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怎麼了：10個問答説清“佔中”-關哲
國慶長假，960萬平方公里處處祥和，唯香港在悸動中蕭瑟。
香港“佔領中環”的街頭示威運動已持續多日。與往年國慶黃金週遊人如織、商家熱火朝天的景象不同，香港中環——這片代表香港經濟繁榮高度的政經中心因被一羣黑衣年輕人佔據而面目全非。
同樣悸動蕭瑟的還有港股、銀行、政府服務機關……佔中行動引發世界輿論關注，數萬市民與數千警察一起出現在香港街頭，各類新式媒體工具如無人機攝影和自媒體通訊工具參與其中，運動的景象香港近年少見。社交媒體傳言紛紛，西方媒體更是稱其為“雨傘革命”。關心香港未來與國家前途的國人都在疑問：香港怎麼了？香港年輕人上街想要什麼？他們是誰組織的？他們的訴求是什麼？誰在主導？
以下這些問題或許可以為你瞭解香港持續多日的所謂“雨傘革命”有所幫助：
1. 什麼是“佔領中環”？“佔中”的訴求是什麼？
“佔中”，即由香港激進反對派號召發起的“佔領中環”運動。這次“佔中”啓動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抗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佔中”示威者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這個決定向香港居民道歉，並收回關於香港普選方式的決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定的主要內容包括：從2017年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簡稱特首）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普選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合資格選民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依法從行政長官候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行政長官人選經普選產生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對於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產生過程，香港反對派反應激烈。
香港激進反對派認為普選方案應該以“國際標準”制訂，需要符合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香港激進反對派希望通過他們的普選方案，使得原本可能無望成為香港行政長官的人士“入閘”。由於方案屢次落空，反對派從2013年起開始以發起“佔中”運動來要挾香港特區和中央政府就範（中環系香港商業金融中心地區），並最終引發9月28日“佔中”運動。
“佔中”運動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反覆強調稱他們的訴求是：“真的民主、真的普選。”
“佔中”非法集會者在旺角公然設置路障，阻礙正常交通秩序
2. “佔中”的訴求主要針對2017年的香港普選方案，那麼迴歸前，香港地區領導人是如何產生的？英國為何不給香港開放普選？香港特首選舉是依照《基本法》的民主選舉嗎？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普選的決定是否體現了歷史發展的方向？是否體現了香港民主政治的進步？可以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跟迴歸前香港政府的產生過程比較一下。
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方式本質上屬於殖民地的管治模式。港督作為英國國王統治香港的權力代表，其權力來源於倫敦的《英皇制誥》《皇室訓令》《殖民地規例》，以及英國國王會同英國樞密院頒佈的敕令等。在這種殖民統治的模式中，港督由近一萬公里以外的倫敦任命，並大權獨攬，主導整個香港社會的政治事務。當時香港的立法局僅是港督的諮詢機構，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立法機構。在司法領域，儘管英國在香港建立了相對健全的司法系統，但司法終審權卻屬於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
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稱，香港困局考問英國道義責任
從迴歸之日起，香港原有的殖民統治結構得到根本改變，在中國的憲法體制下，香港開始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基本政治構架。基本法的通過，在香港民主發展上具有歷史性意義。它不僅闡明瞭中央政府與香港地區的法律關係，而且給出了香港未來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框架，其中最重要的是給出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機構選舉的基本形式。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定對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之所以具有歷史意義，是因為按照這個政治改革的構架，全體香港人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從提名委員會提出的候選人名單中選出自己的行政長官，這在香港的歷史上是第一次。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分別來自38個界別分組，代表不同行業、專業、勞工、社會服務團體及區域組織的1200人組成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任命。
以2012年特首選舉為例，當年723萬香港總人口中，350萬選民再選出24萬9千名選舉委員會投選人，並依照職業分為四個界別，各遴選出300人組成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最後選出行政長官。其程序完全依照《基本法》。而2017年的普選將組成更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3. 一些人將香港“佔中”類比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香港“佔中”與“佔領華爾街運動”有什麼區別？
從表面形式看，“佔領中環”跟2011年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有相似之處，都是一羣示威者佔據了某個公共場所。但二者有本質性區別。
“佔領華爾街”運動是美國底層民眾對社會貧富懸殊程度不斷加深的一種抗議，針對的是美國不到1%的極富階層。所以，抗議者雖然對華爾街資本、對美國政府都有各種各樣的批評，但基本訴求不是針對美國的憲法和相關法律制度。幾乎所有參與佔領華爾街的示威者並未對美國的基本體制提出革命性的要求。
儘管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行動沒有挑戰美國憲法與相關法律制度，但美國政府為了維護法律的權威，仍於2012年3月在國會通過了《H.R.347》法案（全稱“聯邦改善限制性建築和區域法案”），將“進入或滯留”指定的“限制”區域定性為刑事重罪，此法案在2012年3月8日由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生效。並於近期據此對一名在馬路上書寫反對大銀行標語的抗議者判了重刑。由此可見，在美國，在公共場合表達利益訴求可以，但必須在法律的框架之內，決不允許任何挑戰美國法律的行動出現。佔中行動的發起人自詡要和“國際標準”接軌，但實際做法卻和台灣太陽花運動中的目無法紀類似。
2011年，香港曾出現過一次響應“佔領華爾街”的“佔領中環”行動，到2012年9月，剩下的極少數示威者被強制帶出滙豐總行地下的廣場，此次佔領行動結束。
今年的這次“佔中”行動並不是源自對香港某種不公平社會現象的抗議，不是呼籲社會解決現實中的某種矛盾和弊端，沒有具體的利益訴求，而是針對中國的憲法、《基本法》和相關法律制度。
“佔中”發起者的口號和綱領的政治色彩非常鮮明，其矛頭直指中央政府在2014年6月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和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2017年香港普選的決定。
與美國“佔領華爾街”希望解決社會問題和弊端不同，香港的“佔中”行動是直接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挑戰香港的法律制度。按照中國的法律（包括香港地區的相關法律），香港特區政府絕不可能允許非法“佔領中環”長期持續下去。
“佔領華爾街”與“佔領中環”有本質不同
4. 發起“佔中”運動的“佔中三子”是誰？有何背景？
“佔中”3名發起人分別是：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觀察者網注：又稱“佔中三子”）。其中，戴耀廷系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健民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朱耀明系香港柴灣浸信會主任牧師、所謂“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成員。
這三人作為“佔中”運動的發起人，在香港媒體上頻繁接受採訪並公開撰寫文章博取外界同情。
近期有媒體援引地緣政治研究學者Tony Cartalucci的研究報告稱，“佔中三子”是在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支持下策動此次“佔中”運動的。Tony Cartalucci稱他在翻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網頁後，發現該組織與香港大學共同成立了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CCPL)，其中指“CCPL的成立目的是要在政改諮詢的過程中，擴大公民的意見”，而“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2006年至2007年是CCPL成員之一。2013年至2014年，戴耀廷雖然已不是成員，但就至少3次出席該組織的會議，並領導該中心的一項有關政制發展的研究計劃。
“佔中三子”的“剃頭秀”
另據鳳凰衞視消息，一名自稱老泛民、署名“民主真兄弟”的人士9月16日晚撰文稱接到匿名人士爆料，指公民黨英語組、“香港2020”9月5日晚舉行會議，邀請外籍人士討論政改，出席者包括兩名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美情治人員和外國學者等40人，前經濟司布簡瓊(Elizabeth Bosher)更是被陳方安生和李柱銘等人親自送入會場。該人士上載4頁會議記錄及多張圖片，顯示會議由公民黨主持，發起罷課的“學聯”和“學民思潮”等均有代表出席。
同時媒體還曝光了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曾任職美國國防部和國家情報主任辦公室的丹·蓋瑞特的表態。丹·蓋瑞特説“這次回美國向頂頭上司彙報目前香港所處境況及我在港推動的工作進展。華盛頓要求繼續在香港推動民間、社會力量爭取民主訴求運動，尤其是推動青少年在社運扮演先鋒角色”。他還承諾，“美國會保護學生領袖，包括赴外國留學、定居”。
但香港媒體普遍認為，在這次“佔中”運動中，核心人物還要數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
黎智英在2014年7月21日的時候，被自稱“壹傳媒股民”的爆料人用900多份文件大起底。這些文件顯示，黎智英曾赴台向多名台灣公民運動領導人就“佔中”取經；與美國前副防長沃爾福威茨共赴緬甸投資；僅過去兩年對香港泛民黨派、團體和個人的“秘密捐款”就達4000萬港元。
另據報道，日前在香港和內地網絡上流傳一則微信報料指，9月28日“佔中”開始後港股連續下跌，股民損失慘重，但“佔中”金主黎智英事前投巨資買空港股，獲利已超10億元。
一位股票公司老闆透露：9月25日前後，黎智英在三大行一共做空了約2000張期指，部署完畢後，“佔中”行動突然於28日提前啓動，黎智英即高調支持，旗下的《蘋果日報》大肆煽動上街，並每天向示威者提供大量餐食。同時，黎智英聯絡多名歐美基金經紀人，並吸引國際對沖基金等金融大鱷參與，全力作空港股，打壓港元。有估算，“佔中”短短几天以來，黎智英和其他背後搞手們一共獲利超過100億元，有網民對此表達不滿，稱“佔中”最大贏家就是黎智英，而付錢的是港股投資者、公積金户口和本港商鋪、旅遊業者的盈利，呼籲有關機構介入調查。
5. “佔中”衝突真的是香港深層次貧富、階層矛盾的總爆發嗎？
今天的香港社會存在着許多社會問題與矛盾，這些問題與矛盾來自於香港社會內部的經濟結構，但“佔中”發起者卻禍水北引，儘可能將矛盾變換成內地與香港、香港與中央之間的政治關係。
“佔領中環”的發起人為了裹挾更多不關心政治，但卻關切自身利益的民眾加入對抗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行動，不惜撕裂香港社會，把香港所有的社會問題與矛盾都歸咎於內地居民與中央政府。在“佔中”行動中，可以看到許多把矛頭指向內地民眾與中央政府的口號。
近十幾年來，香港經濟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邊緣化，香港社會貧富懸殊日趨擴大，社會公平嚴重缺失。這些問題只有在維持香港政治穩定的前提下，立足於香港的現實條件，因地制宜，逐步解決。對於香港經濟遭遇的困難，中央政府對香港給與了巨大的支持與幫助。中央政府在1998年“港幣保衞戰”、在2003年香港遭受非典衝擊時給與香港社會的巨大支持，世人有目共睹。
中央政府在1998年“港幣保衞戰”中擊敗索羅斯
現在，少數激進反對派為了一己目標，搞廣場政治，這種已被近年來亞、非、東歐十幾個國家證明，所謂的“某某革命”只是“西式民主禍水”，違背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歷史潮流，只能是害人害己，最終被香港民眾所拋棄。
6. 香港主流民意對“佔中”是什麼態度？
時至今日，對內地網民來説迫切想要了解的一個情況就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到底對“佔中”持怎樣的態度？是支持還是反對？抑或保持中立？
從香港本地的媒體上看，香港激進反對派總是佔據港媒最大版面；從社交平台來看，普通香港民眾又在通過拍攝視頻等渠道呼籲參與示威的孩子們回家；一些評論認為，香港還有一大批“沉默的大多數”。香港普通民眾對“佔中”到底持怎樣的態度？
美國《外交政策》網站9月28日援引了兩份香港民調可供參考：香港研究協會的民調顯示，六成受訪者接受人大常委會的普選方案；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的民調顯示，五成半的受訪者接受人大常委會的普選方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自2013年4月以來，就“佔中”問題陸續進行過5次民意調查（最近一次是2014年5月），5次調查中，明確反對“佔中”的比例分別為51%、46%、55%、57%、56%，另有約一成受訪者持中間立場、一成受訪者表示“難講”。
概言之，大部分香港市民並不支持“佔中”。
而且，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近十幾年來的調查顯示，香港居民最關心的是民生經濟，佔比常年在80%以上。今年以來，雖然反對派動作頻頻，但民眾中最關心政治問題的比例也僅在20%左右。
大批反“佔中”香港市民開始動手清路障
7. “佔中”對香港社會產生了什麼影響？對內地遊客自由行有什麼影響？
“佔中”發生後，香港首先作為金融中心受到衝擊：29日上午，港元兑美元匯率貶值幅度創18個月的最大值。港股急挫近500點，港股巿值一天蒸發近5000億港元（等於香港一年GDP的三分之一）。滙豐、渣打、中銀香港、中信銀行等在內的21家銀行的37個營業點暫時關閉。
在民生方面，“佔領中環”發生以來，消防處近兩日的緊急服務受到堵塞影響，使得香港消防處12分鐘抵達現場的服務承諾由超過九成跌至六、七成左右，這對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構成了威脅。
另外據香港媒體9月30日報道：一位70歲老人與兒孫受“佔中”導致的交通阻塞影響，原來20分鐘的車程，卻苦等5小時，最終未能趕到醫院見患病的媳婦最後一面，兒子抱着媳婦的遺體痛哭。老人控訴“佔中人士太自私”。
在自由行方面，“佔中”不僅影響到內地遊客的旅遊目的地選擇，也影響到香港商户自身：
香港電台報道稱，中國國家旅遊局發佈內部通知，以擔心香港可能有安全問題為由，暫停批准旅行團到港。十一黃金週赴港購物的內地遊客劇減，給香港商業帶來較大影響。
“佔中”行為已經嚴重影響香港市民生活，從股市、港元的急速下跌，從數十家銀行分行暫停服務，從商户關門歇業，師生罷課，從核心地帶交通癱瘓，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佔中”每延長一小時，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就多痛苦一小時，而且受影響的市民越來越多，程度越來越深。
受封路影響往中環看病的林婆婆，怒斥在銅鑼灣靜坐的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教壞學生
8. 英美政府對“佔中”是什麼態度？為什麼西方媒體的態度比西方政府的態度更加激進？
英國政府此次表態較以往比較謹慎。英國外交部9月28日聲明稱“香港人繼續保持和行使包括示威在內的權利和自由很重要，但這一切需要在法律範疇內進行。”而美國政府則一如既往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美國總統奧巴馬、國務卿克里在會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時，均提起“佔中”話題。王毅當面駁斥克里，重申“中方要求美方謹言慎行，恪守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承諾，不向外部發出錯誤的信號。我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完全有能力依法處理好當前的事態。”美國政府的最新表態趨於謹慎，希望香港民眾在法律框架內提出訴求，並表標應該遵守《基本法》。
西方媒體對香港“佔中”報道也連篇累牘。《紐約時報》、《時代週刊》、《經濟學人》等西方主流紙媒，將“佔中”美化為“雨傘革命”，期待在中國製造“顏色革命”。10月4日提前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以香港非法集會參與者為封面報道，刻意將香港特區政府貼上“壓迫”、“武力”、“殖民”的標籤（究竟是哪個國家曾經殖民香港150年？相信讀者都不需要回答。）。
新加坡外長尚穆根認為，西方媒體報道“佔中”帶有反華成見與不實報道
對此，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現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高級研究員John Ross在微博上評論：“西方媒體就香港問題的報道太虛偽。在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150年間，英國從未允許香港人選舉香港總督，美國也沒有因此抗議英國。現在中國為香港設計的體系遠比英國民主得多，但美國媒體卻強烈抗議中國政府。”如果單從西方媒體上看，香港人民已經“起義了”、“革命了”，這是它們這些媒體的“自由”，見多了，我們只能以“呵呵”待之。
9. 香港反對派譴責警察為驅趕“佔中”人羣釋放了催淚彈，釋放催淚彈的行為是“過度/不合理使用武力”嗎？
香港“佔中”是未經審批的非法集會，數以萬計香港民眾非法聚集、嚴重堵塞交通。28日下午，在靠近金鐘特區政府總部的警方防線受到示威者衝擊，警方根據當時情況，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使用了胡椒噴劑，希望制止衝擊行為，後期使用了催淚煙，以防止防線被衝擊。
香港警方事後回應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使用了最低武力，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不希望示威人士和警察之間有身體傷害，所以使用催淚煙來保持兩者的距離”。
遍查世界各國處理示威、集會的案例，僅2008年以來，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希臘、土耳其、希臘、巴西、阿根廷、泰國、馬來西亞等國警方在多次不同性質的示威遊行中使用過催淚彈。2010年10月17日，法國警察向示威學生投擲催淚彈，並拘捕200多人。2011年11月，法國警察又使用催淚彈驅趕反核人士。今年8月，美國密蘇里州白人警員槍殺黑人青年一案發酵，案發地弗格森警方驅趕示威者，不但使用催淚彈，在驅趕記者時甚至威脅開槍。
香港本地記者在報道中稱即便在釋放催淚彈之後，香港警方也不斷對示威民眾釋放善意，甚至攙扶他們。
香港警方回應“釋放催淚彈”
10. 參與“佔中”的許多年輕人認為他們在追求真正的民主，認為只要是為了追求民主，採取採取激進一點的手段沒關係。這是否類似開羅、曼谷的街頭政治？該如何判斷此次“佔中”訴求與方式是否符合民主與法治？
討論、協商和妥協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式，而不允許少數人憑藉非法的手段侵犯社會的公共空間和公共利益也是民主的基本原則。從這一點上看，香港社會最近出現的“佔中”行動是完全跟民主原則背道而馳的，是在開民主的倒車。
香港激進反對派“佔中”的行為是違反民主原則的。但是，“佔中”人士卻打着追求民主的旗號以忽悠世人。他們試圖向世界表示，自己的行為儘管是違背民主原則的，但他們的美好理想是為了在香港實現更好的民主，只要認同他們的行動方式，民主政治就一定能實現。但問題在於，今天這種訴諸廣場政治的手段真的能夠實現民主的目標嗎？
作為香港的居民，任何人都有權利提出自己對香港政治發展的看法和主張。香港社會中有少數人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滿並不奇怪，這種現象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都可以看到。
對於香港少數人質疑政治改革的意見，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一直給與了很好的尊重和充分表達的空間。但是，如果少數人唱着民主高調把自己看成是絕對真理的化身，用侵犯、騎劫社會大眾公共利益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強加給香港社會，這是哪門子民主呢？這種劇本，近年來在曼谷、開羅、基輔反覆上演過，香港在向它們學習嗎？
討論、協商和妥協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式，但某些人有意背道而馳。圖為香港反對派議員向梁振英拋擲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