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辯美國學者的央視記者王冠：全世界不應只有西方一種聲音
“全世界近百個主權存爭端的島嶼，何以選中了南海？”
19日，央視北美首席記者王冠和美國哈佛智庫學者的電視激辯火遍輿論場，王冠直指美國所謂航行自由實為地緣政治。面對網友的積極轉載和評論，23日，王冠在《環球時報》刊登署名文章《全世界不應只有西方一種聲音》。文章認為，西方媒體對華報道越來越負面的原因是美國社會長期形成的政治文化，是與美國政府戰略利益基本保持一致的“政治正確”需要。而從中方的角度，除了要在國際舞台上用西方的話語講述東方的故事，還要給中國外宣媒體更大的維度去報道中國和全球議題，尤其是西方受眾最關注的涉華敏感話題。
王冠這次的出眾表現與此前的職業積累密不可分。據觀察者網此前報道，王冠於1984年9月出生，山東濟南人，曾獲2006年21世紀杯全國大學生英語演講比賽一等獎。2007年進入中央電視台，曾專訪近百位全球政商領袖，包括美國國務卿克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美國總統安全助理蘇珊-賴斯等。他還曾被基辛格稱讚為是一個“思維縝密”的提問者。
類似的“外媒輿論戰”王冠打了不止一次。今年7月，王冠在接受今日俄羅斯（RT America）美洲台專訪時，以流利英文對陣外媒女主播，犀利點評中美南海摩擦，引述歷史依據直指美國南海攪局，視頻同樣引發熱議。
以下是全文。
電視截圖
上週日，我和美國哈佛大學學者在今日俄羅斯電視台就南海問題進行電視辯論的視頻，引發了網友積極轉載和評論。作為一箇中國人，我覺得只是盡了綿薄之力，抓住機會説出了一些西方人不願意去思考和麪對的觀點。畢竟，全世界不該只有西方媒體一種聲音。
面對突然而至的鼓勵和支持，頗感意外，備受鼓舞，同時也壓力陡增：在國際輿論的競爭中，中國媒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記得10年前在21世紀杯全國英語演講比賽的即興問答環節，我被問到將來想做什麼，我説我想“用一種全世界能夠聽懂的方式更好的解釋中國”。我沿着這條路走了整整10年，仍然是前路漫漫，上下求索。
為什麼説“路漫漫”呢？我們來看一組最新數字吧。
美國權威皮尤民調（Pew）12月9日公佈的民調顯示，只有38%的美國人對中國有正面印象，這一數字是過去10年的低位。相比之下，90%的美國人對英國有好感，80%的美國人對日本持正面態度。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十分複雜，在此無法做更深入的探討。而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顯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對於大部分沒有去過中國的美國人而言，他們對中國的認知來自媒體。而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近年來卻是越來越負面。
過去4年在美國的駐外工作中，我有機會接觸了很多美國白宮、國會和國務院官員，多次與美國政府幕僚私下長談，同時近距離感受美國媒體涉華報道。我認為負面報道的深層原因是美國社會長期形成的政治文化。
20世紀30年代，美國掀起了逮捕國內共產黨人、渲染共產主義恐怖威脅論的“反共思潮”。我接觸的一些美國政界和學界人士承認，這種思潮殘餘至今仍影響美國對華輿論。一位美國前官員曾對我説，當年麥卡錫主義等反共思潮之所以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讓美國的治國精英們慌了，“他們第一次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產生了深深的懷疑，而此時又出現了一種對工人階級很有吸引力的社會主義制度，美國政府當時也怕亂”。雖然大半個世紀過去了，伴隨着今天中國軍事和經濟力量的全面崛起，在美國政壇，不論是信奉民主自由優越論的左翼，還是代表保守派的右翼，在戰略上遏制由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是他們很容易找到的“最大公約數”。身在這樣的“上層建築”文化中，美國的報社、電視台、網站編輯部裏的每一位記者和製片人很難不受其影響。
此外，美國媒體和政府間微妙的“共生關係”也決定了媒體常為政府對華政策“背書”。在美國，政府雖然無權干涉或直接管控媒體，但媒體需要政府內部消息線人，而政府官員也需要利用媒體來“漏新聞”，於是精心考量後把一些內部信息漏給記者，通過製造輿論攻勢給談判對手製造民意壓力，爭取會談時擁有更多籌碼。比如今年習主席訪美前，《華盛頓郵報》刊登的《美國考慮對中國網絡竊密實施制裁》一文，從始至終引用了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白宮官員”講述美國內部正在起草對華制裁措施，呼籲中國停止對美國網絡竊密。後來事實證明這只是虛張聲勢，而這確實為美方同中方的談判增加了籌碼。
同中國意識形態的對立，與美國政府戰略利益基本保持一致的“政治正確”需要，很多時候決定了美國媒體對中國戰略和軍事問題的報道角度。
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更加充分的、有感染力的表述中國的國際政策和政治主張，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我們可以做得更好，**除了勇敢地在國際舞台上用西方的話語講述東方的故事，還要在宣傳方面真正做到“內外有別，外外有別”，給中國外宣媒體更大的維度去報道中國和全球議題，尤其是報道西方受眾最關注的涉華敏感話題。**敢於直面敏感問題是建立媒體全球公信力的重要標準，也是一個民族成熟和自信的表現，這在國際傳播中尤其重要。只有先通過平衡的報道逐步樹立我們國際媒體的公信力，才能實現下一步的影響力。
未來10年互聯網和移動傳媒將成為國際傳播的主戰場，我們應官民並舉，整合民間外宣力量，拓寬外宣渠道。塑造國家形象的思維方式也需要改變，不能將政治宣傳和互聯網外宣傳播畫等號，改變居高臨下的表述方式，讓外國觀眾看得進去、聽得明白。
最後，人才是關鍵。我們的新聞學院和國際關係學院需要借鑑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和哈佛肯尼迪政治學院的教學思路，加入國際政治、世界經濟與貿易等跨領域科目，培養具有某領域專長的雙語國際新聞人才。▲（作者是中央電視台北美首席記者）
部分設備無法播放視頻請點擊這裏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