察者，我們只能通過新聞報道瞭解相關情況。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你是否有更深入的見解？你認為美國的下一代能否擺脱“帝國思維”的影響？

張維為：其實我上週剛從柏林回來。説實話，歐盟官員仍然相當傲慢。他們想讓中國和俄羅斯劃清界限，還説只要這樣做，他們就會跟中國開展各種貿易合作。我當時就説，天哪，你們該醒醒了；你們既沒有獨立性，也沒有自主權。

我還説，中國就像一列高速行駛的動車，不會停下來等你們醒悟。所以説，我們對歐盟真的很失望。它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已經成了美國的附庸。除非它能意識到自身的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會等它。就是這樣。

薩克斯：我認為歐洲當前的局勢相當令人費解，它如今缺乏有效的外交行動，無論是對華外交還是對俄外交都是如此。他們與澤連斯基總統頻繁會面，但這不是外交該有的樣子。

這是外交的失敗。歐洲與俄羅斯之間沒有通過談判達成安全協議，而實際上，這樣的協議並非難以達成。問題出在哪裏？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之一是：歐洲尚未形成真正的“歐洲一體”認同。

説到底，歐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聯盟”，它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實力太過薄弱。外交政策仍是各個成員國的專屬權力領域，而且各國的觀點分歧嚴重。順便説一句，這一點讓我十分困惑，因為我對這些國家及其政府都很瞭解。

他們私下跟我説的話與公開場合的表態完全相反。所以正如你剛才所説，我覺得當前整個局面令人不安，這對歐洲而言是重大失敗：部分問題在於歐洲盲目追隨美國；另一部分問題原因是，歐洲目前缺乏有力的領導。毫無疑問，與中國開展貿易符合歐洲的利益，這也是歐洲恢復經濟活力的關鍵。

美國對此加以阻撓，而許多歐洲國家選擇盲從，不少歐洲政府對此也感到困惑。我希望有一種可能：歐亞大陸上其他一些獨立行為體，能幫助中歐關係切實走近。

我舉個小例子。上週我在中亞，特別是與烏茲別克斯坦政府進行了會面。他們提出一個構想：中亞五國（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共同打造一條連接中國與歐洲的“中間走廊”。這裏是古絲綢之路的途經之地，他們希望建成一條集交通、數字、環境於一體的走廊，這個構想很有意義。

                                                      

歷代絲綢之路途徑國家 絲綢之路歷史信息開放平台

所以我建議他們：邀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之展開合作，邀請歐洲的“全球門户”計劃與之展開合作，同時對中歐雙方表示 “希望你們能攜手推進中間走廊這項共同事業”。也就是説，中亞可以像一塊 “磁石”，吸引中歐雙方開展務實合作，因為中亞處於兩者之間，需要與雙方都保持良好關係。

我不知道這能否成功，但這是我打算推動的方向。

換句話説，我們要為中歐合作尋找務實可行的路徑，比如在歐亞大陸基礎設施建設、現代化進程、綠色技術投資等領域開展合作，暫時擱置意識形態方面的主張，聚焦務實操作。因此，我並未對歐洲失去信心，但就目前而言，歐洲不是中國的有效合作伙伴。因為他們有內部分裂、意識形態束縛、對美國的依賴、內心的恐懼以及傲慢等問題，這些都讓中歐關係無法正常發展。

“我每天都在呼籲：美國盲目支持以色列的遊戲該結束了”

聽眾提問：剛剛在交流中多次提到米爾斯海默教授，他在書中指出：以色列遊説集團對美國的中東外交政策有着主導性影響。那麼在您看來，以色列遊説集團在這場衝突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

第二個問題是，你的另一位朋友塔克·卡爾森大約兩週前發佈了對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的採訪。我引用一下采訪內容：正如你所提到的，伊朗和美國當時正在談判桌上進行磋商，之後以色列發動了襲擊。在重啓談判方面，伊朗總統提出了一個條件：即我們如何重新信任美國？我們進入談判後，如何確保談判過程中以色列政權不會再次被允許襲擊我們？你如何評價德黑蘭與華盛頓之間的外交現狀？你認為美國會採取一些單邊行動來建立信任嗎？非常感謝。

                                                     

伊外長表示：“在以色列停止侵略之前，與美國沒有談判的空間。”

薩克斯：關於美國為何與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政府的訴求）保持如此緊密的一致，我認為有三個原因可以解釋。第一，美國安全部門將以色列視為美國安全體系的一部分。例如，中情局（CIA）與摩薩德（Mossad）之間的聯繫深厚、強勁且由來已久。

因此，軍工複合體或新保守主義運動將以色列視為重要戰略盟友。當然，還有所謂的 “猶太復國主義遊説集團”，這是一個支持以色列事業的意識形態遊説集團，無論以色列政府宣稱的 “事業”是什麼，它都會支持。而且存在兩個不同的親以色列遊説集團（或者説猶太復國主義遊説集團），這一點尤為值得關注。

第一個是基督教遊説勢力，也就是支持以色列的基督教羣體。在我看來，這個羣體在美國政界有着強大影響力，其原因比較離奇。在某些基督教流派中，尤其是所謂的新教福音派，他們認為猶太國家的存在是上帝預言的一部分，而這一預言必須實現，才能迎來耶穌基督的迴歸。

這是一種極具宗教色彩的觀念，源於對基督教《聖經》最後一卷《啓示錄》的解讀。這種理念在某類基督教羣體中影響力極大，這個羣體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其他多數基督教羣體，而是一個特殊羣體。該羣體包含數百萬美國民眾，據我統計，特朗普的選民中超過40%都屬於這個新教福音派羣體。

他們堅定支持以色列，而支持的依據是一本2500年前的典籍，而非當下的現實事件。但他們會將當下的事件解讀為上帝的預言。這聽起來有些奇怪，但卻是事實。

第二個是猶太遊説勢力。由於以色列是猶太國家，多數美國猶太人對其表示支持。而且許多美國猶太人財力雄厚、身居要職，是重要的競選資助者，也是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從人數上看，美國猶太人的數量比基督教福音派少得多，兩者比例約為 1:10，差距懸殊。但就社會和政治影響力而言，猶太遊説勢力同樣是重要力量。因此，很難完全準確地評估這種影響力的全部來源。

還有一種説法是，以色列成功對許多美國政客進行了勒索。所謂的“愛潑斯坦事件”就與此相關。有説法稱愛潑斯坦是摩薩德特工，被用來勒索美國政治精英，我認為這種説法有一定可信度。雖然我無法證實，但很多資料都對此有所記錄，所以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此，這個遊説集團通過多種方式施加影響力。儘管如此，這種影響力對美國的利益極為不利。一個真正代表美國利益的總統，應該拒絕這種壓力，而這正是特朗普曾宣稱要做的。他説 “我會把美國放在首位”，如果他真的踐行“美國優先”，就會告訴以色列政府：“我們不會為你參戰，不會為你提供屠殺巴勒斯坦人的武器，我們會支持‘兩國方案’。”

但特朗普並沒有這麼説。問題在於，他究竟感受到了何種壓力？秉持着何種理念？又或是收受了誰的好處？我認為這其中仍有謎團，也可能他同時受到了所有這些因素的影響。

説到伊朗，美國實際上從1953年起就與伊朗（或者説與伊朗人民）處於敵對狀態。72年前，美國推翻了伊朗當時的政府，隨後在1953年至1979年間扶持了一個警察國家並持續了很長時間，也引發了伊朗民眾的強烈不滿。伊朗革命爆發後，美國又向伊拉克提供武器，用於攻擊伊朗人，這種情況持續了數年。

                                                    

1951年9月27日，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德向支持者重申了他的石油國有化觀點 AP文件

因此，美國對伊朗的敵意由來已久。我當然認識許多伊朗領導人。去年9月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出席聯合國會議時，我有幸與他會面。我去過德黑蘭，也認識一些伊朗外交官，至少10 年來，他們一直在積極尋求與美國實現和平。

但以色列阻礙了美國的這些和平努力。事實上，各方曾達成《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即伊核協議），但後來被特朗普否決並退出。所以這件事再次説明：與伊朗和平相處才符合美國的真正利益，但以色列政府因其激進態度（主張推翻反對自己的政府，而不是支持“兩國方案”）阻礙了外交進程。

在這種情況下，伊朗當然不可能信任美國。唯一可能奏效（儘管尚未奏效）的途徑，是通過聯合國安理會達成協議，即由俄羅斯、中國以及安理會中的歐洲國家（法國和英國）共同作為擔保方。

這種方式理論上可行，但目前我們離這一目標還很遙遠。據我們所知，特朗普並未尋求與伊朗開展外交接觸。而且即便雙方接近達成外交協議，以色列也會竭盡所能加以阻止：它可能會再次轟炸伊朗，也可能在華盛頓製造政治壓力。

美國最需要做的，是告訴以色列：“住手。我們不是你的附庸國。你們也不必成為我們的附庸國，我們不會盲目支持你那些完全錯誤、非法且充滿暴力的外交政策。”我每天都在呼籲：美國應該告訴以色列：“這場遊戲該結束了。我們現在要代表和平，而不是代表你。和平會讓你受益，但這不是因為我們為你打仗，而是因為你與巴勒斯坦人民和平共處。”

“俄烏戰爭仍將繼續，直到美國採取明智的行動”

聽眾提問：我是一名俄羅斯記者，我想問一下俄烏問題。上週，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表示，如果莫斯科和烏克蘭在50天內未達成和平協議，美國將對俄羅斯及其貿易伙伴（可能包括中國）徵收100%的關税。此前，特朗普的政策就已表明這一點。例如，特朗普對中國和巴西的關税政策表明，世界上每個人都在聽從他的指令。現在他又要對俄烏衝突實施威脅了。那麼您如何看待這些新的威脅？最終結果會怎樣？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您認為俄烏衝突將如何結束？謝謝。

**薩克斯：**我認為這些威脅沒有多大意義。我認為如果美國真的試圖施加所謂的次級制裁，中國也會作出回應，這種回應基本上會讓美國經濟停擺。

我認為美國沒有能力強行推行這種單方面的政策。這正是我之前提到的問題，華盛頓方面普遍存在一種傲慢，而特朗普尤其傲慢，而且也不太聰明，他是真的相信自己説的話。

但他説的話毫無道理。這就是為什麼最初特朗普揚言對中國加徵超高關税的時候，這個措施只持續了幾天。中國表示“不”。中美現在也沒有恢復到正常的關税水平。美國不能強行施加這種懲罰。如果美國這麼做，世界其他國家只會對美國説：“好吧，那你自己玩去吧。我們不需要和你貿易，我們可以彼此之間貿易，你也別想和我們做生意。”所以我認為這種威脅不會奏效。

問題在於，特朗普或許確實想結束這場俄烏衝突，但他又不願意接受那些明擺着的停戰條件。比如説，特朗普應該對美國人民講清楚，而不僅僅是對俄羅斯和烏克蘭説：北約不會再擴張了。這是一個錯誤，是一種挑釁，我們不會再支持這樣的做法。但他並沒有這麼説，據説他私下對普京總統説過。但在公開場合，特朗普不願意承擔為俄烏和平付出的政治代價。

但這正是美國總統的職責，要向美國人民解釋：我們犯了一個錯誤。當然，這確實很難。但特朗普其實挺擅長這麼做，因為他需要説的是：“奧巴馬犯了錯，拜登也犯了錯，我從不犯錯，所以我要糾正他們的錯誤。”

好吧，我們可能會對他的話翻個白眼，但也許這樣真的能實現和平。我本以為特朗普會這麼做，但他最終沒有邁出這一步。如果你注意到的話，那些參議員甚至比特朗普還愚蠢。

很遺憾地説，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是我們世界上排名第一的最愚蠢的政客。還有一位民主黨參議員理查德·布盧門撒爾（Richard Blumenthal）是我的鄰居，因為他住在康涅狄格州，我住在紐約。簡直難以置信，正是他們在推動這些制裁和關税。比如，理查德·布盧門撒爾就是軍工複合體的主要支持者，他真的很沒有膽量，不敢對美國人民講出真相。

結束這些戰爭是總統的職責。我們確實有過幾位不錯的總統，但更多的是平庸或糟糕的總統。那幾位為數不多的好總統知道該怎麼做。但特朗普嘛，恐怕現在看不到希望了。我曾經更有信心，以為他會知道該怎麼做。

這場戰爭本來就不該發生，2014年2月的烏克蘭就不應該發生政變。如果那樣，戰爭就不會發生。政變之後還有明斯克協議，本來也有可能阻止戰爭，實現頓巴斯的自治。西方不接受，他們説，不，應該是我們來設定條件，而不是《明斯克協議》，儘管那份協議得到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支持，西方違約了。後來，2021年12月普京總統對拜登總統説，這裏有一份安全安排，你們停止北約擴張。但拜登拒絕了。

明斯克協議談判期間 由左到右依次為白俄羅斯 俄羅斯 德國 法國 烏克蘭五國領導人（2015）

我在2021年底打電話給白宮，想和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談談。我説，傑克，為了避免戰爭，你們應該説北約不會再擴張。他回答説，不行，我們不能這麼説，我們實行的是門户開放政策（指利益均沾，機會平等的理念）。我説，也在西半球適用嗎？俄羅斯能組建軍隊嗎？他説，“不，傑弗裏。”我説，你為什麼不説北約不會東擴？如果北約不會擴大，我們就不會開戰。他説，“別擔心，不會有戰爭的，我們是美國政府。”這些對話現在回想起來，簡直像兒戲一般，太荒謬了。

他們似乎一無所知，或者只是説“別擔心，一切都好”。結果三年戰爭接踵而來。

在我看來，俄烏戰爭本可以在2022年1月就避免，但他們搞砸了。2022年1月特別軍事行動開始的第一周，澤連斯基説，好吧，我們可以保持中立。第二週，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就展開停戰協商。我一直在關注這件事，還飛到安卡拉與土耳其的談判代表或調解人進行了會談。正如你所知道的，2022年4月15日，一份幾乎就要達成的協議草案被擱置了。

美國説不要籤這個協議，澤連斯基因此放棄了它。所以美國從一開始就阻礙了和平。而今天，我們需要的是一位願意説出如何實現和平真相的總統。

順便説一句，我並不是説俄羅斯政府提出的每一項條件都必須遵守、都會被遵守或應該被遵守，但大體輪廓是肯定的：不能再有北約擴張。克里米亞永遠不會回到烏克蘭，我保證不會，因為自1783年以來，那裏一直是俄羅斯艦隊的駐地。

2014年烏克蘭政變的部分目的是為了從俄羅斯艦隊手中奪取克里米亞，但這是不被允許的。明斯克協議的目的是給頓巴斯帶來一些緩解，而西方也破壞了這一點。所以，在我看來，俄羅斯所説的很有道理，儘管不一定每一個談判細節都完全合理。但美國總統需要誠實地向美國人民説明，這些才是結束戰爭的條件。

他需要告訴烏克蘭，很抱歉，我們不再為這些原則而戰了。你們不會成為北約的一部分，這不可能實現。這是個糟糕的主意，因為美國絕不會允許俄羅斯在墨西哥設立軍事基地，絕對不會；我們也不會允許俄羅斯在加拿大設立軍事基地。

當年蘇聯試圖在古巴設立基地時，差點爆發核戰爭。所以我們絕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美國總統必須公開告訴烏克蘭人這些道理。但特朗普是一個軟弱的總統，這就是最大的難題。

美國需要一個有力的領導者，能夠實現和平，而和平不僅僅是戰爭的結束，正如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所説，和平遠不止於此。

所以，我對你問題的回答是，這場戰爭將繼續，直到美國採取明智的行動，那就是公開告訴俄羅斯，我們可以接受的安全安排，然後對歐洲和烏克蘭説，戰鬥必須停止，這就是和平的基礎。接着，再去聯合國安理會，爭取安理會一致通過一個得到全球支持的和平框架。

伊以衝突就是美國和以色列的失敗

**陳平：**很高興見到你。我們認識已經有30年了。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戰爭牽涉到三重維度：既是技術問題，也是軍事問題，但它也是經濟問題。從歷史來看，我認為以色列是希望快速解決問題的，而不是讓衝突拖延下去。因為我們無法承受過高的經濟代價。此外，我覺得特朗普在某種程度上和戈爾巴喬夫有些相似，因為他們考慮的問題是一樣的：戰爭的成本太沉重了。所以我的問題是：你認為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衝突會持續多久？這場衝突應該會限制以色列，甚至是美國，繼續長期支持這場戰爭的能力吧？

**薩克斯：**非常感謝。伊以戰爭儘管規模較小，持續了12天。從我們可以收集到的信息來看，實際上是以色列在推動結束這場戰爭。主要原因是伊朗擁有能夠穿透以色列防空系統的導彈，而以色列在三個地區遭到了嚴重打擊：南部的貝爾謝巴（Bersheva），沿海的特拉維夫（Telaviv），以及北部的海法（Haifa），造成了大量損失。我們並不完全清楚，因為軍事傳感器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我們的精確瞭解。但我的看法是，確實造成了很大損害，而且伊朗能夠造成更多的傷害。事實上，以色列的轟炸和攻擊也對伊朗造成了損害，因此並非單方面的。

但我認為俄羅斯、中國以及其他國家不會讓伊朗徹底失敗。所以我認為，以色列無法承受一場持久戰，它打不贏。它原本希望美國來打一場持久戰，但美國既打不了，也不願意打。在美國國內，公眾對這件事根本沒有興趣。沒有任何公眾輿論在呼籲“我們需要對伊朗開戰”，一個都沒有。這完全是一場由政治精英遊説團體推動的戰爭。

而特朗普自己的支持者大多是反對這場戰爭的。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就反對這場戰爭，而他的節目有數百萬觀眾，觀眾會聽他的意見。而“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那羣人其實並不崇尚軍事力量。他們也許不喜歡移民，但他們並不想要戰爭。

所以我覺得你説得對，美國的立場確實是矛盾的。

現在，美國或者特朗普可能認為，或者有人告訴他，通過短期的轟炸摧毀伊朗的核能力，可以產生決定性的效果。我不確定他是不是真的聽到勸告了。

關於美國轟炸到底造成了什麼影響，至今還有爭議。我認為美國的轟炸並沒有造成什麼實質性的結果。我的意思是，也許他們摧毀了一個設施，或者損壞了一個設施，但伊朗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他們在很多地方都有離心機。

我的猜測是，他們在轟炸前就把核材料從福爾多轉移走了，因為他們提前幾天就得到了消息，而且有衞星拍到卡車進出福爾多鈾濃縮設施的畫面。所以我認為伊朗並沒有失去了那些已經加工的濃縮鈾——那些鈾已經被濃縮到60%，如果他們想要，很容易就可以進一步提純到武器級別，儘管我不認為他們有這個意圖，但技術上是可能的。

所以我認為美國沒有取得了任何戰略上的勝利，在戰術上也沒有獲得什麼優勢。我也不覺得以色列贏得了什麼。如果説戰爭的結果，那就是美國和以色列的失敗。而我的意思是，內塔尼亞胡可能還想通過推動某種形式的長期戰爭，捲土重來，但美國並不感興趣，特朗普大概也會反對。

順便説一句，美國現在的財政狀況很糟，社會狀況也很糟，公眾對這一切根本沒有興趣。所以這完全是由遊説集團推動的行為。你觀察得很對，這樣的行動根本無法長期維持。這和烏克蘭戰爭很相似——美國民眾對這場戰爭或者烏克蘭毫無興趣。對美國人民來説，這根本不是他們的事情。這是“深層政府”的議題，他們壓根沒有向公眾解釋過。

我們的主流媒體支持政府，但公眾是反對這一切的。雖然在美國的決策過程中，公眾的意見影響不大，但他們確實是反對的。

到2050年美國的全球經濟份額將降至11%

**聽眾提問：**我想請你談談更宏觀的看法：樂觀地看，你怎麼看21世紀整個世界的發展，以及美國的力量佔比？

在全球權力方面，美國的比重會下降，其他國家會迎頭趕上。所以美國將成為一個像巴西那樣的國家級別的力量。而我個人會對那樣的世界感到滿意，但我也能理解為什麼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某些政黨會對這種局面感到震驚。

目前，美國大約掌握着全球25%的經濟權力，加上相當可觀的軍事力量，它們也是“規則制定者”。但在21世紀，它將被削弱、被分散注意力、失去主導地位。

目前美國實際上在抵制這個新的多極世界。而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個觀點，我想稍微探討一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背後的權力結構。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談到億萬富翁、金融集團和跨國公司。對他們來説，美國政府無疑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施加全球影響力的工具。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説，美國政府是世界上最親資本的政府。這對他們來説非常有利——只要付錢，就能擁有一個強大的代言人。

所以如果我是億萬富翁中的一員，我也會對未來感到震驚。因為我依賴的正是這一整套體系：一個極其強大的美國政府，幫助我們打開市場、攫取資源、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用的是美國納税人的錢，還有你剛才説的各種手段。

所以我認為，這背後確實還有更多層面的解釋需要深入挖掘，為什麼美國政府會這樣？

**薩克斯：**非常感謝你的問題。

首先，我還沒有對整個21世紀世界的發展做出預測，但我確實在做一些定量研究，嘗試分析到2050年的世界格局。所以我是以25年的視角來看問題的。在這個25年的展望中，我記不太清具體數字了，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國的經濟份額大概會降到11%左右。

這並不意味着美國會徹底衰落，它仍然是一個富裕地區，人均GDP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但確實，它將不再是“主導性”的力量。

事實上，這種趨勢已經發生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4年的數據，現在“金磚十國”（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亞、阿聯酋、伊朗和印度尼西亞）已經佔據了全球約41%的經濟產出。而七國集團（G7）則只有大約36%。所以金磚國家已經明顯超越了G7。而且現在還有更多國家成為金磚的合作伙伴。

                                                     

金磚國家名義GDP及佔世界比例 世界銀行、人大重陽（製圖）

因此我認為，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減弱”是不可避免的。它可能並不讓人感到愉快，但確實會發生。

確實，我的觀點並不是為了滿足彼得·蒂爾（Peter Thiel）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我不知道他們的看法是什麼，但我的觀點是，那又怎麼樣？我同意你的看法，你説得對。從分析角度來看，世界不能只為了那二十幾個擁有鉅額財富的億萬富翁的利益而運轉，因為他們的淨資產雖然巨大，但對整個世界來説意義有限。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關注的不是份額的多少，而是整體水平——也就是説，在這樣的世界裏，美國是否會過得更好？普通美國人是否會生活得更好？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們做對了事情，人的預期壽命會大大延長，人均收入會顯著提高，人工智能的成果也會真正惠及大多數人。而世界其他地區也能分享這些利益，這並不會削弱美國人民享受高生活水平的權利。

不過，如果你是國際關係專家，你的視角可能會不同。你不關心生活水平的高低，而更在意權力的差距，而這個差距確實被大大縮小了。在我看來，這是好事。但在美國戰略家的眼中，這卻是糟糕的。

你提出了另一個觀點：至少對美國統治階層來説，這絕對是壞消息，因為不僅其他國家會趕上來，美國那些過度的特權也將減少。

這或許是真的——美國的特權會減少，但我得説，這些所謂的特權其實並不那麼值得留戀。所謂的特權包括髮動戰爭的權利、推翻政府的權利，以及借債到極高額度然後陷入債務危機的權利。

我覺得作為一個帝國擁有那些特權並沒有多大好處。那麼，作為一個帝國的子民，我們到底能從中得到什麼呢？在我看來，帝國身份帶來的好處並不多。這就是我想表達的觀點。

所以我會對美國人民説，美國全球權力的下降對你們來説並不糟糕，實際上那時的世界比我們目前所處的狀況要好得多。它可能會讓你們避免捲入毀滅性的衝突，同時平均生活水平也會比現有的選擇更高。

但我理解你的意思，對於那些把權力視為終極追求，視為普通人無法企及的巨大優勢的人來説，幻想美國繼續維持霸權是行不通的。我認為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你説得對，而如果美國被本國的億萬富翁階層所掌控，我們將面臨很多麻煩。

如果中印關係重回正軌，這將預示着：多極化世界真正到來

**聽眾提問：**眾所周知，內塔尼亞胡的政治生涯已進入最後階段，大多數以色列民眾也不願永遠處於戰爭狀態。但正如我們所知，傳統的“兩國方案”似乎也並非解決巴以問題的良策。舉例來説，此前印巴分治的解決方案——我們都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至今仍劍拔弩張，兩國人民雖渴望和平，卻絕不可能退回到1947的邊界劃分。再者，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在調解中也顯得力有不逮。教授，您認為巴以問題是否還有更現實的解決方案？

**薩克斯：**很好。關於巴以問題，我想提出我的觀點——當然，這個方案是否可行另當別論。首先，我認為以色列政府或以色列的政治進程永遠不會接受巴勒斯坦建國。因此，我並不指望通過巴以談判解決問題，這種戲碼我們已經看過太多次了，每次都會因各種原因受阻：要麼是以色列拒不履行協議承諾（比如奧斯陸協議最終夭折，就因為以色列拒絕繼續履行協議規定的義務）；要麼就是像伊扎克·拉賓總理那樣——支持“兩國方案”的領導人直接被極端分子刺殺。

而內塔尼亞胡有着長達30年的總理生涯。29年前他初掌大權時，就秉持着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絕不允許巴勒斯坦建國。他的執政方略就是：推翻任何可能威脅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控制權的周邊國家政權。

因此在我看來，談判途徑已經失效。但我主張通過聯合國機制強制達成解決方案——具體而言，就是推動聯合國表決接納巴勒斯坦成為第194個會員國，其疆域以1967年6月4日邊界為準（這正是國際法認定的以色列邊界，即“六日戰爭”前的邊界線）。這種入聯方案不僅具備可行性，而且已有過兩次實踐嘗試，只是均被美國動用否決權阻撓。

2011年，巴勒斯坦曾正式申請聯合國會員國資格。當時安理會15個成員國中有14國表示支持，但美國卻向巴勒斯坦施壓：“不要推進此事，先接受觀察員國地位，幾年後我們就會批准你們成為正式會員。”這顯然是個謊言——巴勒斯坦接受了觀察員地位，至今卻仍未獲得正式會員國身份。

2024年，巴勒斯坦再次提出入聯表決申請——這一次他們明確表達了堅定立場。投票結果顯示：12票贊成、2票棄權，而美國再次動用了一票否決權。這充分説明，真正的阻礙並非以色列，而是美國。因為只要美國不否決，巴勒斯坦就能成為會員國，以色列根本無權反對。當然，即便巴勒斯坦成功入聯，次日以色列仍會以佔領軍的非法身份存在，巴勒斯坦的邊界問題也不會立即解決。但這一歷史性突破將向以色列、國際社會和巴勒斯坦人民傳遞一個不可逆轉的信號：巴勒斯坦建國已成定局。

在我看來，如果巴勒斯坦正式建國成為現實，會面臨諸多難題——約旦河西岸約有60萬以色列定居者，東耶路撒冷還有20萬，加沙地帶更是一團亂麻。但現實情況是，除以色列和美國外，國際社會普遍共識是：應當建立一個正常的巴勒斯坦國，而以色列應退回其邊界線內——順便提一句，這個邊界線已經囊括了原英國委任統治時期巴勒斯坦78%的土地。可以説，以色列在這場博弈中早已獲得了極其優厚的條件。

我認為，建立巴勒斯坦國，並讓阿拉伯國家和伊朗同意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只要以色列接受這一方案，就能逐步實現和平，雖然這不會立竿見影地解決所有問題。要知道，許多猶太定居者非常極端，他們全副武裝，絕不會輕易妥協。

即便巴勒斯坦建國後，這些定居點問題仍將持續多年。我估計，猶太定居者很可能長期滯留在巴勒斯坦境內，這種僵局還會延續相當長的時間。因此這場危機不會迅速終結。但我要向以色列民眾和政府傳遞一個明確信號：你們不可能永遠統治巴勒斯坦人民。他們終將建立自己的國家，與你們比鄰而居——這就是必須面對的現實。

因此我認為，推動巴勒斯坦入聯這一步至關重要。要實現它，只需要改變一張否決票——美國的立場。我在華盛頓和所有公開辯論場合都堅持一個觀點：這才是真正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唯一途徑，是實現地區和平的不二法門，更符合美國自身利益——要知道，目前已有185個國家支持這一方案。美國為了偏袒以色列而自我孤立，實際上損害的是自身的國家利益。現行政策既無益於美國，在我看來也無益於以色列，更何況這一政策正遭到幾乎全世界的反對。

我想強調的核心觀點是：絕不能將決定權交給以色列。我們必須通過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強制執行這一方案——根據國際法，這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就像當年處理印巴問題一樣，這是最直接有效的解決方式。

印巴問題，這又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棘手危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47年——確切地説，是印度75年來始終未能履行關於克什米爾公投的協議承諾。這個歷史遺留問題同樣危險，雖然我們剛才沒有展開討論，但要知道這是兩個擁核國家之間的對峙。其棘手程度無需贅言，但必須強調：解決這一問題至關重要。請允許我簡要提及中印邊界爭端，因為這個問題同樣具有重要關聯性。

中印邊界爭端的歷史淵源可追溯至1907年——據我所知，當時英國一名中級軍官麥克馬洪在未實地勘察的情況下，僅憑一紙地圖就在喜馬拉雅山脈劃定了所謂“麥克馬洪線”。這條邊界線既未經測繪，也缺乏任何實質依據。在當時，這條線毫無意義：清政府正土崩瓦解，而印度仍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但隨着1947年印度獨立、1949年新中國成立，當北京政府提出重新劃定喜馬拉雅邊界時，尼赫魯卻令人遺憾地全盤接受了英國殖民者劃定的界線。這本是一個絕佳的歷史契機——新獨立的印度奉行不結盟政策，完全可以通過協商解決邊界問題。但尼赫魯政府的選擇，使得殖民遺產成為了長期爭議的導火索。

這讓我得出一個定理：當今世界的所有問題，追根溯源都與英國有關。我發現在全球幾乎每個角落都是如此——英國人把一切都搞砸了，就連他們從未實際控制的喜馬拉雅地區也不例外。

但我真誠希望中印兩國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如果中印關係重回正軌，這將向西方世界傳遞一個明確信號：殖民時代徹底終結，多極化世界真正到來——絕非戲言。要知道，僅我們兩國就佔全球38%的人口。美國妄想挑撥印度對抗中國，這種圖謀實在天真，印度絕不會被美國這樣利用。這是美國的痴心妄想。我希望印度能明確告訴美國：“別玩這種把戲，我們要的是多極化世界。”

我期待中印達成協議。雖然我的建議可能在兩國都不太受歡迎，但我仍想説：中國朋友可以列出所有對印度的訴求；而中國不妨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第六個常任理事國，幫助印度躋身世界大國之列。至於那些較小的邊界爭議，都可以協商解決。

這樣一來，世界格局將更具代表性，安理會也將更公平合理。屆時中、印、俄等國就能向西方宣告：“我們在這裏，和平共處，一切安好——但世界舞台不再由你們主導。”這才是真正的多邊主義世界。

**張維為：**非常感謝薩克斯教授這場視野開闊、見解深刻又充滿智慧的精彩演講。你以非凡的勇氣直面諸多敏感議題，這份坦率令人欽佩。我和上海的朋友們確實有些擔心——若有一天紐約或美國不再安全，上海永遠歡迎你！讓我們再次以熱烈掌聲感謝薩克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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