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嵐峯：“國家的人”，就該少拿錢？
【本文作者袁嵐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與戰略風雲學會會長。本文部分內容取自作者在知乎上對“活在中國，你感覺這個國家最讓人不解的是什麼？”，以及“關於我國知識分子待遇問題該如何正確看待?”兩問的回答，作者授權觀察者網整理發表。】
在我國許多領域，都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雙軌制”。自去年熱議至今的國企高管薪酬就是一例。筆者作為科研工作者，想從專業人士待遇上談一談。
讚美勞模，成了“比慘”？
先來看幾個例子。《大國工匠》第一集中説：38萬公里，是“嫦娥三號”從地球到月球的距離；0.16毫米，是火箭發動機上一個焊點的寬度。0.1秒，是完成焊接允許的時間誤差。在中國航天，53歲高鳳林的工作沒有幾個人能做得了，他給火箭焊“心臟”，是發動機焊接的第一人。（《大國工匠》第一集開播：揭秘中國火箭）
貢獻這麼大，待遇怎麼樣呢？“他的時間80%給工作，15%給學習，留給家庭的只有5%。”“很多企業試圖用高薪聘請他，甚至有人開出幾倍工資加兩套北京住房的誘人條件。”
他為國奉獻的精神，當然令我們感動，但為國家焊火箭就是要吃虧？
給國家棟梁與市場平齊、至少在同一數量級上的待遇，高鳳林的精神就會蕩然無存嗎？整天喊着要提高勞動收入，為什麼不從國家項目開始做起？是不是以為讓好人吃虧很光榮？
再看《大國工匠》第三集：有了他，“蛟龍號”潛航員才放心。深海載人潛水器有十幾萬個零部件，組裝起來最大的難度就是密封性，精密度要求達到了“絲”級。而在中國載人潛水器的組裝中，能實現這個精密度的只有鉗工顧秋亮。 （《大國工匠》第三集“兩絲”鉗工顧秋亮 “蛟龍號”潛航員以生命相托）
“他原來所在的實驗室一直希望他回去，收入能多一半，這對於他這個單職工、女兒上學急需用錢的家庭來説，能起不少作用。”“尤其是7000米海上試驗，船剛剛啓航，他就接到妻子打來的電話。當時妻子被查出懷疑惡性腫瘤，領導都來安慰他，後來查到不是惡性腫瘤，回來後他和妻子哭着抱成一團。”
不把為國效力搞成最慘的事，就不罷休？我還以為只有選秀節目在比慘呢！
《大國工匠》第四集：中國商飛大飛機制造首席鉗工胡雙錢在35年裏加工過數十萬個飛機零件，沒有一個次品。（《大國工匠》第四集：國產大飛機的首席鉗工胡雙錢）“私營企業的老闆甚至為他開出了三倍工資的高薪，但是胡雙錢拒絕了。”“現在，胡雙錢一週有六天要泡在車間裏，這張僅有的全家福還是2006年照的。一年多前，老胡一家從住了十幾年的30平米老房子搬了出來，貸款買了上海寶山區的70平米新家。作為一個一線工人，老胡沒有給家裏掙來更多的錢，卻帶回了一摞摞的獎狀證書。”只給獎狀不漲工資，不令人寒心？
當然，絕大部分“國有的”高級技工和知識分子，都是國家培養出來的，國家已經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可這並非維持低待遇的理由。假如一個人在私企鍛鍊了十幾年，在業內有了地位，私企有權利限制他的去留嗎？相反，國家既然已經投入了大量成本，不更應該以高薪留住人才，確保這些投入不會“打水漂”嗎？
應該如何尊重專業人士：導向與管理
過去長期的導向，給人們的印象是：好工人停留在髒亂差窮不顧家，好乾部停留在清廉絕症不要命，好受害者停留在原諒寬容倒貼錢，似乎好人除了能偶爾上次新聞，就沒有什麼別的“好報”了。
不是經常羨慕日本和德國的技工精神嗎？那就好好學人家怎麼宣傳“勞動光榮”！找一位技術工人，説他上學時如何勤奮，如何感謝師傅；在工作中解決了多少技術難題，多有成就感；工作條件多好，收入多高，房子多大；出去人人尊敬，個個敬酒；如何繼續鑽研，跟國外同行競爭。
時代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走“老路”能行嗎？一方面，明明白白地鼓勵大家追求財富；另一方面，對真正為社會創造價值的專業人士，死活不願意給他們與貢獻相符的報酬。一宣傳科學家和勞模，就是淡泊名利，安於清貧，生活儉樸，拿錢少，不顧家，積勞成疾，英年早逝……
應該承認，國家在提高待遇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現在專業人士的狀況跟文革時和八九十年代“搞導彈不如賣茶葉蛋”時相比已經好了許多，但仍有巨大的改進空間。
經濟待遇只是問題的一面，另一面則是管理，專業人士遇到的雜七雜八窩心的事不少。
管理者常常顯得不是把知識分子看作知識的創造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而是看作潛在的腐敗分子，最重要的不是幫助他們做出多少成果，而是盯着別讓他們貪污了。於是乎，項目計劃制定得鉅細靡遺，一切經費的使用都要嚴格按照計劃來，連哪年去哪裏開多少會都提前幾年定好了。
問題是，科學發現的本質之一就是不可預測性，如果提前幾年就能預測出來的，那還叫科研嗎？種種刻舟求劍、膠柱鼓瑟的做法，就像第22條軍規，充滿黑色幽默。
監管當然是必要的，但許多工作需要有彈性的規劃，有些內容可以改為事後審定，而不是讓專業人士“戴着鐐銬跳舞”。
有些監管“需求”其實正是待遇不合理的反映。如果人為地壓低專業技能的收入，把科研勞務費、課時費、掛號費等等定得很低，再鼓吹專業人士就應該“淡泊名利”、“安於清貧”，就等於要麼逼着他們跳槽，要麼逼着他們從其他附加值渠道獲取報酬：科研工作者憑材料費，教師憑補課，醫生憑檢查和賣藥……
道德是用來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別人的，管理者切不可把兩者混為一談。淡泊名利對個人而言是美德，但只有在物質匱乏、需要全民同甘共苦的時代，才是社會的必需品。在物質豐裕、富人受追捧、成功學熱銷的時代，再以此為導向，就充滿了反諷效果，適得其反。
由此造成的弊端數不勝數：把需求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上去，專業人士內部劣幣驅逐良幣，公眾覺得專業人士道德敗壞……唯一的效果只是維持了“專業技能就該廉價”的社會固定印象。這種貽害無窮的老觀念不除，“科教興國”、“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就是口不應心的空話。
在整個國家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7的背景下，我相信絕大多數中國專業人士希望的並不是立即把待遇跟西方看齊，而是表現出在當前條件下的尊重。什麼樣呢？就是要讓專業人士憑自己的專業技能堂堂正正地拿到高收入，成為社會尊敬與羨慕的正面形象：科研工作者憑科研，教師憑教學，醫生憑診斷……
讓專業技能體現出高價值，才是尊重人才，尊重知識，才能從根子上消除反智主義、讀書無用論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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