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帶一路”完勝美國“亞太再平衡”，因為它順應時代-帕拉格·康納、觀察者網
在英國退歐公投塵埃落定；美國民粹主義領袖特朗普來勢洶洶；歐洲經濟和難民危機引發社會分裂；極端恐怖主義跨國肆虐的今天，許多人開始重新用文明衝突的視角審視世界，對全球化充滿懷疑與失望，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因此被凸顯得像個異類。通過新著《超級版圖》，他描繪出一個國境線的意義逐漸消失、以不可逆趨勢走向融合貫通的世界，與全球媒體呈現的灰暗國際政治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該書一出版就引起全球媒體關注，它給國際政治帶來了什麼範式變化？中國在“超級版圖”裏佔據怎樣的戰略地位？是什麼讓這位青年學者如此自信？6月21日觀察者網對康納進行了專訪，現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觀察者網（下稱“觀”）：康納教授，首先祝賀您的大作《超級版圖》中文版正式發行！實際上，觀察者網在這本書英文原版Connectography面世之時，就對其給予了高度關注。5月時我們刊登過您書中的一些核心觀點，引起了讀者熱烈討論。
帕拉格·康納（下稱“康”）：是嗎？非常好！
觀：所以這次專訪，我想要問得更加深入。總的來説，這本書給人的印象是，你與許多時評專家不同，他們覺得世界正在分崩離析，而你對未來非常樂觀，認為世界正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康：世界不但沒有散架，反而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不是我的個人觀點，而是事實陳述。人們總喜歡給人貼上樂觀主義、悲觀主義的標籤，彷彿非此即彼、不存在中間地帶。
我這本書是寫給聰明人看的，聰明人不會簡單地選邊站隊，而是把好的壞的情況結合起來。不光是好的一面，世界的黑暗面，比如犯罪組織、過度開發、恐怖主義，也會因為連通性（connectivity）變得更棘手。當然，世界最終還是會因互聯互通產生一種韌性，拿石油來説，當市場需求和資源供給不再受地緣政治阻隔，人們自然不必為石油去打仗。十年前，地緣政治學家們預測中美兩國將為中東能源大打出手，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然而今天，美國居然破天荒地對華出口原油。正因為互聯互通，中美不必為石油打仗，可以和氣做生意。這是事實，樂觀的事實。
觀：不管情緒樂觀或悲觀，《超級版圖》帶來的，是一種分析世界局勢的嶄新範式，但現實世界的變化速度，真的跟得上分析範式改變的速度嗎？對文明衝突論者來説，它們眼中的世界充滿身份政治，到處是移民帶來的社會問題、難民危機、宗教極端主義。一方面貨物和信息可以毫無阻礙地跨國境流通時，另一方面現階段各國人民並不能隨意流動，那麼它對現實有多大的指導意義呢？
康：我理解你的意思，但首先，移民及其帶來的民粹主義反彈，也是互聯互通造成的結果之一。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各國開放程度加強，移民政策更自由，更多的人跨越國境，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國家。這樣看來，人在各國之間的流動性正處於人類歷史最高點，它稀釋了種族和民族的純粹性，因此民族國家這個最初從歐洲興起的概念，如今正在歐洲逐漸消失。
當前我們看到的反移民傾向，實際上是對移民跨境流動這個壓倒性趨勢的平衡與回應，因為各國需要把移民控制在可以承受的範圍以內。我不認為國家應該完全開放邊境，也不贊成無限制移民，而應該下更大功夫去吸納和同化移民，讓他們融入社會。
然而諷刺的是，某些最需要移民的國家，正在把他們趕跑，甚至試圖築起高牆……
特朗普手裏的牌子上寫着：我們一起來築牆
觀：剛好前段時間我們刊登了羅傑·科恩的文章，他悲觀地認為，世界處於危險的十字路口，如果英國退歐，特朗普、勒龐掌權，世界將墜入黑暗。這與你勾勒的互聯互通圖景大相徑庭，你覺得他説的有道理嗎？
康：羅傑弄錯了幾件事情。首先，民粹主義政客不見得能上台，瑪琳娜·勒龐在選舉中遭遇了滑鐵盧……
觀：但那是法國另外兩個主流政黨聯手操縱的結果。
康：聯合政治在歐洲十分常見，不能因為國民陣線在法國有一定支持度，就認為勒龐一定能贏。在美國，特朗普也贏不了大選，畢竟他代表的只是一小部分美國人，民調數據已經説明問題了。
其次，即使他們靠民粹主義上台，也絕不會貫徹競選時提出的政策。
觀：哈哈……
康：你見過哪個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真正履行了選舉時的承諾？幾乎從來沒有。所以即使你是狂熱的民粹分子，即使你僥倖上了台，你真能把移民都踢出去嗎？顯然不能。在奧巴馬治下，美國政府向墨西哥遣返了250萬非法移民，但合法移民他敢動嗎？不敢。在歐洲，大量非洲裔和阿拉伯裔移民是合法移民，無論哪個政府上台都沒有理由趕走他們。現實的做法只能是教他們本國語言，削弱福利鼓勵他們參與就業市場，使他們成為社會上的積極力量。
退一步説，即便民粹主義者在某些國家上台，而且他們真的執行極端政策，這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供求關係是人類歷史最強大的推動力，它決定了各國吸納多少移民，來推動自己的經濟。即使供求關係在某次選舉中敗給了民粹主義，那也只能説是該國做出了愚蠢的決定，對此我愛莫能助，我的工作是告訴聰明人如何治國。不過好在這種錯誤最終還是會得到修正。
觀：我之所以會提到文化和身份認同的問題，是因為你在TED演講中把基礎設施比作骨骼，把能源管線比作血管，把信息系統比作神經，然而人之為人，不能缺少靈魂，或許文化就是人的靈魂。你説移民可以通過教育，最終融入本國社會，但塑造靈魂需要多久的時間呢？
康：各國的情況不同。就美國來説，它花了很長時間，比較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使美國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帝國。如果你把“美國的定義”侷限於國父們那種清教徒思想，那就不會有合法移民，不會有今天的美國了。文化和國家狀態（nationhood）都會隨着時間推移發生變異，這是好事；我們不能以永恆的、一成不變的心態去理解文化，進而得出反對互聯互通的結論。有人把文化信仰神聖化，不允許外來者玷污其純粹性，這種思想源於18、19世紀的歐洲，後來產生了什麼有毒的結果大家有目共睹。況且，我所討論的文化根本不是那種過時的文化，它是一種新文化：人們通過網絡交流，產生了新的身份、新的代際認同，這種認同與政府希望你相信的那種國族認同是不一樣的。現代人身兼多重身份，它們彼此之間既有重疊，又存在競爭。如果你連這一點都否認，那麼你一定活在理論的世界而不是現實的世界裏。
亞洲能源、交通基礎設施網絡
觀：我之所以提到你的比喻，即把全球系統比作人體，是要引出下面這個問題：我們有了骨骼、血管、神經，那誰來做世界的大腦？按照你提出的新範式，國家的作用會下降，跨國公司、民間團體等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會上升，我們可以依靠國家來做規劃；未來難道要指望這些公司來統一規劃嗎？即使它們有這個能力，是否有足夠的利益驅動它們統籌資源進行大規模投資？要知道，這種資源不是通常意義上私有企業所能掌控的，而是國家級的、天文數字級的財富。即使它們有這個能力，又是否願意向低迴報地區投資呢？
康：很好的問題，從生物學上來説，大腦是神經系統的一部分……
觀：那也就是説，讓信息領域的大公司為世界做規劃，你是説谷歌、臉書等公司將擔當這個重任？
康：不不不，我必須澄清，許多人存在一種誤解，認為我不相信國家。實際上，全世界最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贊助機構是各國政府。以中國為例，基礎設施建設幾乎全是靠政府公共投資推動的。資本形成靠政府，這是世界的常態。印度、菲律賓等國試圖從私有部門獲得支撐，但力度遠遠不夠；美國私有部門大量涉足基礎設施，私有貨運鐵路、谷歌光纖。未來，基建領域的公私投資會進一步混合，相互彌補，這是件好事。
在書中我提到一個概念，叫“互聯互通的渠道”。掌管這些渠道的公司，架設光纖通道；創造信息交互環境；運營油氣傳輸管線；確保公路鐵路的暢通；提供公共事業服務。如果用人體來作比方，這些渠道是連接骨骼的組織，它們需要來自大腦的邏輯才能運作。更多貨物、人員、能源、數據通過互聯互通的渠道流動，反過來促進經濟發展。以中國的“一帶一路”為例，互聯互通使更多原材料進入中國，成品貨物運出去。在互聯互通領域的建設、控制、運營等能力，是國家強大的關鍵，（美國）在北達科他州坐擁龐大的核武庫，並不會使它更強大。
我寫這本書，目的不是要反駁地理在政治中的作用，恰恰是一本關於地緣政治的書，它討論的是如何利用連通性和科技，來控制地緣因素。
觀：在你提到的未來，建設、提供、維持連通性的行為體，既包括國家，也包括公司，它們為了權力或利潤，相互競爭，但缺少中央規劃——這裏的關鍵詞是“競爭”。原本處於競爭劣勢的國家，由於缺乏連通性，將在這場逐鹿中被拋得更遠，遺棄在新世界秩序以外。
康：不，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以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內陸國家為例，正因為中國“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連通了中亞和阿拉伯海，它們才有機會走向富裕。我一直認為，中國人建設的基礎設施，以及中國對非洲大宗貨物需求，是贊比亞、烏干達、盧旺達、布隆迪以及許多其他非洲國家發展經濟的關鍵。過去十多年裏，非洲經濟增長的背後，是超級週期帶來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而超級週期的背後，是中國對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如今大宗商品價格雖然下跌，但中國已經帶來了良好的基礎設施，非洲國家應該對此好好加以利用，促進經濟多樣化，加大社會流動性。你問題中的那些國家多數是小國、窮國，對它們來説，自從殖民時代終結以來，再沒什麼比互聯互通更美妙的東西了。歷史上的殖民者給這些國家畫下人為的邊界，如今它們可以通過實實在在的混凝土道路，與世界緊密連接。如果你是某個非洲小國的領導人，你告訴我，是殖民者在地圖上留下的不合理的、無意義的國境線重要，還是高速公路、光纖線路重要？
觀：我個人很欣賞你的理論，但難免有人會這樣反駁：根據國際勞動分工，這些國家處於價值鏈的最低端，它們只能向工業化國家提供原材料，進口成品。隨着技術革新，這種差異可能會以加速度擴大，長期下去，對它們是件好事還是壞事？
康：這不是反駁，而是事實陳述。如果這些國家不把出口收入用於現代化，不積極拓展經濟多樣性，也不能怪我對吧？打比方來説，中國在這些國家修了一條路，不會把路收回去，即使中國撤資，你還是擁有一條實實在在的路，如何利用是你自己的決定。順便説一句，我不認為出口原材料有什麼錯，畢竟自然資源是上天給予的饋贈，只要它們把出口收入用於再投資，就有提升價值鏈位置的機會。但如果缺乏連通性，它們連出口最豐富資源的機會都沒有，談何發展經濟？
觀：這樣看來，你勾勒的未來圖景就沒有那麼美好了。因為在短期內，世界還是國家為單位運行，互聯互通的渠道就像輸送營養液的管子，把資源從窮國輸往富國。窮國有限的議價能力註定它們是吃虧的一方，雖然能獲得財富去分配和再投資，但畢竟是小頭。連通性能否幫助它們脱離這種惡性循環呢？
康：這個問題很好，但你得綜合來看。剛果不會造手機，中國能夠利用剛果的原材料，以極低成本製造手機。如果不是剛果以低廉的價格提供原材料，中國就不能以低廉的價格製造手機，剛果人又買不起三星、蘋果等高價手機，就完全失去了與互聯互通世界對接的機會。重商主義並不意味着大宗商品出口國處於絕對的劣勢，因為它們也能採購到價格更低廉的成品。這不是邪惡的殖民主義，而是亞當·斯密提倡的自由貿易，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我開採原材料，你賣給我成品，18世紀經濟就這麼簡單，但它是正確的。需求和供給是本世紀最強大的力量，遠比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更強。國家在價值鏈上提升地位，取決於它如何利用需求供給，如何利用科技，如何利用城市化，如何利用資源教育民眾，如何使經濟多樣化。只有這樣，它才能從原材料出口進一步到物流運輸，從農產品進一步到食品加工，從食品加工進一步到輕工業，從輕工業進一步到鐵路基建。這是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在教育和科技方面下功夫，無法一蹴而就。但我們必須記住，如果沒有互聯互通，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
觀：在你呈現的世界中，國家主權地位將下降並讓位於互聯互通的特大型城市羣。然而在中國，許多人似乎不認同這個觀點。在近代史裏，中國人的國家觀、民族觀是在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外力作鬥爭的過程中鑄造的。我們的國家認同不像歐洲那麼鬆散，把主權看得非常神聖。一方面你説未來世界裏國家可能越來越不重要，另一方面你説中國將在未來世界裏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你認為中國人需要多久才能逐漸適應並接受這種觀點？
康：特大型城市羣的崛起，並不一定會削弱國家權力。在某些情況下，境內特大型城市網絡越密集，國家實力越強。一個只有北上廣躋身國際一線城市的中國，遠不如擁有深圳、香港、重慶、西安等更多特大型城市的中國強大。或許在世界其他國家，比如印尼，地區權力強大，難免削弱國家權力，但中國並不存在這個問題。
我在書中提出了一套新的邏輯：連通性是人類的組織原理。人類組織的方式取決於我們居住的城市，取決於讓我們產生歸屬感的網絡，取決於我們賴以生存的供應鏈。這套組織原理，往往比國家對人類的意義更重要、更切合實際，因為許多國家的邊境是人為的、毫無意義的，另外一些國家選擇把連通性放在主權之上，這是歐盟存在的原因。非洲是邊境線最長的大洲，即使在那裏，非盟也想頒發統一的非洲護照，建立統一的自貿區。
中國城市羣
觀：也就是説，民族國家不再是全球事務的核心與基礎單位。
康：同樣是主權國家，有的在全球事務中至關重要，有的無關痛癢。黑洞一般的利比亞、欠中國巨資的厄瓜多爾都是主權國家，可全球事務不會圍着它們轉；全球事務圍着中國、美國轉，甚至可以圍着迪拜轉——可迪拜甚至不是阿聯酋的首都。
從17世紀的國家主權論、18世紀的啓蒙運動、19世紀的帝國主義、20世紀的資本主義到21世紀的技術發展，我們看待世界的層次在不斷豐富。許多人認為，如果你不支持國家這個概念，就一定是在反對它。我認為，利比亞這樣的國家無足輕重，中國這樣的國家至關重要，你能説我是支持還是反對國家麼？
觀：你使我想到了兩個歷史事件，歐洲宗教改革和秦始皇統一中國。通過宗教改革，教會權力被分散稀釋，社會走向多元化；掃平六國的秦始皇使封建制度走向沒落，奠定了中央集權的基礎。如今的世界似乎站在歷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主權國家會像教會那樣走下坡路，還是會形成超主權的中央規劃機構？
康：《超級版圖》書中有個説法，叫“分權-聚合動態”（devolution-aggregation dynamics）。今天的人類比從前更分散化，世界上從未有過這麼多國家、這麼多權力中心、這麼多強大的城市。美國是最後的全球霸主，未來會有超級大國，但永遠不會出現一個全球性權威。但同時，人類也在聚合到一起，非洲、南美洲、歐洲、北美洲、東盟，都在構建洲際或地區集團。未來的世界將是多極化、多文明的世界。
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正因為世界分化了，才能融合起來。世界上的國家越多，每個國家搞封閉經濟的可能性就越小。以新加坡為例，這個蕞爾小國對進口糧食、水源、能源無比依賴。如果世界佈滿這樣的城市，它們每一個都無法自力更生，必須發展連通性，相互依存。世界越被分成小片的自治領土（enclaves of self-governing），對互聯互通的需求就越大。
世界從未有過這麼多國家、這麼多強大的城市
觀：我提出另一種觀點：也許權力不是分散了，而是改變了形式。未來的支配性力量或許不完全來自政府，而集中掌握在另一小部分人手中，例如科技公司。
康：權力的轉換不是零和博弈。中國很多掌握關鍵技術的公司是國有企業，谷歌也沒有試圖削弱美國政府的地位，它甚至是美政府最大的數據提供商。在由政府管理的世界和由科技巨頭經營的世界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係。實際上，經濟特區、工業園等，都是混合型治理模式的範例，這種公共、私有部門的聯合治理，將是未來的趨勢。
觀：我並不是説谷歌這樣的科技公司正在有意識地削弱政府，而是説既然它們可以作為教育、醫療、互聯網等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可能將在客觀上取代政府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康：在全球範圍內，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無法滿足人們的大量需求，私有部門勢必介入。這已經是世界的現實了。
觀：今天的對話讓我聯想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另一位學者馬凱碩的著作《大匯合》，他在書中將全球治理比作一艘船，每個國家各佔一間船艙，但大家都只在乎艙內裝潢，無力左右船的前進方向。能否這樣説：你跟他對於“誰應該當船長”或者“船的組成部件”的觀點可能有差別，但支撐你們思考的根本精神都是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
康：國際主義意味着思考的基礎還是國家，我想全球主義（globalism）是個更合適的詞。
觀：最後我想問個比較個人的問題。你出生於印度，兒時往返於阿聯酋和印度之間，後來去美國留學，長期在西方工作，如今居住在新加坡，還走訪過全球許多地方，這種經歷對你寫《超級版圖》有什麼影響？
康：這些經歷當然都會影響我的世界觀。另外，你站在哪個角度，就會看到怎樣的世界，如果我寫作時身處華盛頓而不是互聯互通的新加坡，那這本書將完全是另一種面貌，因為對全神貫注與地緣政治角力的華盛頓精英來説，這本書簡直是個災難。然而，他們眼中的世界不是真實的世界，走向互聯互通的世界才是真實的世界。
觀：人從不同的角度看世界，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迥異的世界觀，影響着他們對世界的觀察和判斷。你成長於優越的環境，穿梭於各個偉大的城市，這會不會使你高估了連通性在現階段的時代意義？
康：我的個人經歷幫助我獲取信息，但它並不決定我的理論。比如我在寫《阿拉伯世界地權政治牢獄》一書時，特意避免成為冷漠的精英，我完全是站在伊拉克、敍利亞等失敗國家人民的角度上寫的，專門採用了那些一輩子不出國的窮人視角。而他們才是最渴望互聯互通的人。
另一個支持互聯互通的人羣是“千禧一代”，他們覺得流動性是人權的組成部分，他們不認為人應該在同一片土地活一輩子。相比老年羣體，40歲以下的中青年羣體更支持這種想法。而這個世界，歸根結底還是年輕人的。
觀：哈哈，原力如此強大，終將覺醒（原諒小編的星球大戰梗）……
康：是的，互聯互通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力量。在人類歷史中，我們從來無法在政治、宗教、身份、意識形態上達成共識。但有兩種集體行動，是我們一直在無意識、無統籌地開展的：一是城市化，二是鋪建基礎設施。這不是我的個人觀點，而是完全無可置疑的事實。
觀：以上是我所有的問題，你的回答使我受益匪淺。非常感謝！
康：也非常感謝你，這是我近兩個月經歷的最棒的訪談。
後記：訪談時英國尚未舉行退歐公投。康納在退歐公投後給筆者發郵件遺憾地表示，書中警示過，作為一個分散的王國，英國面臨蘇格蘭脱英入歐的風險。另外，他高興地告知我們，他有了正式的中文名字——康世和。希望世界如其所願，永遠康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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