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國：“中國沒有創新能力”何以成為世界公論
5月28日，美國空軍學院（Air Force Academy）畢業典禮上，美國副總統拜登在發表演講時聲稱中國不足畏懼，因為中國缺乏創新能力，“我諒你們也説不出一個來自中國的創新項目、創新改變或創新產品。”拜登的理由是創新能力或創新精神離不開“思想自由”或“政治自由”，而這是中國缺乏的，即使中國理工科畢業生數量是美國的六至八倍也無法抵消。
拜登這番話，不過再次重複自己的老觀點而已。早在2011年9月7日，剛剛結束訪華返美的拜登在《紐約時報》發表了文章《中國的崛起不代表我們的終結》，指出面對中國的競爭，美國將繼續保持優勢，因為“21世紀競爭的性質有利於美國。在20世紀，我們衡量一個國家的財富主要是通過它的自然資源、陸地面積、人口和軍隊。在21世紀，一個國家真正的財富將在於其國民的創造性意志和創造能力。”至於這種創新能力，則依賴於思想自由。
拜登的言論激起了很大的反響，不過在筆者看來，拜登的觀點儘管有很大市場，但卻是極其片面的，並不符合中國與美國的現實：第一，現實證明，所謂的“思想自由”、“政治自由”與技術創新的關聯度被拜登誇大了；第二，中國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動力與能力並不匱乏，結果也是非常顯著的（至於中國是否缺乏思想自由以及在絕大程度上缺乏自由，在此筆者就不進行討論了）。
拜登在美國空軍學院演講，聲稱中國沒有創新能力，因而不足為懼
擁有“思想自由”的國家，創新能力未必就強
將技術創新與“思想自由”掛鈎甚至等同起來的觀點，在美國政界很流行，並非拜登所獨有。2012年7月，希拉里訪問蒙古時，稱讚蒙古所具有的維持民主制度的“勇氣”，並因此而發展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同時，希拉里還不點名地挖苦中國説，“只想開放商業而不開放政治的國家會發現這種方式要付出代價：它會扼殺創新，阻礙企業發展，而這些對持續增長至關重要。”
遺憾的是，近年來蒙古經濟的高速增長與政治自由的關聯似乎並不大，更多是受惠於中國。礦業出口對蒙古經濟具有具足輕重的作用，蒙古出口的所有煤炭，絕大部分銅、金以及其他有色金屬，其對象都是中國。2013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受此影響，蒙古經濟也急速下滑。中國打噴嚏，蒙古就得肺炎，再“思想自由”也不管用。
2012年3月17日，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訪問印度，在演講“解密中國龍：機遇與挑戰”中稱“自由的氛圍孕育和奠定了印度的創新能力。”他還説，由於“缺乏印度的自由度”及印度與美國的價值觀，中國想要破解創新能力並不容易。遺憾的是，印度似乎不太爭氣，對於這樣一個還有數以億計的人口缺乏廁所的國家，以及女性動輒就被處以私刑的國家，跟中國比技術創新實在是有些勉為其難。
不僅是蒙古、印度這樣的國家，即便是在美國，“思想自由”也不會成為技術創新的保障。如果光有所謂的思想自由，而沒有相應的資金投入、產業鏈支撐、技術人才儲備，那麼美國的技術創新也難以落到實處。過去美國創新成就較大，就是因為它有錢、有人、有完整的產業鏈，如今在這三方面，它已今不如昔了。在今天，美國不得不依賴政治藉口阻撓華為、中興、三一這樣的中國企業進入美國，連自由競爭的原則都沒有勇氣堅守，又有什麼資格談論創新呢？
年僅26歲的亞倫·斯沃茲（Aaron Swartz)，這位天才的程序員，僅僅是想讓世人共享一些學術資源，而自己並不從中獲利，卻因此將遭受數十年監禁以及上百萬美元罰款的懲罰，他被迫於2013年1月選擇了自殺。斯沃茲這樣的科技天才在美國失去了活路，而華爾街的那些投機掮客，底特律那些坐着私人包機到國會請求抒困的CEO，那些將全世界拖下水的資本家，卻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相反還得到了政府的救助。這樣的國家，難道就是創新精神的典範？
在創新能力方面高估美國並低估中國的，不只有美國的政客。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012年9月6日訪華期間在中央黨校發表演説，警告中國不要看衰美國，因為“美國社會具有極強的恢復力和創造力……我們永遠都不要低估美國重新振作和改造自身的能力。”2013年，李顯龍的父親李光耀在其新著《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稱中國在創新能力方面永遠追不上西方。在“世襲”的新加坡，李光耀自然不便拿“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來貶低中國，李光耀選擇了另外一個角度：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漢語不利於被西方人掌握而無法吸引西方先進人才，導致中國缺乏創新能力。
但也有有識之士看到了中國近年在創新能力方面的發展。美國的兩任能源部長莫尼茲、理查德森恐怕就不會贊同拜登對中國的評價。全球的企業領導人恐怕也不會贊同拜登。早在2012年6月，英國《金融時報》就報道，由畢馬威公司組織的一項面向計算機和電子等行業650多名高管的調查顯示，中國將有能力挑戰美國，成為最有可能取得關鍵技術突破的國家。在這項調查中，30%的受訪高管表示，中國將在未來4年裏成為最大的“全球創新熱點”。排名第二位是美國，得票率為29%。
英國《衞報》2013年10月14日報道，訪華的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在北京對英國媒體説：“英國有一種態度，就是將中國當做珠江上的血汗工廠，我本週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改變英國對中國的這種態度。這個國家正走在醫藥、高科技、計算機和高科技工程的前沿。”拜登、希拉里、洪博培、李光耀，應該多向奧斯本學習學習，中國並不缺乏創新能力，且不論原因為何，必須得承認這是事實。下面筆者再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中國科技進步已逐步接近創新的第三個層次
如何定義科技創新？筆者認為有三個層次：第一，你能造的東西我也都能造；第二，你能造的東西我能造的更好或更便宜；第三，你沒有發現或發明的東西，我發現或發明出來。這一標準框架並不完整全面，姑且用之。
這三個層次中的前兩點，中國已經大致做到了。筆者不久前發表在觀察者網的文章《中國經濟第一，到底誰該反思？》就通過實例指出，在能源、電力、冶金、化工、製造業、工程建築業，甚至包括電子信息產業，中國現在大都佔據了全球產業鏈的高端。從中美貿易結構來看，美國已經越來越離不開中國的高技術產品。
2014年3月，美國國務卿克里訪華時，就智能電網技術合作與中國達成協議。電網技術，中國目前領先於世界。美國前能源部長、新墨西哥州州長比爾·理查德森（Bill Richardson）2014年1月7日在美國Politico時政新聞網站上撰文指出，美國的電力系統還停留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水平，近十年來鮮有進步。各地電網各自為政是導致效率低下、抗災能力差的重要原因；美國的電網建設需要向中國學習，只有這樣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2013年2月4日，第47屆美式足球聯盟年度冠軍賽超級碗在新奧爾良的梅賽德斯穹頂體育場進行，進入下半場，整個體育場突然停電了。NBA（籃球聯賽）掘金隊的前鋒伊戈達拉幸災樂禍，在個人網頁上大讚NBA的賽場經營，稱“大衞·斯特恩（NBA總裁）絕對不會讓（停電）這種事情發生的。”事實上，早在2012年2月17日，籃網隊與步行者隊的比賽中就出現了一次停電事故。2014年2月1日斯特恩退休後，他的繼任者亞當·席爾瓦運氣也不太好。5月8日雷霆隊主場戰快船隊的西部半決賽第二回合，再次發生停電事故，席爾瓦本人正好在現場。學習中國的電網技術後，這種現象可能就會大大減少了。
2013年10月30日，來華訪問的美國能源部長歐內斯特·莫尼茲（Ernest Moniz）表示，根據一項雙邊合作協議，中國很可能向美國新建的核電站供應設備。在美方看來，中國的核電設備製造企業，技術過硬，產品價格相對低廉，而美國的一些設備供貨商在首批機組建造中的表現並不讓人滿意。目前，儘管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第三代核電技術（CAP1400以及華龍一號），還處在標準制定或示範電站初步開工階段，但是，中國的核電設備製造技術，可以説已經基本全面掌握了，從核主泵到汽輪機，莫不如此。
中國科技大學潘建偉教授領銜的研究團隊在量子通信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不論從總額，還是從研發強度（科技經費佔GDP的比重）來看，中國的科技投入都是很高的。
英國《自然》週刊網站2014年1月8日刊文驚歎“中國科技研發強度超過歐洲”。該文稱，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佈的最新的研發強度估測數據，中國2012年將1.98%的國內生產總值投入研發領域，剛好超過歐盟所有成員國的1.96%。另據中國科技部部長萬鋼透露，2013年中國全社會研究開發支出有望達到11800億元，佔GDP比重達2%，其中企業研究開發支出佔76%以上。到2020年，中國的研發強度將達2.5%。
中國的研發效率也是較高的。比如，近年來中航工業公司在軍機研發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航董事長林左鳴指出，這一成績取決於：第一，中國擁有大量的且年輕的科研人才；第二，中國的研發效率很高，比如完成同樣一項成果，美歐所需的投資可能得是中國所需投資的五倍。基於上述事實，林左鳴相信中航未來將超越美國的軍機巨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不僅在工業科技方面，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中國的進步也是值得重視的。2014年4月2日中國科協學術建設發佈會上，中國科協副主席、中科院副院長李靜海在介紹各學科進展時説，中國數學在部分研究方向上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數學家擔任國際數學雜誌編委和國際數學組織領導職務的數量逐步上升；在物理學領域，中微子振盪、拓撲絕緣體、反常量子霍爾效應、量子通信等方面獲得了原創成果，“40K以上鐵基高温超導體的發現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質研究”榮獲2013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化學學科正處於高速發展期，化學論文的數量躍居世界第一且質量也得到大幅提升，一部分新興與熱點分支學科與國際水平同步發展，並湧現出若干引領國際前沿的課題；植物學科在水稻分櫱分子調控機理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克隆了一個可幫助水稻增產的關鍵基因IPA1，通過雜交方法加入到常規晚稻品種後，產量增加10%以上；在計算機科學技術領域，成功研製了“KD-90”超級計算機，以及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天河二號”。
目前，中國的科技進步已經逐步接近創新的第三個層次：不僅能夠完善既有領域，而且能夠獲得重大的全新的發現或發明。
2013年6月20日，中國科學院正式發佈《科技發展新態勢與面向2020年的戰略選擇》研究報告，預測和描述了世界和中國未來5-10年重要領域科技發展的圖景。報告認為在未來5-10年，中國可能發生的重大科技突破有19個，如：量子通信技術實用化，區域高壓直流電網建成，普惠計算將取得重大進展，幹細胞整體研究水平將進入國際第一陣營，煤炭資源清潔高效綜合利用將形成新興產業，新原理航空發動機研製成功，等等。這其中有的就可以稱得上是重大發明創新，即使西方國家也不曾擁有。
量子通信技術就是如此。要説量子通信，得先説斯諾登。斯諾登的爆料，讓全球認識到，在電子信息時代，美國可謂是無孔不入，從平民百姓到國家首腦，從電話到電腦，任何人、任何現代化的通訊方式，都可以被美國侵入與竊聽。那麼有沒有不可能被竊聽或破譯的通信方式呢？有，在專家看來，那就是量子通信技術，量子通信具有高效率和絕對安全等特點。
2007年以來，中國科技大學潘建偉教授領銜的研究團隊在量子通信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2008年秋天，潘建偉團隊在合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光量子電話網，實現了“一次一密”加密方式的實時網絡通話。2012年，潘建偉團隊在合肥市建成了世界上首個覆蓋整個合肥城區的規模化（46個節點）量子通信網絡，標誌着大容量的城域量子通信網絡技術已經成熟。同時，他們與新華社合作建設的金融信息量子通信驗證網在北京開通，量子通信的京滬幹線工程也正在積極建設。據聞，中國的量子通信衞星也將在不久的將來投入使用。
拜登斷言，“我諒你們也説不出一個來自中國的創新項目、創新改變或創新產品。”筆者告訴拜登，量子通信技術，就是“一個來自中國的創新項目、創新改變或創新產品。”
改革不徹底導致沒有創新？
就在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明顯進步的時候，拜登卻依舊在重複“中國缺乏創新精神”之類的陳詞濫調。這是出於無知，還是處於自欺欺人的鴕鳥精神，還是一種靠拒不承認競爭對手的優點好讓對手自行認輸的計謀？筆者不得而知。
拜登做出這樣的判斷，應該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某類中國人的影響。
2014年4月8日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主持人胡祖六讓眾嘉賓預測中國的創新能力何時能超過美國，或者至少是並駕齊驅，張維迎教授説道：“我活着的時候沒戲。”張教授隨後還補充道，即使他活上150年也是如此。陳志武也表示：“跟張維迎差不多的判斷吧。但是有一點，在目前體制下我覺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在中國缺乏創新論者看來，除了缺乏思想自由，還有一個理由就是中國“改革不徹底”，大量國有企業阻礙創新。前面提到的《自然》週刊網站的文章就認為“‘大量墨守成規的’國有企業控制着商業研發支出，它們可能會壓制創新，阻礙更具創造力的中小企業的發展。”國企阻礙創新，這本來是經濟學界與媒體的主流觀點，現在就連《自然》週刊這樣的科技界也受到影響了。
不過，該觀點卻是不符合事實的。筆者在觀察者網的專稿《國企才是技術創新的典範》用事實證明，“以央企為代表的國企，其實是——過去如此、如今依然——科技進步的領跑者，是自主創新與轉型升級的領跑者，那種‘國企依賴壟斷、毫無創新能力與市場競爭力’的主流觀點，是經不起檢驗的。”2008年中國央企研發經費投入總額1210.6億元，相當於全國研發經費投入的26.5%，2009年研發經費達到1468億元，相當於全國研發經費投入的31.8%。中國的國企以及國立科研院所、大學對中國的科技進步的推動作用，被輿論忽視了。
拜登發表中國沒有創新精神的言論後，在中國得到了強烈的呼應。5月31日，“著名經濟學家”王福重先生評論道：“還用他（拜登）説，我不早説了嗎，1000多年來，對人類的科學技術進步，沒有任何貢獻。以後也不會。”
拜登在中國的這些同道，其詭異之處在於，他們一面指責中國缺乏技術創新，一面卻又阻撓中國的科技進步，鼓吹服務業先進、金融立國、數學退出高考、反PX、血汗工廠有理等反智言論。這些輿論已經在強烈地左右着中國的走向。
輿論與現實的脱節，是當前中國的一大特點。指斥中國缺乏創新精神，不只是拜登等人，更是中國媒體與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缺乏創新、粗放低效、有速度無質量、有規模無效益、不可持續等，這是最近數年來中國輿論給中國經濟與科技發展扣上的大帽子（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做大做強了，但是分配不公。貶低做大做強的事實，成為某些人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的藉口。對此筆者另文討論）。一幫賣保險的、辦培訓班的、刮地皮的、鼓搗資本運作的，以及一幫認為“朝米飯説‘呸’能加速米飯變餿符合量子力學”、“將四杯25度的水加在一起就可以沸騰”的媒體人，天天指責一幫造核島的、造J-20的、造海洋石油981的、造8萬噸鍛壓機的、造全球最大承重數控機牀的、開採高含硫氣田的、制定4G標準的、開發直流電網的、將量子通信實用化的，缺乏活力、不懂創新、沒有技術含量。這一幕儘管很荒謬，但卻在中國時刻上演着。
當然，技術創新在中國內部也存在很大阻力。
2013年中國經濟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是增速下滑到7.7%，為二十年來最低；第二是第三產業佔比提高到46.1%，第一次超過了第二產業。不光媒體，包括政府部門對此的解讀都是“穩中向好，穩中提質”，是“產業結構優化”的表現，“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的一般規律”。可是，大家都端盤子去了，還需要技術創新嗎？這是產業升級還是產業降級？
2014年6月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國際工程科技大會上並發表題為《讓工程科技造福人類、創造未來》的主旨演講，強調“工程科技進步和創新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中國4200多萬人的工程科技人才隊伍是中國開創未來最可寶貴的資源”。
如果服務業佔比高是產業升級的表現，那麼要這多達4200多萬的工程科技人才隊伍幹嗎呢？
中國，將在這些矛盾的夾擊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