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寧：“全民享有”論是要榨乾國企
財政部近日決定，從今年起上調國有獨資央企税後紅利的上繳比例5個百分點。國有獨資央企分為五個類別，税後紅利上繳比例提高後，一類獨資央企税後紅利上繳比例調高至25%；二類調高至20%；三類調高至15%；四類調高至10%；五類獨資央企繼續免繳。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到了網絡“大喇叭”的嘴裏，吐出來的依然是對上調比例太低的極度不滿。不滿者的理論依據是國企歸全民所有，其税後紅利自然要全部歸全民享有。尤其是在當下，國家尚有大量民生欠賬需要儘快填平補齊，社保基金又一直處於“緊平衡”狀態，由是，這幾年介入凡有學者和網絡“大喇叭”主張甚至渲染國企紅利“全民享有”論，總能在民間形成分貝頗高的附和聲。換言之，“全民享有”論的渲染者似乎佔據了替全體民眾訴求合法利益的道德制高點。
財政部近日決定，從今年起上調國有獨資央企税後紅利的上繳比例。
經歷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那一輪已被歷史證明具有戰略意義的國企大改制，留下來的國企總體已涅槃為中國經濟的精華部分。借中國入世之天時，以央企為代表的國企集團持續十年大發展的勢頭仍將繼續延續，尤其是三中全會作出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興趣的網友可參閲筆者去年11月20日在觀察者網所發《“混合所有制經濟”大有玄機》一文）之高瞻遠矚的戰略安排後，在毫不動搖地堅守國資國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絕對“控股權”之前提下，通過大量汲納民資參股國企，實現國企國資對民企民資緊密的“利益捆綁”，構築新世紀更大規模、更具影響力的由國企國資主導的“經濟統一戰線”，以進一步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經濟基礎。
以此為基，儘管最近兩三年受全球經濟大氣候和國內結構調整力度空前之影響，國企發展步履有所放緩，但若以2020年作為觀察評價座標，筆者堅信國企繼續做大做強的大趨勢不可能被顛覆和扭轉。由是，國企贏利能力和贏利總量將繼續呈不斷增長態勢。有鑑於此，筆者也主張用於民生改善的國企紅利，其上繳比例理當水漲船高。其實，中央的想法與民意的訴求並無二致而且高度契合，按三中全會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所框定的目標之一，到2020年，國企上繳紅利要力爭達到年度國有資本經營收益的30%左右。
然而，筆者立場鮮明地反對某些“全民享有”論者所鼓吹的年年“榨乾”國企紅利的企圖，更堅信新一屆中共執政團隊絕對能識破“全民享有”論鼓吹者的“醉翁之意”不在紅利本身。
這些年，每當國企出現腐敗醜聞、國企出現經營失誤，國企出現過度福利和過度薪水、國企經營狀態出現波動、國企海外併購出現不可避免的失誤、國企海外擴張出現階段性浮虧，或國家對繼續深化國企國資改革作出重大戰略部署時（譬如去年深秋的三中全會前後），“國企私有化”沉渣就會重新泛起，而對“國企私有化”鼓吹的最起勁的往往是某些專家與學者。由於他（她）們身披自封的著名經濟學家的外衣，因而蠱惑力不小，每次總能“唬”住一大批民眾裹挾輿論。幸好，從十八大政治報告再到三中全會《決定》，兩次對國企國資乃至整個公有制經濟基礎作了毫無妥協餘地的重申和強調，致使“國企私有化”論的鼓吹者特無奈、特鬱悶、特憋屈，只能轉而重打“全民享有”之民意旗號，鼓吹年年“榨乾”國企紅利。恕筆者直言，“榨乾”紅利説穿了無非是“國企私有化”論調的一個“温柔”翻板。所不同的是，它不像直接鼓吹私有化那麼刺耳，而且還披着為全民謀利的訴求正當性的美麗外衣。
就此，筆者願在本文中亮出國企從來不是全民“搖錢樹”的觀點，梳理和澄清圍繞國企紅利該如何分配所長期存在的種種似是而非：
國家處置國企紅利從大的方面講分為兩個歷史階段。
計劃經濟階段，國企不分大小，其年度紅利（內含税收）全額上繳國庫。國企維持再生產的流動資金，包括國企擴大再生產的投資，全部由國家根據下一年度的經濟發展計劃全額下撥。年復一年作此循環。
改革開放階段抑或説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對國企紅利的處置又相繼經歷了四個演進階段。
階段一，1985年起步的國企改革，其改革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國企被計劃統得太死。於是國企改革從“擴大國企自主權”始。隨之，國企年度紅利被分切為兩個部分：對國家下達的利潤計劃，國企若能完成仍須全額上繳國庫，國企再生產所必需的流動資金和發展資金繼續由國家按計劃下撥。但改革所開的第一個口子是：國企若超額完成利潤，超額部分由國家與國企按事先約定分配。留給國企的那部分再由國企按主管部門的規定進行再次分切，其中的一部分用於再生產，另一部分用於職工福利改善。於是，中國國企有了針對員工的基本固定的月度獎金髮放制度。
階段二，大約在1988年前後，國企開始普遍推行承包制。此階段國家依然對國企下達年度利潤指標，但改革的基本機理已進化，“繳足國家的，剩餘利潤全部歸國企自行處置”。與此同時，由於國內惟一的中國人民銀行已分拆出“工、農、中、建”四大行，交通銀行亦重新復辦。故而，這一階段的改革同時確定，國企再生產所需流動資金尤其是再發展資金，從以往的國家全額下撥，開始改為由企業向新組建不久的“五大商業銀行”貸款解決（也有的是解決一部分）。
階段三，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國家開始對國企維持生產和再生產實行“斷奶”新政，國家只對國企依法徵税，税後利潤則全額留給國企自主支配（當然國家對國企利潤依然由用途限制，不允許全部“分光吃光”）。與此同時，原則上國家不再對國企的“生老病死”承擔無限責任（尤其是處於競爭性領域的國企），但對處於國民經濟命脈地位的國企，根據不同時期的市場情勢，仍會不時給予一定的政策性資金補貼。
階段四，以央企為例，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延續至今，除少數國有獨資央企譬如中國煙草之外，其餘留存下來的央企紛紛經歷了股份制改造，繼而陸續實現了海內外上市，脱胎為面對國內或面對全球的市場化的公眾公司。上市央企又分為兩類：一類是整體上市，譬如工商銀行等，其企業屬性由原先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轉身為仍有國資控股的上市公司；另一類則採取主業資產上市或優質經營資產上市，譬如中化集團，其主業資產上市后冠名“中化國際”，但上面的集團公司中化集團，則成為代表國家控股“中化國際”的母公司依然獨立存在。由是，對整體上市央企的利潤處置，譬如工商銀行，國家所得的大頭主要就是税收，至於税後利潤，則首先要由全體中外股東經董事會決議進行分紅在先。至於部分上市央企譬如中化集團，該集團所得税後利潤最多（即使不考慮“中化國際”的再發展）只能是“中化國際”年度税後利潤中按母公司持股權比例所能切割的那一部分，剩餘的歸其它股東進行支配。
階段四因情況更復雜，筆者還要多説幾句：
第一，就如工商銀行這樣的整體上市公司，雖國資委仍是其控股股東之一，但國資委也不能將按控股權比例分到的紅利悉數上收。這其中不為常人所察的問題是，如果大多數中外股東在分紅時主張將年度紅利留出一部分以增資擴股方式補充工商銀行的資本金時，國資委也得尊重並執行董事會決議，否則，它將意味着國資委對工商銀行所控股權比例的“縮水”。控股權即控制權，控制權即話語權，關乎國家經濟基礎之所有制屬性。所以，即使處在極端情形下，譬如國家發生財政危機時，國資委對工商銀行税後紅利的處置，也得遵循《公司法》、《證券法》等法律法規的約束而不能自行其事；
第二，鑑於眼下的央企已分化為國有獨資、整體上市、部分資產上市但依然保持國有控股等多個類別，財政部此番所發佈的調高國企紅利上繳比例5個百分點之文件，才特意加上“中央國有獨資”這頂帽子。這説明，就當下的央企，財政部與國資委等真正可行使紅利上收權的，只主要集中在國有獨資央企這個層面。由是，當某些輿論聞工商銀行去年税後利潤高達2629億元（已多年榮膺全球利潤第一的上市銀行）就氣不打一處來，立即不分青紅皂白，憤憤然責問工商銀行向國家（全民）上繳了多少紅利時，就讓人有些哭笑不得了。假如民眾對工商銀行上市後的企業屬性一知半解而“義憤填膺”尚情有可原的話，作為國資委則必須依法依律行權。
第三，即使如中國煙草，其雖説仍是極少數被保留的國有獨資央企，但其税後利潤國家也不能全額收入國庫，否則，中國煙草必需的再發展資金，難道非得退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由國家全額撥付麼？人們不妨就此問一句：如此開改革倒車輿論會答應麼？惟一可以料定的是，果真這麼做，將此“上綱上線”至“政治高度”大加痛批的，一定仍是一個勁鼓吹“分光吃光”全部國企紅利的那撥人！
第四，2007年之前，不分央企的類別，其税後紅利全部用於維持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國家分文不取。2007年之後，央企按類別不同開始向國家重新上繳一定比例的紅利。把本次上調計算在內，7年間相繼上調了3次，2020年如果央企發展順風順水，應當還會繼續上調若干次。然而，從繼續做大尤其是做強國企的戰略目標出發，就算到2020年能如期實現上繳紅利平均達到30%的比例，國家也不可能將全部所獲紅利直接用於給全民發“紅包”。到那時，與2008年以來的做法一樣，國家所收繳的國企紅利之大頭，仍然必須首先用來支持國有經濟結構重組優化，產業“上檔升級”，支持新興戰略產業培育和發展，開展境外資產併購及技貿合作，以進一步把國有經濟的蛋糕做大。也即遵循循序漸進、量入為出之原則，為改善民生提供更多的可用資金。
建立於以上客觀分析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幾個基本結論，明辨諸多是與非：
其一，從建國後的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到未來堅持公有制主導下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國企從來就不可能充當全民“搖錢樹” 的惟一角色。
其二，即使不計較極端的“全民享有”論鼓吹者“榨乾”國企的“另有所圖”，僅從建國以來國企紅利處置所經歷的四個階段出發，國企紅利也不可能重新回到全額上繳國庫的老路上去，否則，歷經三十年的國企利潤處置改革將重回改革之起點。
其三，民諺説得好，連麻雀也知曉要留三日餘糧。這麼大一個國家，13.5億人口，內部發展又極不平衡，在發展問題遠未根本解決之前，怎麼可能被民粹主義的極端利益訴求牽着鼻子走，年年把國企紅利“分光吃光”？！可見，就國企紅利的分配，民眾的心理預期亦不能脱離發展階段實際。
其四，既然量入為出的民生改善只能立足於發展為前提，用國企紅利來進一步壯大國有經濟與改善民生並不矛盾，更非背向而行。
其五，循序漸進式的上調國企紅利上繳比例，包括日後還要按一定比例上繳國有資本經營紅利，對國企國資既是壓力亦是動力，以倒逼國企國資降低經營成本，提高經營效益。
其六，當下及今後一個時期，對國企紅利的關注，理性、建設性的輿論當把關注和監督的重點置於國企所留紅利的使用監督環節，儘量減少“紅利浪費”、“紅利揮霍”乃至“紅利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