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當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
【繼西方制度的夜鶯歌手《經濟學人》反思民主後，觀察者網推出系列文章，會診西式民主，西方主流媒體《赫芬頓郵報》等也相繼發文反思。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先生在本文中指出，西方民主不僅昔日優勢不再，而且存在退化的現象。2008年金融危機和中國崛起是《經濟學人》分析西方民主困境時總結出的表面原因。西方除了寄希望於中國模式的失敗，有何方法讓“西方民主制度”走出困境？從突破僵化路徑、得以大刀闊斧改革的幾個例外來看，難道只有冰島式的“賴賬”、希臘式的“喪權”或是撒切爾夫人式的鐵腕，才能拉民主走出泥潭？】
如果從西方文明的源頭古希臘算起，西方民主已經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以小規模社會全體直選或者抽籤為特徵的古典民主，以有限選舉為特徵的近代民主以及以全民普選為特徵的當代民主。
無論哪個階段，西方民主都受到不同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挑戰。古典民主在第一輪挑戰中敗北，並長達數千年成為西方主流社會的貶意詞。直到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大革命，“民主”這個詞語才慢慢翻身，日益在全球擴散。一戰後，達到近代西方民主的高峯。但不久即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受到同樣源自西方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挑戰。應該説，這一輪挑戰中，近代西方民主模式也失敗退場了，當然也可以説不是失敗，是為了應對挑戰而自身演變，取而代之以全民普選為特徵的當代西方民主。
以迄今為止的歷史而言，當代西方民主在和蘇式共產主義的競爭中，取得了勝利。然而，這場勝利還不到四分之一世紀，西方民主卻陷入了全面的困境。最淺顯的原因正如《經濟學人》在封面文章《民主出了什麼問題》所總結的：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二是中國的崛起。
從學術角度講，如此權威的《經濟學人》給出的答案了無新意。歷史上，任何一種文明和制度的衰敗不都是如此嗎？中華文明1840年以來的命運不就是自己的內部停滯和西方的崛起嗎？但從現實的角度講，《經濟學人》的結論實在非同凡響。儘管某些中國學者一直否認有什麼中國模式，可這次西方自己居然把中國模式上升到與其平起平坐的高度。
中國模式的成功不是本文的重點。但可以確定的是，從文化和歷史的角度講，世界上唯一延綿傳承的中華文明再一次處於上升期，而且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崛起的因素不會消失。也就是説，西方民主要想走出困境，不能寄希望於中國模式的失敗，而須自我進行痛苦而必要的改革甚至革命。
《經濟學人》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和中國崛起導致西方陷入全面困境。而西方若要走出困境，不能寄希望於中國模式的失敗。
西方昔日優勢已不存在
許多為今天西方制度辯護的學者認為，1929年的大危機都挺過來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又算得了什麼。
但當時的西方有幾個今天所不具備的優勢：一是還沒有實行全民普選，政治精英仍然能夠獨立和較為迅速地進行決策。二是還沒有建立福利制度，其產業競爭力和效率依然強大。不妨看看今天的歐盟，人口僅佔世界的9%，GDP只佔世界的25%，但福利開支卻佔到世界的50%。如此健全的福利，其代價必然是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昂，後果則必然是國家喪失競爭力。三是西方仍然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不僅可以繼續掠奪資源，也還可以轉嫁危機。四是西方仍然壟斷國際資本、工業品的生產和技術，仍然壟斷原材料的定價權。
但2008年金融危機時，西方昔日的優勢都不存在了。第三條優勢的破滅是歷史進步，第四條優勢的漸漸喪失則是由於中國的崛起（中國對外貸款超過世界銀行、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而且物美價廉、中國的需求令原材料國家有更多的選擇）。但第一和第二條則完全是西方自身的因素。
西方民主發展到全民普選有其不得不為的壓力以及在這種前提下的歷史合理性。當年的西方，在重重危機的壓迫下，在蘇聯不同意識形態的激烈競爭下，也只有通過全民普選來化解。
讓民眾有權力參與政治，當然不是壞事，但從精英票決民主轉變為大眾票決民主，不是增加票數這麼簡單。一個最根本的不同在於，政治權力的獨立性喪失。在有限選舉階段，鑑於選舉成本不高，資本對政治精英的影響還不是決定性的。但現在大眾民主時代的到來，不僅政治要受民眾、甚至民粹制約，也由於選舉規模擴大和成本的幾何增長，對資本空前依賴。這就是2008年危機的制度性根源。
2008年的危機導火索是次貸危機。次貸危機的邏輯是窮人有房住，資本有利潤。對於政治人物來講，哪一方都開罪不起。儘管危機前有相當多的學者都發出預警，美聯儲的掌門人格林斯潘也並非顢頇之輩，但正如他後來在國會做證時所講的：我能讓窮人失去房子，銀行破產嗎？
後來危機蔓延到歐洲，成為主權債務危機。所謂主權債務危機，實際是高昂的福利制度造成的，而高昂的福利制度則要拜民主制度之賜。選民希望迅速兑現更好的生活是人之常情，但政治人物豈能為了勝選輕率迎合選民，甚至不斷競相加碼？！結果福利就以遠超國家承受能力的速度上升。由於政黨輪替，這種危機就如同擊鼓傳花，如果沒有美國的金融危機打亂“鼓點”，歐洲各國的“花”還會持續傳下去，直到紙裏包不住火為止。
我們如果看一下歐美這些民主國家，就會發現一個共性：個個負債累累。歐盟各國平均都在90%以上，美國超過100%，日本超過240%，而且仍然在上漲。顯然，不論是借債搞福利，還是借債維繫消費，都是不可持續的。如果找不到解決之道，它們就是明天的希臘。
從制度的角度講，這是結構性矛盾，是無解的：因為選民不會同意削減福利，也不會同意增加勞動時間（反對延長退休），資本也不會同意增加税收。大家可能還記得，加利福尼亞州是美國第一大經濟體，在世界名列第八，但卻長期負債累累，處於破產的邊緣。原因很簡單，每次舉行公投，只要是增加福利的提案全部擁護，對於增加税收的提案全盤否決。美國是全球最發達的國家，加州又是美國最大經濟體，選民的素質之高恐怕要冠全球，其表現也不過如此。
突破制度侷限的幾個例外
當然，即使是票決民主全面鋪開的西方國家，由於歷史、文化和民族特性等緣故，制度及其靈活性多少有些不同。從現實來看，仍然有西方國家突破了“民主制度”的侷限。
一類是小國，抓住不同的“機遇”改革制度，這又以冰島和希臘為不同的代表。
冰島破產後，立即以公投的方式賴債不還，然後貨幣貶值，進行改革。應該説，效果也不錯，幾年後也就走出了危機。
希臘由於是歐元區成員，既不能賴賬也不能貶值。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從歐盟得到援助。但歐盟在援助的同時，也開出極其苛刻的條件。於是在歐盟的巨大壓力下，希臘不得不進行艱難的改革：減少福利、削減公共開支、縮減公務員規模等等。後來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屬於類似情況。即在外部強大外力下，才能頂住選民和資本的壓力進行真正的改革。當然這個過程中，是此起彼伏的抗議、示威甚至演變成暴力抗爭，社會自殺率也極速攀升。
另一類是大國，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傳統（希臘這樣斷檔的古國沒有多少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傳統可言），甚至形成了“特殊國民性”。這又以英國和德國為不同代表。
英國的特色是政客敢於用鐵腕對付民眾，而且不用承擔什麼後果。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號稱歐洲病夫。結果撒切爾夫人上台以後，立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向工會開戰、大幅削減福利和政府開支。當時有364名經濟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改變經濟政策。但撒切爾夫人依然故我，不為所動。當面對抗議和示威之時，她毫不手軟地鎮壓：在長達一年的礦工罷工中，11300工人被逮捕，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由於減少教育開支，撒切爾夫人的母校牛津大學異乎尋常地通過教員投票後決定不向她頒贈榮譽學位。而這個榮譽學位一向都是贈予曾在該校受教的首相的。
應該説，撒切爾夫人的運氣很好，在她遇到全民反對之時，馬島戰爭爆發。戰爭的勝利為撒切爾夫人的改革贏得了時間，隨着改革成效的顯現，她也成為歷史上執政最長的首相之一。但改革的負面效果同樣明顯，例如英國鐵路私有化後，票價貴，速度低，設備更新緩慢。那麼有沒有可能改回去呢？暫時看來沒希望，英國政客的鐵腕恐怕不會用來對付私人資本。
2008年金融危機也嚴重衝擊了問題類似的英國。首相卡梅隆又施行了類似的緊縮政策，結果引發一場震動世界的倫敦騷亂。今天的卡梅隆不輸當年的鐵娘子，也是鐵腕以對，大肆抓捕兩千多人，而且還實行連坐：一個家庭有人蔘與，全家就要被從政府控制的廉租房趕出，甚至打破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下令法官嚴審重判快判。於是各地的法院幾乎以24小時輪軸轉的方式來審理案件，很多案件都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審完了。律師沒有機會和被辯護者長談，而絕大多數的被告都是未成年人。面對經濟危機，英國立刻就把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拋棄而採取非常規措施。
德國則是另一種類型，在某些關鍵時刻，政客能夠以國家利益為重，超越黨派政治。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德國也有成為歐洲病夫之虞。德國總理施羅德上台以後就着手進行削減福利的改革，結果他自己在抗議聲中敗選下台。默克爾時代後來的增長很大一部分得益於施羅德時代的改革。施羅德寧願得罪民眾，甘作對手的嫁衣，也要推進改革，這在西方是極為罕見的。而繼任的總理默克爾沒有顧慮是否會步施羅德後塵丟失選票，而是蕭規曹隨，繼續堅持施羅德的改革政策，更是出奇。今天的德國，沒有最低工資制，四分之一的受薪者月收入僅僅500歐元（法國最低工資是1300歐元左右），不得不找多份工作維持生計。這就是德國奇蹟的背後。
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顯然並不是每個國家都能成為英國或德國。對於大多數國家而言，民主制度的決定性影響和結構性矛盾仍然是問題的根源，通過改革制度謀求突破的難度很大。到現在為止，西方也依然沒有找到解決之道。
西方民主的退化
民主制度除了結構性矛盾以外，還有一個退化問題。從歷史的角度講，任何制度產生之後，隨着時間的推移，都會發生此類現象。西方先哲亞里士多德曾按統治者人數的多少劃分了三個政體：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他在分析各種制度優缺點的同時，也指出君主制可退化為僭主制，貴族制退化成寡頭制，民主制退化成暴民制。以西方社會最發達的美國為例，它的退化現象一是金錢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帶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黨利益高於一切，政黨惡鬥成為慣例。
美國是一個很年輕的國家，完全是從一張白紙上建立起來的。應該説，相對而言，那個時代機會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哪怕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沒有背景，但只要努力，也有不小的機會成功，甚至可能成為總統，林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兩百多年過去了，這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取消了對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額的限制，如今，還取消了個人向候選人和政黨捐款的最高限額。正如《金融時報》所評論的：在一個不平等程度較低的社會，這麼做的負面影響將是有限的。但在一個頂層1%人口占據全國財富三分之一以上的經濟體裏，這麼做會侵蝕共和體制。它進而舉例道：“近期，幾位有希望成為總統候選人的共和黨人長徒跋涉前往拉斯維加斯，拜訪了博彩業億萬富翁謝爾登•埃德森”，而這位富翁希望政府禁止在線賭博業務，以免危及他那龐大的線下博彩帝國。
另外一個醒目的例子是對沖基金業億萬富翁湯姆•斯泰爾，他計劃出資1億美元，支持在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中承諾應對全球變暖的候選人。他的目標是左右全國辯論，以確保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拒不放行從加拿大修建石油管道的提案。而1996年，那時比爾•克林頓差一點違背法律、讓出手大方的捐贈者在白宮的林肯卧室留宿。
金錢與政治的聯姻，一個後果就是家族政治的崛起。《金融時報》稱2016年大選如變成希拉里•克林頓與布什之爭，那一點兒也不會出人意料。過去9次總統大選中，有7次出現過來自布什家族或克林頓家族的成員。下一次大選之後，數字可能變為10次中有8次。
美國的政黨惡鬥，可從美國民眾對國會的滿意度只有14%中可見一斑（據蓋洛普民調）。美國諷刺雜誌《洋葱》最近發表的一篇封面文章，題為《新民調顯示美國人民寧願接受近親死亡也不願支持國會》。頗有“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之感。
作為曾經創造人類先進文明的西方世界，政治體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只是時間留給它們不多了。再過六年，中國就極有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到那時對西方制度的無形挑戰和撼動恐怕將超過這一場經濟危機。再過三十年，伊斯蘭社會將通過超高的出生率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而取代西方文明。這一點，西方的學者倒也是有着清醒的認識。
《華盛頓時報》專欄作家Tony Blankley在《西方最後的機會》一書中認為，在一代人時間裏，歐洲將變成“歐拉伯”，並對美國產生超越納粹德國的威脅。他進而呼籲要像1940年代戰爭時期一樣，採取極端措施：強化宣傳、媒體審查、言論控制、搜尋顛覆者、祖籍是敵對國國民的監禁和限止旅遊，以拯救西方的民主。此書得到了基辛格的高度評價。
Patrick J. Buchanan，曾擔任過三任美國總統高級顧問、兩度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在他被譽為最好的著作《西方的滅亡》中寫道：1960年代，歐洲裔白人佔世界的四分之一，到2000年，變為六分之一，到2050年，就將只有十分之一。這是一個正在消失的人種。結論是由於歐洲和美國崩潰般的出生率、大量的移民入侵，西方正在死亡。此書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此的震撼人心：我們正失去我們自己在這裏成長起來的國家。即使不考慮人口的變化、替代，在施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族裔因素主導選票流向的例子也並不罕見，嚴重時甚至可能因選舉激化矛盾而撕裂社會。
另外，還有一大因素令西方民主的前景十分暗淡：面對地球資源的有限性和龐大人口的壓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無策，甚至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一方面，民眾（也是人類）的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極大的放大。美國6%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另一方面，握有選票的選民能夠否決任何計劃生育政策，印度的人口爆炸就是一例。這些在民主制度下都是很難甚至根本無法改變的。在地球還擁有充足資源的時候，這種制度的弊端還不明顯，也不致命，甚至這種人口張力還能推動科學發展，但到了今天，則很可能到了難以持續的程度。也就是説，人類資源的有限性也已經決定了西方這套民主制度被淘汰的歷史命運。
總之，西方要想度過眼前的危機，最根本的是要想辦法遏制資本的干預，以及大眾的貪婪和非理性。未來的命運則取決於是否有辦法同化不同種族的價值觀，或者在無法同化的情況下，如何避免他們取代西方主體文明。從人類未來的角度還要加上一點，如何讓那些實行西方“民主”制度、人口負擔過重的國家能夠實行計劃生育。而這一切都歸結於當代民主制度的普選設計上。當然，改革西方民主制度，不等於沒收投票權，回到歧視性的西方“老路”上，只是必須形成高效的調節機制，平衡資本與民粹。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當民主制度無法解決問題時，它還缺乏退出機制。昔日皇權制度搞不下去，可以走向民主。但民主制度失靈之時，它卻走投無路。看來，這才是為什麼牛津大學教授在《華盛頓郵報》3月29日發出這樣的悲鳴：美國民主正在重蹈雅典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