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布魯克：刺殺金正恩不算啥，看看好萊塢妖魔化的真本事
【《刺殺金正恩》讓有些美國人覺得收到了“最好的聖誕禮物”，也讓全球人民見識了索尼影業高超的營銷技術，以及專挑軟柿子捏的進取精神。BBC《談影》（Talking Movies）節目主持人、常駐美國的資深電影界新聞人湯姆·布魯克，此前則撰文扒開了好萊塢專業高級黑的“黑歷史”，特別是與中國、蘇聯/俄羅斯、朝鮮等國的糾葛。】
從《復仇者聯盟》裏前克格勃兇殘的代理傭兵到《虎膽龍威》裏的俄羅斯惡棍，俄羅斯反面角色近期頻頻亮相銀幕。對美國電影工廠不斷地將俄羅斯人塑造成反派這一行為，俄羅斯政客以及電影製作商已經深表不滿。俄羅斯國內甚至出現了抵制美國電影的行動，重點抵制那些將俄羅斯妖魔化的電影。
今年8月，國際文傳電訊社曾報道：文化委員會成員Batu Khasikov在國家聯邦委員會上院發表聲明稱：“一切將俄羅斯妖魔化或粗俗化愚蠢化的影片都應禁止在電影院內上映。”
美國電影黑俄羅斯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對西方國家來説，即使是在冷戰之前，俄羅斯就被當作是地緣政治威脅的代表，”萊斯特大學電影研究教授詹姆斯·查普曼説道。“但在冷戰期間意識形態帶來的影響（成見）尤其重大，提起冷戰，你不僅會想到俄羅斯，而且還會想到蘇聯共產主義。”
令人吃驚的是，柏林牆倒塌並沒有結束俄羅斯屏幕惡棍這一現象。或許在某段時間內他們不再那麼頻繁地出現，但俄羅斯人仍是好萊塢電影最常見的反派角色。
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曾孫女、俄裔美籍教授尼娜·赫魯曉娃表示：“只要一打開電視，或者去電影院，你會看到到處都是俄羅斯人的負面形象。”
2014年初上映的《一觸即發》中，俄羅斯人絕非善類
赫魯曉娃現任教於紐約新學院大學，她很關注美國電影如何刻畫俄羅斯人，赫魯曉娃認為在冷戰之後，俄羅斯人屢被刻畫成反派的現象並未得到改善。“美國人仍把俄羅斯當成死敵，這種思維從未鬆動過。”
學者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強硬立場是當下俄羅斯銀幕反派形象增加的原因。“我覺得普京的崛起，和他的強硬政策，（特別是）加上烏克蘭的問題，這使西方人認為俄羅斯即使已步入後共產主義時期，仍是西方的地緣政治威脅和敵對勢力，我認為這才是銀幕反派的真正成因。”查普曼説道。
煥然一新
雖然俄國人現今或許是反派角色的最佳人選，但在過去幾十年裏，美國銀幕上塑造的反派角色包括許多不同種族和國家。二戰前後，由於不言自明的原因，德國人和日本人都曾被美國電影的“黑”了個遍。
幾十年來被不同程度妖魔化的另一個羣體是阿拉伯人——以及廣義上的穆斯林。即使在1921年魯道夫·瓦倫蒂諾出演默片電影《酋長》之前，阿拉伯人就被屢屢刻畫成盜竊謀殺的羣體。在阿拉伯裔美國人看來，過去幾十年裏，好萊塢只要拍阿拉伯人，就難免受到“3B綜合症”的影響：彷彿阿拉伯人只有肚皮舞女（belly dancers）、億萬富翁（billionaires）或投彈手（bombers）。
在911恐怖襲擊之後，阿拉伯裔美國人被塑造成恐怖分子的次數越來越多。儘管部分電影讓阿拉伯人以更豐滿的形象示人，但《阿拉伯壞銀：好萊塢如何中傷一個民族》（Reel Bad Arabs: How Hollywood Vilifies a People）的作者Jack G Shaheen博士認為目前需要做出的改變還有很多。“不幸的是，阿拉伯和穆斯林人仍時常以惡人的形象出現在熒屏裏。”他説道。
中國在這方面的經歷要追溯到電影出現初期，那時候傅滿洲以極其不堪的中國人形象出現在電影熒幕上。1932年米高梅電影公司出品《傅滿洲的面具》，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對此提出了正式投訴，因其塑造的主角流露出了對中國的敵意。但現在好萊塢電影中幾乎沒有再出現任何惡意詆譭中國的形象，因為中國是好萊塢電影至關重要的市場。
2012年美國戰爭片《紅色黎明》便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電影中原本塑造了中國反派形象，但因擔心該角色不利其進入中國電影市場，於是電影在後期製作時不惜工本，將中國反派角色換成朝鮮人。因為製片人清楚，好萊塢電影在朝鮮沒有市場，所以妖魔化朝鮮不會造成票房損失。
《紅色黎明》片場
好萊塢塑造的反派角色可造成實質性後果。該行為或會激怒俄羅斯的政治家——也可能給他們提供了口實。尼娜·赫魯曉娃絕非普京的崇拜者，她在博文中寫道，普京深受好萊塢反派角色的影響，這種抹黑俄羅斯的電影他一個不落都會看，並開始向好萊塢塑造的俄羅斯領導人轉變。他現在的情況有點像“好吧，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你們把我描繪成惡棍，那麼我乾脆真的把鄰國吞掉一塊好了”。
不論普京的靈感是否真的來自好萊塢反派角色，但在俄羅斯國內限制上映好萊塢電影已成事實。赫魯曉娃認為，美國電影業將會受到俄羅斯的懲罰。“俄羅斯完全有可能對好萊塢電影關閉市場。”她説道。
既然俄羅斯是世界第七大電影市場，那麼好萊塢為什麼還要冒險得罪重要客户？一種可能是，俄羅斯對好萊塢電影的不滿或將對公眾關係造成影響，而這卻可以激發電影愛好者們對電影的興趣。“他們對此有着極大的興趣，”詹姆斯·查普曼説道。此外，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的地緣政治教授克勞斯·多茲説：“我覺得好萊塢更關心中國市場。”事實上，中國人確實對好萊塢電影表現痴狂。但現在俄羅斯的不滿可能會減少票房收入，因此好萊塢或將對此重新進行評估。
尋找新的反派來源
既然沒幾個國家能夠安全地供自己妖魔化，那好萊塢必然得尋找下一個目標了。
伊斯蘭國倒是反面形象的來源之一，但操作起來有點困難，因為伊斯蘭國的成員來自不同的地區，如中東、北美、英國等等。多茲説，“我覺得用ISIS當反派角色來源可能會帶來巨大的挑戰。什麼樣的人才能代表ISIS，畢竟ISIS的成員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
鑑於當今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反派角色將不再以某個國家來定義。厄普頓説， “氣候環境的污染者成為反面形象將會成為近期的趨勢。”事實上，在2009年最賣座的電影《阿凡達》中，環境破壞者已經成為了熒幕的反派形象。
問題在於現今電影中的反派角色已不再有昔日的分量。冷戰時期，尤其是局勢動盪時期，如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俄羅斯惡人形象在屏幕上極具威脅性。喜愛電影的觀眾都知道，美國和蘇聯的核導彈發射控制中心蓄勢開戰。值得慶幸的是，一觸即發的核威脅已在慢慢減弱，但同時熒幕反派的影響力也因此下降。我們只好湊合着用環保敵人和恐怖威脅取而代之，除非哪天好萊塢能夠重塑超級大反派的形象。或許有一天，現實世界的地緣政治會給我們一個新的敵人，這是好萊塢之幸，人類之不幸，但願這一天永遠不要到來！
（本文原載於BBC網站，原題“Hollywood stereotypes: Why are Russians the bad guys?”，觀察者網楊晗軼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