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把階級分析帶回來——再談李世默與去政治化問題
【觀察者網按】12月21日，春秋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世默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論中共政治與改革，引發強烈爭議。清華大學研究生王琪的回應文章是各類爭議中較成體系者。這篇寒竹先生對此從理論性高度做出回應，不僅開啓媒體層面少有的對“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論的嚴肅辯論，而且將中共代表性作為問題公開討論。之後，王琪同學繼續捨我其誰再次回應，批評寒竹文章中的全民黨不可能存在。雖然這篇文章將主張瓜分國企產權的吳曉波先生的眼淚引為同道，因而影響其思維的一致性，可能引起讀者的困惑，並且援引早已經被闢謠的媒體新聞作為了解社會的論據，但其赤誠之心和理論堅持比曖昧的學院派更能將問題帶入視野。對此，寒竹先生再次做出回應，集中討論西方政黨的偽階級性與中共的代表性問題，並希望藉此討論令春秋研究院和觀察者網讀者對於自身的定位更加清晰。同時，獨立學者凌魏行長期研究西馬，關注“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論，此番也撰文參與探討，拓展討論的面向，歡迎各方繼續參與。
在範勇鵬老師認為，李世默和汪暉分別站在了“績效合法性”和“實質正義合法性”兩個維度提出問題，而這兩個角度不僅不相互排斥，反而可以相互補充。文揚老師在《李世默和“週末政治”新範式》中認為，李世默先生的基本主張是懷疑地看待所有政治教條，無論是階級鬥爭，還是自由民主，一律相對化處理，拒絕任何極端和二元對立化傾向，激進化的高調宣揚，就像是輕鬆過週末一樣。而寒竹先生的文章則直指爭論的核心“去政治化”問題，對西方式話語能不能適用於中國進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幾位老師分析的角度不同，各有特色，平和中肯，但筆者仍然有一些不同意見，本文以寒竹老師的文章為例做出回應。
一、“去政治化”理論能不能解釋西方政治？
寒竹先生認為，當汪暉和筆者用“去政治化”這個概念來表達對當代西方政治的看法時，就開始誤讀了當代西方政黨政治的性質。他認為，西方政黨的本質是‘party’，是部分，是某個或某幾個階級或社會羣體的利益代表，如果西方社會真的如汪暉講的那樣，各個政黨已經拋棄了自身特殊的黨派性而趨於雷同，那麼西方的多黨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接着他繼而以福山對美國的論述為例，認為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不僅沒有在價值和利益上趨同，而是分歧和衝突進一步加劇，導致美國政治陷入僵局。寒竹認為，就美國的政治現實而言，生活在美國政治中的福山對美國兩黨政治的描述遠較汪暉合乎實際。
寒竹認為，就美國的政治現實而言，生活在美國政治中的福山對美兩黨政治的描述遠較汪暉合乎實際
那麼事實到底如何呢？我們先看看觀察者網最近翻譯的一篇《紐約時報》上的文章，這篇文章中説：“富人對政策的影響力之大，與其社會規模極不相稱。精英階層的政策偏好被擺在首要的位置——他們近乎迷戀地關注預算赤字，按照假想的需要削減社會福利計劃，使沮喪谷愈發深不見底。所以，誰來為那些被壓在谷底的人説話呢？你或許認為傳統左派政黨會採取民粹主義立場，代表本國工人階級發聲。但大多情況下，這些左派政黨領導人——從法國的奧朗德，到英國的米利班德，到美國的奧巴馬——都在尷尬地喃喃自語。”
這篇文章看來，傳統“左派”政黨曾經是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言人（儘管是在非常有限的改良主義意義上）的，但是在當今西方各國政壇，曾經的“左派”政黨都或被迫或主動接納了代表富人利益的右翼政策。無論是哪個政黨上台，都只會在這些政策的框架下行事（私有化、削減福利、解除管制、打壓工會等），而不會做出有利於下層民眾的轉向。這篇文章正好為西方社會是否存在去政治化和政黨趨同的問題做了很好的註腳。
如果寒竹覺得福山生活在美國，對美國政治的瞭解要比汪暉更為熟悉，那麼筆者就引用兩位生活在美國學者的觀點。小阿瑟·施萊辛格説：“在美國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中，政黨一直是表達政治觀點的基本工具，一個人拋棄他的政黨，就像拋棄他的宗教一樣痛苦。但是，這種情況已開始發生變化……到了七十年代，兼投兩黨候選人票的現象已司空見慣。無黨派選民的投票正遍及各地，尤其在年輕人中間，對黨的忠誠從來沒有這樣薄弱，黨員和黨的關係從來沒有這樣變化不定，黨的各級組織從來沒有這樣鬆散。”羅斯金所指出：“在很多美國人看來，政黨並沒有太大的意義，美國的兩大政黨總是叫人覺得有點相似，彼此在基本價值觀，意識形態以及政綱上有大量雷同之處，大選通常是依靠政黨候選人的個人人格魅力而不是政黨的公眾親和力。 美國的許多政治學家擔心政黨變得如此虛弱，難以發揮它的必要的保持政黨體系正確運轉的政治功能。”
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向西歐，那麼這種趨勢就更加明顯。西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是傳統的工人政黨，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它們各自的綱領以及社會黨國際的各種綱領性文件中，一直還保留着“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取代資本主義制度”這樣的主張和口號。但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潰敗的局面下，各國社會民主黨也紛紛轉向，放棄了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主張和綱領。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在90年代末執政後，完全成為新自由主義和撒切爾主義的信徒，執行了比右翼政黨更加激進的私有化方案，進一步瓦解福利制度，造成了更加嚴重的貧困問題和社會分化，和右翼政黨已經沒有任何的區別。不僅是英國，在德國、意大利等國也都出現了同樣的現象。
以上事實已經充分説明，不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都出現了廣泛的“政黨趨同”的“去政治化”現象。西方民眾的政治冷漠、投票率下降以及跨黨投票都是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後果。當然不可否認，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不同政黨之間仍然會存在矛盾，但這種矛盾是同一社會集團內部的矛盾，也就是“1%”內部的矛盾，這種矛盾也可以鬧得你死我活不可開交，但遠不是“政治”意義上的。無論是民主黨上台，還是共和黨上台，都不會改變1%統治“99%”的局面。
二、“階級黨”還是“全民黨”？
在文章第二部分，寒竹轉向對中國國內的分析。寒竹認為：“王琪以及他引述的汪暉的論述涉及了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理論問題：在中國的話語中，政治的含義為何？這個最基本的概念不澄清，就無法討論中國目前是否存在“去政治化”的現象；第二個是事實問題，中共究竟有沒有背離勞工階級，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究竟有沒有發生‘代表性斷裂’的問題？”
我們先討論第一個理論問題。在寒竹看來，西方和中國關於“政治”的理解是不一樣的。西方的政治性就是“黨派性”，“非全民性”，“非中立性”，政黨的“去政治化”就是放棄了自身的派別性而自我標榜為“全民性”和“中立性”。而在中國，講政治的含義就是講“大局觀”和“公共性”，而決不是講派別性，中國幾千年的政治準則是把政治和管理公共事務看成是惠及全體社會成員而非部分人，防止任人唯親和“小人黨而不羣”的現象。
標榜“全民性”和實質上是不是“全民性”是兩回事。不論中國古代儒家倫理怎麼自我認知，“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幾乎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常態。幾千年的傳統政治從來不是“惠及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共政治，而只是一小部分壓迫大多數人的階級政治。這種作為“公共性”和“全民性”的政治在中國古代就從來不存在。
從這種中國式“政治”出發，寒竹進而認為，“按照中共的政治理論，講政治不是講政黨自身或某個社會羣體局部的利益訴求，而是講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因為中共從不認為自己有任何特殊的黨派利益。中共給自身設定的歷史使命並不是要滿足社會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訴求，而是要追求全體中國人的利益最大化，要帶領全體中國人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舍此無他。”我認為，這段話並不符合中共的政治理論。
中共的政治理論認為，在存在階級對立和衝突的社會里，根本不可能存在同時代表對立雙方的“超階級”、“全民”的政權和政黨。一切剝削階級都願意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利益的代言人，以此把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合理化，這幾乎是規律性的現象。不論是寒竹説的中國傳統政治，還是現代西方“去政治化”的政黨，都是這樣。馬克思曾嘲笑説這種不屬於任何階級、代表一切人的思想和政黨只存在於雲霧瀰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
與之相反，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從不諱言自己是一個階級的政黨，是作為一個“part”的政黨而存在的。共產黨不可能同時代表工人和資本家這兩個尖鋭對立的階級的利益，共產黨作為一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和領導工人限制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改善工人的生活，維護工人的權益，直至最終消滅這種吃人的社會制度，建立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政權，這一切都是在針對資本家的浴血抗爭中實現的。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共產黨之所以還依然存在，是因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到後者的“革命的轉變時期”。這個時期社會中還殘存着資本主義社會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法權，社會生產關係還沒有實現徹底的改造，仍然存在着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就是證明），此時共產黨作為一個階級的政黨仍然有存在的必要。而隨着社會生產關係的逐步改造，隨着階級和階級產生的條件逐漸消亡，共產黨存在的前提也就消失了。共產黨總有一天是要滅亡的，這是毛澤東曾明確表達過的觀點。在共產黨的政治理論中，超越“part”的“全民黨”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因為一旦有可能代表“全民”的時候，那説明階級和階級統治已經不存在了，政黨本身也就消亡了。
共運史上出現過兩種“全民黨”。一種是繼承了伯恩施坦衣缽的西歐各社會民主黨，他們不承認自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而認為自己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以此來掩飾自己與資產階級右翼政黨逐漸趨同的現實，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去政治化”的國家機器的一部分。第二種是赫魯曉夫所鼓吹的“全民黨”，這種自我標榜的“全民黨”實際上不僅不是“全體人民”的政黨，而實際上變成了一小部分特權階層統治廣大工人階級的工具，蘇聯的解體就是特權階層背叛工農的最終結果。所以這些政黨表面上説是要超越工人階級的利益，實質上是拋棄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而變成資產階級的同謀，不僅不是擴大自己的階級基礎，反而是從代表大多數人的黨變成了少數人的黨。如果一個共產黨宣稱自己成為了“全民黨”，那麼這個政黨毫無疑問已經走上了背叛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道路。
寒竹先生雖然區分了西方式作為“part”的“政治”和中國式作為“全體人民”利益體現的“政治”，但仔細分析這兩種“政治”我們發現，寒竹的中國式“政治”和西方式“去政治化的政治”恰恰是同義的，本質上是用超階級的“全民”話語來替換共產黨的階級話語，而這種替換與共產黨的政治理論是完全不符合的。
三、存不存在“代表性斷裂”？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二個事實問題。寒竹認為中共不存在汪暉所説的“代表性斷裂”的情況。他説：“斷言中國存在着‘代表性斷裂’的汪暉和王琪都只有邏輯推演而缺乏具有説服力的調查數據。”那麼事實到底如何的？
習近平指出：“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是我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代表，是我們黨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但是在現實社會中，工人階級卻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羣體”，這是大多數嚴肅地面對中國現實社會問題的人都必須承認的命題。
在九十年代末的國企改制大潮中，幾千萬老工人下崗、買斷、失業，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鋼的琴》這部電影表達了數千萬老工人在改制大潮中的失落和憂傷：
“——當時鐵西區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崗，生活無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場做皮肉生意，傍晚時分，丈夫用破自行車馱她至場外，妻子入內，十幾位大老爺們兒就在外面吸悶煙，午夜下班，再用車默默馱回。瀋陽當地人稱之“忍者神龜”。
——一户家庭夫妻下崗，生活艱辛，一日，讀中學的兒子回家，説學校要開運動會，老師要求穿運動鞋。家裏實在拿不出買鞋的錢，吃飯期間，妻子開始抱怨丈夫沒有本事，丈夫埋頭吃飯，一語不發，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台，一躍而下。
我至今記得那些向我講述這些故事的人們的面孔，他們靜靜的説，無悲無傷，苦難被深鎖在細細的皺紋裏。到今天，我常常在夢中遇到他們，渾身顫慄不已。
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產業工人，技能高超——否則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鋼鑄的鋼琴，忠於職守，男人個性豪爽，女人温潤體貼，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要承擔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摘自吳曉波：《鋼的琴——中國工人階級的憂傷》）。
國企老工人的辛勤勞動和無私奉獻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化基礎，改革開放的經濟騰飛正是奠定在這一基礎之上。九十年代之後，國家政策的失誤以及國企管理層的大面積腐敗造成了國企大範圍的虧損，可是最終的代價卻由這些沒有犯過任何錯誤的“世界上最好的產業工人”來承擔，他們忍受着“懶漢”的污名，被迫在四五十歲的年紀被拋棄到市場上（私企只接納30歲以下的勞動力），一句“從頭再來”輕輕抹去了這背後的苦難和傷痛。而國企虧損的直接責任人——腐敗的國企管理層不僅沒有任何的懲罰，卻搖身一變，在改制的過程中空手套白狼，鯨吞國有資產而變成耀眼的“民營企業家”。
除了老工人之外，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又誕生了從農村走向城市的兩億多新工人。他們必須每天像機器一樣勞動十小時以上才能掙得僅能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流水線吞噬了他們汗水、青春和夢想，卻換不了在城市裏最低限度的尊嚴和體面的生活。一位打工詩人這樣寫道：
流水線帶走的不僅僅是K93
還帶走了我們的青春
泡棉襯托着完美的蘋果
卻襯托不出我們的明天
掃描儀喊出了每一聲OK
卻喊不出我們內心的FAIL
24小時耀眼的燈光照亮了5S
也照混了我們的白天黑夜
千萬次的重複動作打造了完美機台
也挑戰着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顆螺絲努力的旋轉
卻轉不出我們想要的未來
這就是作為領導階級的中國數億工人階級的基本現狀。當代中國社會精英離底層的工人和農民太遠了，他們完全想象不出在這些每天勞動十小時以上、每月兩三千元工資、住着城市貧民窟、像機器一樣幹活的工人是怎樣的一種生存狀態，想當然地以為他們與知識精英一樣，與企業家有“共同的利益”。
一些地方政府違背共產黨的政治理念，抱着“唯GDP”的理念，為了片面的經濟發展與資本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資本VS工人”的天平上完全站在資本一本，漠視勞動者的基本權益。當代中國工人甚至遇到了馬克思都沒有遇到過的“未解難題”。馬克思那個時代，資本家還只是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並沒有拿走工人創造的全部價值。但是如今中國的建築工人卻頻頻遭遇討薪難題，一年拿汗拿血換來的辛苦錢一分都拿不到，甚至到了連總理幫忙討薪都無法禁絕的程度。在去年12·13事件中，討薪農婦在派出所被警察暴打致死，更反映了領導階級的維權之難，難到總理都解決不了，難到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當代工人階級所遭受的苦難，都被“去政治化”的話語給消解了，變成了為了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某些地方政府被利益集團和資本綁架的行為也就被合理化了，他們是為了“全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共產黨成了“全民”的代表而不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工人階級為了“民族復興”的“大局”必須付出犧牲，為了“全民“的利益必須付出代價。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公開打出了“剝削越多越歡迎”的口號，赤裸裸地背叛共產黨的政治理念和階級基礎，為了資本的利益讓工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最終也自食其果終結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在一個幾乎被撕裂的社會里談論“全民的共同利益”，是一件多麼抽象而空洞的事情。
在“去政治化”的話語下，我們確實看到了一個現代化的強盛的中國，可是這種話語恰恰遮蔽了數億農民工和老工人所付出的代價和犧牲，以及這種犧牲背後的“代表性斷裂”，而這種斷裂為中國的繁榮和發展埋下了隱患。
習近平最近在縣委書記研修班上要求兩百多位縣委書記觀看影片《居安思危》，吸取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作為一個與美國鼎足而立的超級大國，蘇聯當時的國力不可謂不強盛；儘管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蘇聯仍然是一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體，經濟不可謂不發達；蘇聯共產黨作為列寧親手締造的黨，作為一個有兩千萬黨員的大黨老黨，作為一個號稱超越了狹隘的“part”的“全民黨”，其執政能力不可謂不強。但是在其亡黨亡國時竟然沒有一個老百姓、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一夜之間土崩瓦解，上千萬黨員作鳥獸散，造成了“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箇中原因，令人深思。
只有重拾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清醒地面對“代表性斷裂”的現實，才有可能解決日益增長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平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