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拉攏印度對華“去風險”？德國這是想給自己增加新風險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近日，默茨在德國外交部的駐外大使會議上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德國外交旨在維護本國的自由、和平與繁榮。內政、經濟、貿易、國防和外交政策不應再被割裂開來考慮，“而必須將一切置於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維度中”。

在談到對華政策時，默茨重申，德國政府儘可能尋求合作，例如在氣候保護政策和全球危機領域。但與此同時，與中國的制度性競爭正在加劇。他指出，為了“長久保障德國的安全及競爭力”，出於戰略主權的考慮，“實現貿易和供應鏈多元化”必須成為優先事項。為此需要建立更多、更緊密的夥伴關係——特別是與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國家。

根據此一外交“新政”，外長瓦德富爾（Johann Wadephul）在過去一個月內先後兩次漂洋過海來到亞洲：八月下旬的目的地是日本和印尼，九月初又訪問了印度。

2025年9月3日，德國聯邦外交部長瓦德普爾在印度小試曲棍球時表示：“德國和印度同屬一個團隊。”

從行程和議題而言，瓦德富爾對這三國的訪問雖然側重點有所差異，目的多重，但針對性明確，不可謂不精心設計。

在當前的雙邊關係中，中日之間問題頗多，主要體現在對歷史反省、台灣以及釣魚島問題上；北京與雅加達的政經合作雖然頗為密切，但圍繞南海部分島嶼仍存在未解決的矛盾；中印關係最近似乎有所緩和，可根本問題依然存在。

其次，無論從地緣重要性還是經濟體量上看，德國認為這三國在亞洲都頗具代表性：日本發達的製造業、科研和高科技基礎；印尼的戰略礦產（鎳、煤、錫等）、市場潛力和人力資源；印度的信息科技人才、技術外包中心地位、巨大的人口紅利和市場潛力等。

最後，三國之間互為重要的經貿夥伴；在戰略合作方面，除印尼相對模糊之外，日本和印度都有明確的指向和合作，如針對中國的所謂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域外勢力對東亞及南亞的滲透和介入，三國（特別是日印）不同程度地起着“基地”和“橋頭堡”作用。

默茨政府將這三國視為“減少對華依賴”（De-Risking）的“關鍵夥伴”，其用心可見一斑。

“減少對外依賴”本身沒毛病，因為世界格局已發生重大變化，多極趨勢越來越明顯。德國面臨的壓力不僅來自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拋棄，還有自身“躺平”帶來的停滯不前。與他國發展和加深關係也沒毛病，因為外交事務本就屬於各國自己的內政，為本國尋找多條出路實屬正常。

問題是，調整外交重點為何要以詆譭中國和挑撥中國與鄰國關係為手段呢？如果柏林對華有怨氣和不滿，完全可以通過雙邊交流來溝通和解決，畢竟之前的中德關係基本上一直是相互成就，而非一方單向施捨另一方。

很遺憾，瓦德富爾在日本和印尼對華髮表不友好言論後（請見拙文《走了個“好為人師”的貝爾伯克，來了個“莫名其妙”的瓦德富爾》），最近在印度又一次針對第三方，呼籲印度“共同捍衞國際秩序以對抗北京”。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言論背後的動機，分明是在利用一些鄰國對中國崛起的“不適應”和“不安感”，通過強化“中國威脅論”見縫插針地進行戰略佈局，擴大自己在亞太地區的存在，確保資源和產品供應鏈，擴大出口市場。

其實，從上屆政府開始，“疏中”已成為德國對華外交的基調，估計短中期內已不可逆。這個新政有三面大旗：以“民主、自由、法制和人權”為標籤的價值觀，以自身和歐盟經濟為基礎的實力底牌，以維護所謂“基於規則之國際秩序”為依據的正當性。

但是，德國以及西方在國際事務中的各種作為，讓許多國家看清了“價值觀”的雙標面目，經濟實力的疲軟現實和“規則秩序”的霸權本質。因此，瓦德富爾最近在亞洲的言行“損人”是肯定的，但最終是否能“利己”還是個很大的問號。

“腳踏幾條船”：印度的外交傳統與戰略佈局

近年來，全球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多極化趨勢明顯，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持續加劇。在這一背景下，印度的重要性逐漸凸顯。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以及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印度不僅是區域事務的重要參與者，更在全球戰略佈局中佔據了相當的地位。

印度的崛起不僅體現在經濟規模的增長，更在於其通過港口建設、交通網絡、國際貿易及多邊外交所展現的戰略自主性和靈活性。印度的全球策略不僅圍繞經濟利益展開，還涵蓋安全、政治與文化等多個維度。這一綜合戰略使印度在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同時，也成為西方在印太地區尋求平衡中國影響力的重要合作伙伴。

西方國家出於自身的地緣考量和冷戰意識慣性（“對手的對手即盟友”），想當然地將印度視為聯合對象。但印度的政策更強調國家利益和戰略自主，而非單純的價值認同；其“腳踏幾條船”的外交傳統也給西方帶來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和挑戰。

印度的地緣戰略、外交政策和多邊參與不僅對南亞及印太地區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也對西方在全球戰略中的佈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德國及歐盟在制定對印戰略時，一方面需要充分認識印度作為“全球南方聲音”和多極秩序中重要一極的角色，同時也要意識到它不可能成為單純的西方“附庸國”。

在戰略佈局方面，新德里秉持着“海上通道優先、區域互聯互通為輔”的原則。隨着全球航運網絡和能源運輸線路的戰略重要性不斷上升，印度通過港口運營、鐵路網絡和多邊合作，積極打造自身的戰略緩衝區，以平衡中國在區域的影響力。

以伊朗唯一的深水港恰巴哈爾港為例：

伊朗的恰巴哈爾港與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地理位置相距僅約100公里。印度在此的介入使得它與中國的競爭態勢一目瞭然。

中印競爭“雙港記”

印度通過對恰巴哈爾港口的投資和管理，一方面確保能源和商品運輸的安全通道，另一方面也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與中亞、俄羅斯及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繫。

例如，印度從恰巴哈爾港向伊朗扎赫丹（Zahedan）方向建設約750公里長的鐵路，將港口與中亞鐵路網相連，使印度商品可以快速進入阿富汗及更遠的市場。這條鐵路的建設，不僅有助於印度企業優化供應鏈，還在戰略上形成了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巴經濟走廊的有力制衡。

印度的地緣戰略不僅限於港口投資，還涉及對印度洋地區的整體佈局。在印度政府的規劃中，印度洋不僅是經濟命脈，更是戰略防禦的前沿。通過強化與澳大利亞、日本及美國的所謂“四方安全對話”（Quad），印度在海上安全、反海盜行動以及戰略威懾方面與西方合作，同時維持在非西方大國、如中國與俄羅斯間的戰略靈活性。

印度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多邊組織，例如上海合作組織（SCO）和金磚國家（BRICS），試圖在印太地區形成多極化平衡。在金磚合作框架下，印度既能與俄羅斯和中國保持經貿合作，也可以在金融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爭取更大話語權。這種多向外交和戰略佈局，使印度能夠在南亞及印度洋地區形成自主的戰略空間，減少對單一大國的依賴。

從這個意義上説，用“狡兔三窟”來形容印度的外交特點一點都不為過。它可以根據自己的處境和需求，隨時通過不同的地緣平台找到有利於自己的籌碼。譬如，前一陣特朗普關税大棒突然砸向印度，印度可以啓動金磚、上合組織等渠道拉近與中俄的關係；與中國的關係因邊界問題緊張時，它可以通過打“Quad”這類牌來施壓中國。

在俄烏戰爭中，新德里並未譴責莫斯科，因為俄羅斯對它太過重要。特朗普上台後，莫迪又試圖利用華盛頓來牽制中國。在遭到美國關税大棒的重錘之後，他的“玻璃心”碎了一地，於是開始有所保留地向中國靠近。但是，只要特朗普一句話，印度又會“屁顛屁顛”地貼上去。

印度的這種做法與其外交傳統一脈相承：印度是“不結盟運動”的創始國之一，首任總理尼赫魯向全世界宣稱，印度不會在美蘇兩大陣營之間選邊站隊，而是要保持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但如果回頭看它的實際行為，這種“不結盟”帶有明顯的傾斜性。

印度雖然口頭上強調中立，但在武器採購、聯合國投票和戰略合作上，長期依賴蘇聯，甚至在關鍵時刻毫不掩飾對莫斯科的偏向。這種做法讓“不結盟”更像是一種“外交包裝”，一種爭取國際道義與第三世界領導地位的政治話術，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立”。

德國與印度合作的風險

對於德國而言，印度既是戰略機遇，也是風險集合體。表面上看，這個國家擁有14億人口的龐大市場、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年輕的人口結構和不斷擴大的技術產業，似乎提供了德國在亞洲多元化佈局的理想切入點。然而，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因素，構成了合作的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

這些風險主要體現在 “內部環境”、“戰略自主”和“地緣佈局”這三大塊。

內部環境的“軟肋”包括法律制度不透明、經濟政策波動性強、社會和民族矛盾、基礎設施和教育水平不足等方面。

以法律制度為例：印度在獨立後繼承了殖民時代的英美式法律傳統，因而被西方視為“有憲法和獨立司法體系的法治國家”。然而，法律文本相對完備，執行上卻存在嚴重選擇性。比如外資企業涉及土地、勞工或税務糾紛時，即便法律規定清晰，最終結果仍常常取決於地方官員的態度和政治權力的博弈。這就導致外企難以根據“規則”預測結果，而只能依賴關係網絡或政治遊説。

還有，印度政府出於政治或利益考量，會突然修改税制、關税或投資規定。例如，2012年印度政府曾“追溯性”修改税法，要求沃達豐補繳數十億美元的税款，引發了長期的國際仲裁糾紛。雖然這種做法後來有所收斂，但印度政策“朝令夕改”的名聲仍讓外資心存顧慮。

印度又是一個聯邦制國家，不同邦在土地、勞工、環境等政策上有較大裁量權。這意味着企業即便與中央政府達成了協議，仍可能遭遇地方政府的阻撓。地方政府有時利用模糊的法律條款對外資項目施加附加條件，甚至索取利益，從而使得“透明度”進一步降低。

印度法院案件的積壓頗為嚴重，有的案件一拖就是十年二十年。複雜冗長的程序、頻繁的上訴和地方保護主義，使得法律糾紛幾乎沒有明確的時間表和成本控制。

企業成本的不可控也源自政府經濟政策的波動性：例如，印度政府推動“自力更生”政策，強調本土化生產和國內優先採購，這可能迫使德國企業在印度投資過程中面臨額外的成本和市場準入限制。隨着印度自主研發能力逐漸增強，這種政策可能更加嚴格，甚至會在未來削弱外資企業的市場份額。

印度外交特色：腳踏幾條船

戰略自主則是與印度合作的另一個“不確定因素”。如前所述，印度在外交政策、地緣佈局、軍需補給以及能源供應等領域靈活性、投機性和機動性非常大，幾乎不受任何外界的主導。

眾所周知，印度在俄烏衝突中一直保持所謂“中立”，德國和歐美國家對此一直頗為詬病，因為印度對莫斯科迄今態度 “曖昧”：不公開譴責“入侵”，還大量購買俄羅斯的油氣，約七成軍需依賴俄方。

與此相比，歐盟“疏中”的一個關鍵理由——起碼從外交口徑上看——是中方在俄烏戰爭中沒有“站隊”，對莫斯科的間接支持（軍民兩用產品等）被認為是導致俄烏戰爭延續至今的重要原因。德國和歐盟領導人多次表示，中歐關係是否能“回暖”，取決於北京對俄羅斯的態度。

如果這些理由成立，那麼德國政府一段時間以來加速發展對印關係就難以“自圓其説”了。

為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德國可以不惜違背自己的原則，與印度勾兑，但中長遠來看，只要俄烏戰爭還在繼續，雙方在這點上早晚會出現摩擦和不快。德國若希望通過經濟合作（另一種版本的“以貿促變”）影響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的立場，可能低估了印度外交自主性及其靈活多變的戰略選擇。

地緣政治則是德國尋求與印度合作的另一個重要切入點。然而，儘管印度在印度洋及南亞的戰略佈局有助於德國及西方所希冀的（對華）“區域制衡”，但也存在潛在的“安全風險”。

譬如，“區域制衡”不可避免地會加劇與中國、巴基斯坦等國的對立，而這些對立很容易升級為軍事摩擦。如果印度與中國或巴基斯坦發生嚴重衝突，涉足過深的德國很難獨善其身，不受波及。歐洲投資者對印度的風險評估就會趨於保守，德國企業在印度的供應鏈可能受挫，軍事合作和技術合作也會受到國際政治的牽制。

還有，印度的“戰略自主”特色決定了它不可能只滿足於“制衡中國”的角色，一定還會謀求自己的地區霸權。換而言之，印度的軍事實力、外交姿態和政治走向本身就帶有不確定性，一旦它在南亞推行更強勢的地區主導權，就可能觸發鄰國的反彈，導致局勢動盪。

我們還可以做另外一個假設：德國企業與印度合作，在印度洋沿岸投資建設一個港口物流樞紐。德國的考量是，印度位於南亞和印度洋的關鍵位置，既能為德國商品進入東南亞、非洲市場提供更高效的通道，也能作為中歐供應鏈的一個重要節點。表面上看，這會是德國利用印度“地緣平衡”優勢的成功案例。

印巴關係：南亞的“火藥桶”

但是，如果中國哪天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增加軍事存在，印度出於安全考量很可能會將本國港口納入戰略安全框架，進行軍民兩用部署。這樣一來，德國企業的項目很快就會受到波及，國際航運保險費率將會飆升，物流成本大幅增加。這會讓德國原本設想的“降低對中國供應鏈依賴”的佈局變得昂貴甚至不可持續。

再比如，假設德國與印度的合作擴大到軍事技術或網絡安全領域。一旦印度與巴基斯坦爆發邊境衝突，德國在軍事上的合作就會陷入政治爭議：是冒着與巴基斯坦以及中東部分國家關係緊張的風險繼續支持印度，還是中止合作，從而損害雙方互信？這種兩難局面本質上就是“印度的戰略佈局”帶來的間接風險。

換而言之，德國目前在印度看到的是一種“平衡力量”的潛力，但一旦這種平衡轉化為對抗，德國就不得不承擔“被捲入地緣政治衝突”的連帶成本。

西方擔心：“今日之中國，會是明日之印度嗎？”

西方在戰略上拉攏印度，是出於對中國崛起的制衡需求，但與此同時，它們內心也在警惕印度有朝一日會成為“第二個中國”。因此，這一擔心實際上觸及到西方對印度定位上的深層矛盾，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層面：

第一，歷史經驗的投射

冷戰結束後，西方一度堅信“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民主化”。因此，它們大力推動與中國的經貿合作，把中國引入世貿組織，試圖讓其在西方主導的全球體系內“改造自己”。當時的邏輯很簡單：只要讓中國富裕起來，中產階級壯大，就會自然產生對西方民主、法治和自由的需求，從而與西方價值趨同。

可結果恰恰相反：中國在幾十年間確實強大了，卻沒有像西方期待的那樣被“同化”，而是走出了一條自主的現代化道路：它不僅在製造業、高科技、基建、供應鏈等領域開始反超西方，還提出了基於制度自信的國際規則主張。對西方來説，這幾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今天，當德國和歐美看向印度時，內心自然會想：難道印度不會也走上同樣的道路嗎？

第二，人口和市場優勢的擔憂

印度的人口已經超過中國，勞動力紅利巨大，而且歐美資本、產業和技術正在不斷進入。西方認為這是一塊“未被完全開發的熱土”，可以成為替代中國的新制造業基地和廣袤市場。

但問題在於，正如當年的中國一樣，一旦西方的資本和技術為印度搭建起現代產業鏈，它就可能逐漸擺脱依賴，反而成長為新的經濟競爭者。換句話説，今天西方視之為“機遇”的14億人口，未來完全有可能成為挑戰他們的底氣。

第三，政治自主性的隱憂

印度外交歷來強調“戰略自主”，無論是冷戰時期的“不結盟運動”，還是今天在美俄中之間的“平衡政策”，都體現出印度不會甘心充當某一方的附庸。

西方雖然把印度描繪成“世界最大民主國家”，但很清楚印度並沒有要在政治上完全站隊西方的意願。它可能在某些議題上與西方合作，但在能源、國防或地區安全上，隨時可能採取和俄羅斯、中國相近的立場。

這種獨立性讓西方既需要印度，又不敢完全信任印度。德國也擔心：一旦印度變得強大，是否會像中國一樣，利用與西方的合作成果來反哺自身力量，最終走向一條“不受西方控制”的道路？

第四，價值觀的裂痕

在西方敍事裏，印度被稱作“民主國家”，但越來越多的觀察者清楚地看到，印度在宗教衝突、言論自由、司法獨立方面存在嚴重問題。

西方社會可能會接受一個“弱小的民主瑕疵國”，卻未必能容忍一個“強大的非自由民主國”。如果未來印度一邊保持民主形式，一邊在實質上走向威權化（莫迪的施政風格），西方國內輿論的支持基礎會逐漸瓦解。它們會發現自己正在重蹈覆轍，在市場和地緣政治的誘惑下忽視其他差異，最終換來一個無法駕馭的對手。

若到那一天，今日歐盟對華的“三重定義”説不定就會複製到印度身上。

第五，全球秩序中的角色衝突

中國今天已經有底氣提出“一帶一路”、上合組織、金磚擴容等多邊倡議，實質性地改變國際格局。印度同樣自視為“全球南方的代表”，並不排斥在未來主導一些新規則。如果印度“藉助”西方的支持壯大自身，可能將來同樣會挑戰西方的話語權，推動全球權力格局的再平衡。

西方最擔心的就是：自己親手“扶持”起的印度，未來會不會也像中國一樣，在關鍵領域與它們展開競爭，而不是永遠扮演“平衡中國”的角色？

所以，西方國家在印度問題上的態度其實充滿悖論：它們既渴望印度成為合作伙伴，以對沖中國的上升趨勢；又擔心印度“脱離掌控”，重複中國的崛起軌跡。換句話説，印度在西方眼裏既是“潛在盟友”，也是“潛在對手”。

這種複雜心理正是當下西方外交的核心困境之一，也是德國和歐美與印度合作的真正“風險”所在。

結語

新冠疫情期間，特別是俄烏衝突爆發後，德國及歐洲突然轉變認識，認為“不能被威權體制掐住脖子”。

如果説擺脱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和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是基於“價值觀和理念不同不相為謀”，那德國如何解釋，文化、宗教和體制同宗同源的美國對其下手之狠為何勝於其他任何國家？

曾幾何時，在不以意識形態主導外交的年代，德國一直認為與中國經濟合作好過與民主國家，因為中國的體制效率更高，更有可持續性。因此，依賴就是依賴，不必拿體制來説事兒。不然就無法解釋，德歐在尋找“去風險”新夥伴和替代國時，為何並不避諱幾乎是中國“微型版”的越南？還有，認為“對手的對手就是自己盟友”的想法也是短視的，而且潛在風險不小。印度的確是中國的地緣政治對手，但它因此就是德國的天然和靠譜盟友嗎？未必。

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阿紹卡·莫迪

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等職務的莫迪教授（Prof. Dr. Ashoka Mody）認為把印度當作對抗中國的力量是天真的。他説：“相信中國對世界經濟的重要性會下降，而印度會接替部分功能——在我看來完全是胡説八道。歸根結底，中國仍然是極其重要的經濟體，至少在未來二十年內仍是如此。”

中印的矛盾歸根結底是西方遺留下來的雙邊問題，當然也有“一山不容二虎”的地緣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印度獨立後，表面上是“不結盟運動”的創始國之一，但實際上它一直在大國之間長袖善舞，發展着“不是盟友的盟友“關係。

德國的體量太小，印度不會因為德國而背棄更大體量的經濟體。因此，德國以渲染“中國威脅論”的方式選擇善變的印度來作為“去風險”盟友，最終帶來的或許是新的風險。

理論上説，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一般不僅會考慮短期效應，也會兼顧可能出現的“後遺症”。同理，在國際上尋找合作伙伴，也應該有前瞻性、延續性和多維度的視野。

如今，各種跡象表明，默茨政府正在落實“減少對華依賴”的政策。問題是，資源貧乏、依託出口的聯邦德國，其國祚幾乎就是建立在全方位的依賴之上的，不是依賴A就是依賴B，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

從這個意義上説，與生俱來的“依賴”恐怕才是德國面臨的最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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