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斯蒙：香港中產，被“寵壞”的典型
【台灣的“反服貿”抗議最終演變為“佔領立法院”的街頭政治，令人大有“烏克蘭化”之感。撇開“體制問題”和“政治鬥爭”，最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大學生成了街頭政治的主力。他們原被認為是未來的中產階級，將成為許多理論所描繪的“民主基石”，卻帶頭衝擊法治與“民主”。台灣目前的政治經濟格局中，或許青年人受害最深：就業難、買房難、成家難、養家難，沒有上升空間。可很多學生沒有化壓力為動力，把握大陸崛起帶來的機遇，反而站到了“逢中必反”的對抗前沿。如果説這些學生尚在懵懂之中，那麼在經濟上“成熟”的中產，就一定能在政治上“成熟”起來嗎？香港或許是個標本。】
近日，香港首富李嘉誠在接受內地某媒體專訪時嚴厲批評“香港對新加坡、台灣、內地城市等的競爭，危機感沒有化成對經濟社會改善的動力，反而變成衝擊性的力量”，更直言香港是“寵壞的孩子”。
今年2月，中央政府曾致函通報香港特區政府，原定在香港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財政部長會議，改在9月下旬之後在北京舉行。對此，《明報》曾發表評論説： “其實以前的時候，凡是對香港有利的事情，（中央）是一定要做的，那麼可能造成負面的，中央一定是不做的”。然而即使中央政府盡了最大努力維護香港的利益，保障香港人的就業和收入，香港本地社會卻並未有多少領情，反中反華的聲音屢見不鮮。如果説打頭的反對派政治人物是為了權力另有圖謀，底層民眾面對高漲的生活基本消費品價格和狹小的劏房（“分間樓宇單位”，又名房中房，是香港出租房的一種——觀察者網注）甚至籠屋怨氣沖天也情有可原；那麼享受着全世界獨一無二低税福利的香港中產階級就完全是一種被“寵壞的孩子”的典型心態了。
就在上週，香港電視節目裏一位中產階級代表對梁振英政府今年財政預算案的批評，就很能説明這點。醫生出身的嘉賓在節目中不斷抨擊新預算案完全沒有給予中產階級任何直接福利，例如派糖、減税等內容；隨後延伸到“自由行”政策，雖然他承認該政策給香港帶來了收益，增加了下層人民的就業，卻堅持認為對中產階級沒有任何好處，以此來表達自己的不滿之情。
所謂香港的中產階級，若按照政府統計處的定義，户均月收入1.5萬港幣到4.5萬港幣被視為中產住户，大約佔香港總户數的45%。但通常在香港社會較為公認的標準裏，中產的條件還包括住的房子是否是體面的樓盤，消費方式、職業羣體、教育學歷的劃分，以及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這樣一來對收入的標準就要高一個台階，一般可以認為户均月收入3-8萬港幣的家庭可稱為中產階級，大約佔全港家庭總數的31.5%，與社會普遍估計的20%-30%相差不大。
此外，也有看法認為香港的中產階級更重要的是按職業羣體劃分，強調“他們是成功透過教育渠道和憑着學歷文憑而晉身”。其實這個標準跟收入也並不矛盾，在按照職業劃分（不包括公務員）的月收入中位數統計裏，經理級及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員分別以3.5萬港幣和3.63萬港幣高踞榜首，其它如服務、銷售、文秘、現場操作等職位月收入中位數多在一萬二三左右，尚不及前兩者的半數。因此可以説香港的中產階級基本就是指醫生、教師、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和經理級的管理人員，以及政府的中級公務員。
誠然，正如電視上的嘉賓而言，最新的預算案裏由於考慮要增加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和長期扶貧計劃而並未直接給予中產人羣以經濟利益，“自由行”政策也的確很少會給類似職業帶來直接收入。但中產們完全沒有考慮過，之所以他們在拿着如此高薪的同時還能享受香港的低所得税、零關税和零消費税而不用擔心政府無力承擔公共服務和救助低收入人羣，絕大部分要得益於大陸游客為香港帶來的旅遊及其相關收入。
實際上在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税的税率都要遠高於香港，同時還要對買賣過程徵收增值税或消費税等流轉税。從下表可見，G7發達經濟體的最高個人所得税均超過40%，流轉税也平均在10%以上；而香港的個人所得税率最高僅15%，尚不及G7國家的半數，更不對消費徵收任何流轉税。即使同為自由港的新加坡，個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也比香港多5個百分點，另外還徵收7%的消費税。
不僅如此，香港在徵收個人所得税的過程中對中等收入階層還有各種減免。李嘉誠接受採訪時就曾説過，5%的香港人口承擔了91%的個人所得税。**因此可説大部分香港中產階級並未對政府税收做出多少直接貢獻，也即他們並未如其他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一樣承擔提供公共服務、社會福利、救助下層的責任。**那麼他們有什麼理由來抱怨政府財政預算沒有直接發錢給中產呢？
全世界都能看到，不同於西方國家寅吃卯糧、債務高漲、失業率長期在兩位數徘徊，香港政府每年都有大量財政盈餘，香港的失業率也長期低於4%，甚至在很多行業出現勞動力不足。而這恰恰是中產階級認為沒有給自己帶來任何好處的“自由行”政策的結果。今天，香港的旅遊業收入已經佔到GDP總額的5%，帶動相關的餐飲、零售、酒店業產值接近GDP的20%。試想，如果沒有這20%的GDP，香港會有多少人失業？政府會減少多少税收？又要額外支出多少福利？如果沒有這些工作，下層港人又靠什麼支付給中產階級們的醫療、教育、法律、財務等服務費用？這樣一加一減，香港中產階級從中央政府給予的“自由行”優惠政策（否則僅僅對從香港帶進商品徵收正常關税，就足以讓大部分人放棄把香港作為目的地）裏得到的遠遠要比普通下層港人更多。
然而，香港的中產階級不僅不承認這個邏輯，更把香港迴歸後面臨過的經濟危機和“自由行”必然帶來的交通擁擠等影響完全歸咎於中央政府。基本上整個中產階層都在支持反對派（如公民黨、民主黨，其基本票源就是由律師、教師、醫師等專業人士組成），就像一個在蜜糖罐里長大的小皇帝，只知道索取更多，不知道也不願意承擔任何責任。如果説香港對中國而言是一個被“寵壞的孩子”，那麼香港的中產階級正是這個被“寵壞的孩子”的典型。甚至可以説，中產小皇帝們才是導致今日香港亂像的基礎，雖然他們也害怕“佔中”影響到自己的工作，但根子裏更加認同“佔中”的思維邏輯；無非像“香港中產階級”對待任何問題的態度一樣，既想拿好處，又不想擔責任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