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魏行：誰在濫用“去政治化的政治”
【****12月21日，春秋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世默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論中共政治與改革，引發強烈爭議。清華大學研究生王琪《寒竹先生對此從理論性高度做出回應，不僅開啓媒體層面少有的對“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論的嚴肅辯論，而且將中共代表性作為問題公開討論。之後，王琪同學繼續捨我其誰再次回應，批評寒竹文章中的全民黨不可能存在。本文****為獨立學者凌魏行對“去政治化的政治”這一話題的進一步探討。
在本文中，作者針對王琪一文主要提出了兩點批評意見。首先，“去政治化”不必然是左翼理論，接受“去政治化”的理論不必然代表接受對方關於中國政治的判斷；其次，“治理”中的政治內涵被嚴重低估了，原因正是對於“政治”的理解的去歷史化和抽象化。由此導致的對“政治”的誤解也大大狹隘化了對“治理”的理解。本文投稿於王琪的第二篇回應文章《把階級分析帶回來——再談李世默與去政治化問題》之前，卻並不影響王琪與寒竹展開對話。在《把階級分析帶回來——再談李世默與去政治化問題》一文中，當談到中共代表性斷裂時，作者不僅情感充沛，還大段熱情引用了素來為私有化國企張目的吳曉波的言論引以為同道。可見，如何理解中國的政治，已經不是傳統的左右之爭能夠涵蓋的了。****】
從李世默先生在清華發表演講《從全球政治學視野看中共與改革》以來，觀察者網連發數篇爭議文章，圍繞汪暉先生的“去政治化”概念與李世默“治理能力”的敍述展開辯論。在大眾傳媒上進行深度的政治理論探討，似乎是久未發生的事情了。遺憾的是，由於第一篇質疑李世默演講的文章，清華大學研究生王琪的《李世默的清華演講錯在哪裏》過於激進和抽象，以及缺乏審慎，以此為開端的整場辯論的理論高度被降低了不少。
在大眾傳媒上進行深度的政治理論探討，似乎是久未發生的事情了
汪暉的“去政治化”理論建立在政黨-國家一體化的危機上，由於政黨失去了通過理論辯論和路線鬥爭不斷更新和自我建構的能力，政治也不再是一個能動的、生成的概念，國家就因其對真實政治關係的不自覺而變成了純粹的權力機器。其實，在其它學科領域中，與之相似的理論並不少見。比如長久以來提倡國家治理能力的王紹光先生，就時常引用曼庫爾·奧爾森的言論，認為“文革”最好隔一段時間來一場，以打爛強勢的“分利集團”，打破凝固的政制制度。別忘了，王紹光和奧爾森恰恰是李世默演講中引用的五位政治學學者中的兩位。當然，這並不是在呼籲歷史中的文革以原封不動的形式再來一次，而是尋求以更好的方式實現文革最初的意圖。再比如法學領域中，對於一味強調程序主義至上，忽視法的規範性價值基礎的批判，也與之有相似的理論結構。由此我們要注意兩點：首先，“去政治化”警示本身未必天然就是左翼理論，接受“去政治化”的理論不意味着接受對何為政治的判斷。正如汪暉在文中所説，“當代中國的左右兩翼經常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面前束手無策，原因很簡單：這一國家運作機制已經無法在傳統的左右模式中進行衡量和評估”。與之相關的，其次，“去政治化”是一種政治的理論研究和表述，當用於現實批判，特別是在考慮應對危機的方案時，不能無視具體的歷史語境，不加中介地套用。
於是，如果我們將“去政治化”的理論論述進一步歷史化，進而詢問近現代中國最大的政治是什麼，那麼，在王琪一文中，“政治”就有被簡化為階級鬥爭，而階級政治的內涵被抽象化為純粹的平等政治之嫌。由此而得出結論是，“黨-國”在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歷史進程中，疏遠了底層，“遮蔽和加劇現實存在的不平等，為階級地位和社會特權辯護。”但隨即我們遇到兩個問題，第一，怎樣在歷史中去理解階級政治，以及中國“政治”的複雜性；第二，能否説中國今天真實的政治是“為新自由主義保駕護航”，就像大衞·哈維的判斷，將鄧小平與撒切爾、里根並列，從而索性指中國為一個新自由主義國家。
在第二個問題上，王琪一文雖然沒有明言，但行文給出的答案還是比較明確的。因為在西方，“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消解了，區別只在於哪個政黨在操作上能夠更好地執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新自由主義的職能。”而在中國情況也是一樣，所以我們就只能談治理能力和執政能力。言下之意是，誰能夠更好地運轉和維持自由市場經濟，誰就有執政的合法性，而不必問在這個過程中誰獲得好處，這是件相當糟糕的事情。
我同意這個論點，但在這一問題上更自覺的難道不是中共本身嗎？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共就反覆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換言之，能夠“計劃”“市場”，擁有宏觀調控、維持市場的能力，也從來都不是中共自認的執政合法性來源。那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什麼區分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呢？當然是公有制是否占主導地位，是否有利於科技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是否有利於共同富裕。如果對80年代中後期的中國狀況更熟悉一點，當時存在着所謂“國家二重性”的辯論，意思是，實行商品經濟以來，國家的政治、經濟出現了二元化，政治的國家應該設法去匹配經濟的國家，所有阻擋在經濟自我運行原則前的政治都應當被清理，政治應當完全為經濟服務。倘若中國真的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政治模式和經濟體制會與今天迥然不同吧，難道這不才是王琪一文所批判的“治理”的邏輯嗎？但中國是否走了這樣一條道路呢？沒有，不僅在中共的自我表述上，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中國也確實磨合出了一套相當不同的政治經濟模式。這不是在説國家有更好地為自由市場服務的能力，而是説中國政府不僅越來越重視二次分配的公平，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能力較好地直接參與或干預初次分配，在經濟學家、春秋戰略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史正富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是“一個包含了戰略性中央政府、競爭性地方政府和競爭性企業系統的三維市場體制……標誌着中國已初步形成一種與西方常規市場經濟有着系統性差異的、新的經濟制度類型。”
我的意思是，中國的治理模式，以及獨特的政經體制，其內在的“政治性”在王琪一文中被低估了，以至於對“治理”的理解大大地狹隘化了。結果就是認定黨-國成為不可救藥的日益衰敗的政治體，沒有任何可能性，倘若不重來一次階級鬥爭，平等怎麼可能實現，又如何重新獲得政治的代表性呢？而在汪暉的原文中，對於國家的態度就要審慎得多，“真正深刻的問題不是確立國家與反國家的姿態，而是如何面對國家的危機”，有沒有可能通過政治體制、治理模式的調整，來回應“去政治化”的危機呢？舉一例而言，王紹光在談到中國公共決策機制的獨特性時，就強調了政府的調研機制對於羣眾參與公共決策所起的巨大作用。將“治理”與“政治”抽象地對立起來，就產生了這樣的情況，一方面是熾熱的義憤，另一方面是對現實複雜性的冷感。
如果對“治理”的理解不能去政治化，那麼對於政治，也不能去歷史化。特別是，既不能把中國的階級政治單一地理解為追求平等，也不能想當然地以為平等就能塑造政治的主體性。比如在新民民主主義時期，大資產階級成為革命對象，原因在於他們的封建買辦性質，在於他們在敵我關係中依附於帝國主義勢力，從而阻礙了中國邁向富強的現代化國家之路。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反覆強調的是，“我們劃分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比如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改造是因為某種單純的政治情懷呢，還是因為普遍的交易成本過高以及工業化初期的資本積累難題？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還不是一個税收國家，作為一個自產國家，容易形成龐大的生產型經濟官僚，政府官僚體制對經濟運轉起着決定性作用，所以激進革命就不止是政治民主，抓革命是和促生產是放在一塊講的。
一般地來説，近代以來中國最大的政治基本可以簡述為，建立一個生產力水平高度發達，能抵禦列強侵辱的工業化強國；同時，維持社會的組織化，限制貧富差距，追求人與人的平等；以及塑造新人的問題。但就這幾個維度而言，並不是嚴絲合縫統一的。在汪暉的原文中，重新政治化的一條可能的途徑就是要打破“國家的”鐵板一塊，從內部發現裂痕，找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國家各部門之間存在着大量的利益不一致”，由此提供政治生成的動能。那麼大概也可以説，只要中國共產黨還將自身指認為“三個代表”，那麼在現實的條件下，實現“三個代表”就不可能是直接地統一，而是內含着緊張和矛盾。無法想象在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去政治化”了的治理，在維護自由市場的同時，還能代表最先進生產力；也無法想象如果國家治理只考量最先進生產力，就能自然而然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或者最先進文化的要求。只要中國共產黨自身還承載着歷史和人民賦予的政治性，那麼內在的緊張就提供着打破“去政治化”的可能，並需要在“治理”中不斷進行政治的博弈，才能達到現實中自身的辯證統一。
在李世默的文章中，“治理”不僅與不斷改革和回應民眾機制聯繫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關於中共作為原動力的核心論述。雖然沒有更具體地展開，但毫無疑問，將中共視為原動力，即是意識到了中共是社會基本價值規範的承擔者，它同時作用在國家機器的內部和外部，統一着治理機制和政治權力的張力。
於是反諷的是，由歷史、現實和人民共同塑造的“政治”，在話語層面的彌合或統一是容易的。在這個意義上，王琪一文將政治、階級鬥爭、平等、主體性塑造等概念一股腦兒打包處理，與官方有時會只講統一不講矛盾的做法並無本質區別。恰恰是在討論如何進行現實“治理”的時候，“政治”反會更清晰地展示出內在的緊張與張力。在這個意義上，李世默的演講是不是更像一個左派所寫，而王琪一文反而小資產階級狂熱了，以至於在攻擊李世默資本家身份的時候，也忘了汪暉在原文中所述的，“革命政黨本身不能從其初期成員的階級構成中推導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