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世界沒有普世道路
【烏克蘭與台灣陷入“民主危機”之際，西方主流媒體《經濟學人》、《赫芬頓郵報》等也紛紛開始反思西方“民主”制度，但話語中仍不免以自己為標杆尺子“指點江山”。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寒竹先生此前曾撰文指出，人們往往搞錯西方社會本質並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民主”本來就不是用來解決“大社會”問題的有效工具，而是高度空洞化的形式主義。本文則從東西方歷史傳承的角度，剖析為何沒有任何一種制度，包括西方“民主”制度在內，會成為“普世道路”。】
經濟全球化後，很多人都產生了一種假想，似乎世界各國萬流歸宗，都統一於西方發達國家模式。實際上，經濟全球化和人類發展模式多元化都在同步發展。經濟全球化把世界各國都拉入了現代化進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自外於全球經濟；但另一方面，各國走向現代社會的路徑卻由於不同的歷史文化傳承而不盡相同。從這個意義上説，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人類發展進程的一體兩面。
不同國家的發展模式歸根到底取決於各國不同的地理環境，歷史傳承，現實問題等。西方各國的封建制度相當完備而時間持續較長，相比較而言，中央集權的王權時代從一開始起就跟市民社會的興起合流，並未形成一個獨立的時代。從社會結構上看，西方封建制度的瓦解、王權的興起和市民社會的形成是一個三位一體的過程，這個過程由封建貴族等級的分權最終過渡到資本的分權。西歐封建社會的主導趨勢是貴族把國王鎖在封建契約的籠子裏，用封建等級制度限制王權。而現代西方社會則是資本把政治權力鎖在籠子裏，用自由市場形成的邊界來限制國家權力。斯密以來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洛克以來的政治自由主義都是為了解決資本必須高於國家，市場必須高於政府的問題。兩百多年以來，西方儘管也出現過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出現過羅斯福的新政，出現過約翰遜的偉大社會，但斯密和洛克的主張終究是西方社會的主流。
烏克蘭試圖走西方的憲政之路，走得滿地瘡痍
與西方不同，中國的封建制度發育不全，而且消亡得很早。**中國歷史文化傳承的主流是中央王權主導社會，這是因為封建制度過早消亡，中央政權一旦崩潰，社會立即陷入無政府狀態。**與西方貴族限制王權、資本限制政府的社會不同，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賴國家的力量，完全獨立於政府力量之外的大資本極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興民營資本的興起更是跟政府政策息息相關。離開了政府的扶持和幫助，很難想象中國的私人資本會有如此迅速的發展。由於這個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中國社會今天面臨的問題絕不是資本限制政府不夠的問題，因為資本根本就不可能限制政府。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傳承的國家中，資本對國家的統治，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將來也無可能成為現實。中國的改革者、中國的企業家、中國的經濟學家如果不懂得這個基本國情，一廂情願地模仿西方的資本統治國家模式，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
所以，當今中國政界和學術界應當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和西方可以相互借鑑，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但中國無法變成西方，西方也無法變成中國，就像桔子很難變成蘋果，蘋果很難變成桔子一樣。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是要為精英掌控的社會提供理論依據，給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提供合法性。只要堅持絕對的自由競爭，社會就一定是弱肉強食，叢林原則一定會主宰社會。斯密所説的“看不見的手”，包括後來西方世界70年代呼籲回到斯密，都是對西方核心價值觀的堅守。美國從羅斯福到約翰遜這一段時間搞過凱恩斯主義，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重提“回到斯密”，就是防止西方社會丟掉自身的核心價值觀：自由競爭的最大化，即社會儘可能少讓政府來管理，社會的發展要靠企業、個人競爭，靠優勝劣汰，財富上是精英社會，政治上是精英民主，這兩者是相匹配的。
相對而言，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強調整體發展的社會，即使在皇權時代，少數人也很難壟斷社會。中國沒有西方傳統的那種等級制度分權，秦漢以後的社會就是扁平的。這種歷史傳統決定了我們面臨的問題和西方面臨的問題有很大差別。特別是在經歷了二十世紀一系列社會革命後，中國社會根本無法接受一個少數大資本統治的社會。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看，中國的社會大眾有三個東西是絕對無法接受的：一是不能接受血緣等級貴族的統治，二是不能接受軍人統治，三是不能接受大資本的統治。無論是中國的左派還是自由派，都不能接受這三個東西。
由於中西方不同的歷史文化，不同的社會現實問題，各自走不同的發展道路就是理所當然。從這一點上説，中西方的發展模式很難説孰優孰劣，誰將取代誰。這就像蘋果和桔子，都是水果，很難説哪一個更好。西方成功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鑑但不可以複製，西方面臨的問題也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面臨的問題按照西方的邏輯更是無法解決。**今天的西方儘管困難重重，但西方將來也不會走我們的路，就像我們不會走他們的路一樣，這是兩個不同的文明。即使某一天西方文明死亡，取而代之的會是另一個西方文明的繼承者，而不會是中華文明。**不同文明難以相互替代。1988年福山説歷史終結了，到此為止了，實際上我認為，福山講的這個話和赫魯曉夫1959講的話並無二致，赫魯曉夫在訪問美國時講“我們埋葬你們”，自信蘇聯模式將取代西方模式而完成世界的大一統，福山不過是反過來重複了赫魯曉夫的歷史哲學。
在歷史觀上，福山和赫魯曉夫都是黑格爾的學生，相信線性史觀，認為人類以後萬流歸宗，都要歸到一個方向，前往一個路標，這是一種理性的狂妄。人類不可能走向同一個方向，世界還是很多元化的世界。中國崛起之後，西方變得不是唯一。以前西方就是唯一，全球都要看西方，有了中國以後，西方不是唯一。但中國不是要取代西方，中國和西方是共存、並行，各走各的路，可以相互借鑑相互學習，但不是誰去取代誰。
下面再來談談中西方學術界的差異。中西方學術界面臨的問題有很大不同。西方學術在近代以來經歷了兩次大的變革。一次是從十七世紀開始，持續到十九世紀末，也就是近代的兩三百年間。在此之前，西方的科學一直依附於哲學，哲學成了一門包羅萬象的學科，中世紀的科學家們都把亞里士多德當做聖人。但從伽利略時代開始，各門自然科學開始從哲學中獨立出來，哲學開始收縮範圍。從弗蘭西斯·培根和笛卡爾時代開始，認識論開始成為哲學的顯學，傳統的本體論和道德哲學跟認識論共同構成了近代哲學的三大板塊。在這兩三百年間，經驗自然科學在擺脱了哲學的羈絆後得到了迅猛的發展。
西方學術的第二次變革開始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是自然科學方法，特別是數學對社會科學的衝擊和滲透，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一百多年來，西方的社會科學進入了一個高度實證化、數學化階段。比如社會學也是依靠統計化、數量化，哲學也是講實證主義的分析哲學，講數理邏輯或語言分析。經濟學由於涉及大量的經濟數據，所以數學、統計學成了經濟學的重要工具。
應當承認，西方社會科學這一百多年的實證化和數學化是一個歷史的巨大進步。一方面，社會科學吸取了自然科學中的經驗觀察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把社會科學從傳統文人的書齋裏解放出來，理論不再是哲學式的直觀思維，或文人浪漫的詩化想象，而是依據經驗數據的定量分析。另一方面，社會科學的實證化和數學化同時也是去政治化的過程。在各門社會科學中，包括政治學，都不再基於意識形態，學術研究也不是為了政治目的。這種變化大大地有利於社會科學的客觀化。儘管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完全做到客觀，但實證化和數學化至少使得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大大地加強了，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但是，今天的西方社會科學在實證化和數學化道路上卻走過了頭，出現了碎片化的趨勢。如果西方社會科學按照目前這種道路走下去，還會進一步碎片化。**不光是經濟學，包括哲學、政治學、社會學、藝術、美術、音樂都沒有體系了，都變得支離破碎。如何在實證化和數學化的科學研究中保持理論思維和宏觀視野是西方社會科學，尤其是西方經濟學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可這個西方社會科學界的問題並不是今天中國社會科學界面臨的問題。對於中國而言，實證化和數學化遠未走過頭。**今天中國社會科學存在的問題恰恰跟西方的問題相反，中國社會科學不是過度實證化和數學化，而是過度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媒體化。**中國的很多著名學者都長於不着邊際的宏大述事，而短於對社會現象的精確分析。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上高度政治化，其中尤以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為甚，有些人離開了政治和意識形態幾乎就不會講話。如果説，西方許多經濟學家在過分瑣碎的定量分析和數學模型的迷霧中走過了頭，那麼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卻還停留在文革時代的泛政治化迷霧中，他們習慣於把所有的經濟問題都政治化，以至於把經濟學變成了紅衞兵的大批判理論或造反派的革命奪權理論。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把西方經濟學奉為圭臬，但事實上，他們連西方經濟學的門都沒有入，這是很有諷刺意味的。他們在媒體上如此惹眼是因為他們極端的政治言論讓媒體感興趣。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和中國學術界面臨的問題和西方面臨的問題都是不同的，西方成功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鑑但不可以複製，中國就是中國，西方就是西方，差異太大，一個不可能取代另一個。中國的崛起不是取代西方，而是開啓了一個發展模式多元化的時代。中國學術界今天也是問題重重，但絕不是西方式的過度數學化和實證化。如何讓中國的學術研究真正告別政治掛帥而走上專業化的道路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