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G20當看清，世界經濟還在新自由主義廢墟上掙扎
【本文是繼寒竹《新民粹主義正將西方推向衰落》、福山《民粹主義興起，證明美式民主還不壞》、馬丁·雅克《民粹主義正在挑戰新自由主義霸權》等文章後，觀察者網就民粹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興起這一問題刊載的又一篇重要理論文章，作者文揚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在本文中，文揚指出，西方各國民粹主義在近些年的興起和氾濫，與新自由主義死而不僵，甚至“離奇的新生”有着緊密的關係，要解釋民粹主義的沸騰，就一定要分析並認清新自由主義正在進入的新階段。我們在此時連續刊文討論民粹主義，不僅僅是要提供一種純粹的理論和概念分析，也希望通過相關的討論，來反思中國自身的發展道路。就在幾天後，主要圍繞世界經濟治理的G20峯會即將在杭州召開，有趣的是，恰恰是在新自由主義闖下金融危機大禍的後一年，G20集團成員國的領導人宣佈該組織已取代G8成為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如果説西方各國的民粹主義是一種憤怒，一種“雜亂的反抗”，那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以及中國參與推動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對於應對新自由主義新階段，祛除西方治理的迷信，是否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與路徑？】
關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衰落、終結、消亡、破產、“超賣”[1]，學界已説了很多。今年以來，關於民粹主義Populism的興起和氾濫，也成為了輿論的熱點話題。顯然，這兩者之間有着某種共生關係，但又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
民粹主義近年來的興起，到底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最後終結、壽終正寢？還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死而不僵甚或死而復活？這是個問題。
一、新自由主義的“壽終正寢”
這一波新自由主義浪潮，是藉助上世紀70年代因經濟危機而起的“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運動而掀起來的。伴隨着全球化的進程，這一主義最終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明確的政治、經濟範式”[2]
基於市場原教旨主義信念，新自由主義否定凱恩斯主義通過擴大政府開支和公共投資對有效需求施行管理的主張，大力宣揚市場可以自動平衡，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資源，能夠更好地滿足公共利益，而政府的任何干預措施，要麼效率低下，要麼威脅市場的自由運行。正是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催生出了80年代的“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在全世界範圍內推動私有化和自由化，讓各國政府在各個領域解除管治，讓中央銀行只關注通貨膨脹這一個問題即可。
但情況並不美妙。近四十年來世界範圍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在經濟增長方面遠遠沒有實現此前三十多年凱恩斯革命所達到的高水平，反倒是引發了大量觸目驚心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在IMF雜誌F&D今年6月號的一篇文章中，該組織的三位經濟學家承認：自1980年以來，在超過50多個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出現過大約150次左右的大規模資本流入，而其中約有20%最終引發了金融危機，並導致了大幅度的產出下降。[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網站刊文，題為《新自由主義：超賣了？》
另一方面，正是在這四十多年裏，世界範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達到了驚人的程度。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拉響了警報。1996年世界最富裕的358人的資本淨值“相當於世界最貧窮的45%（23億人）的收入之和”。1998年世界最富裕的200人在過去的4年裏資本淨值翻了一番，超過一萬億美元，而其中最富裕的3位頂級富豪其資產超過了全部最不發達國家及它們的6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之和。[4] 發達國家內部也是如此，在最近的三十年裏，90%的美國人口總收入增長了約15%，而1%最富人羣的總收入則增長了150%！[5]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也應聲而起。2008年7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以“新自由主義終結了嗎？”為題發表文章，他寫道：“新自由主義不再討人喜愛了…在四分之一個世紀裏，發展中國家相互競爭，但勝負已定：那些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沒能贏得增長大獎。” 他指出，“自由市場這套説辭一直在被有選擇地運用——當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時就擁抱，不符合時就不提。”“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學説不過就是一套服務於某種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條，它從來沒有得到過經濟理論的支持。”[6]
一直以來，新自由主義依靠經過了精雕細琢的新古典經濟學作為其經濟理論基礎，一大批“芝加哥學派”學人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創造出一套又一套令人迷惑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模型，讓新自由主義理論體系看起來如同物理學的科學真理一樣。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一場金融危機，讓貌似花崗岩一般牢固的理論堡壘不堪一擊，面對如下追問，那幾根最主要的經濟理論支柱頃刻倒塌：銀行作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機構，又依照最純粹的市場規則經營，為什麼未能促進整個人類社會的共同福祉呢？當今不受規制的金融市場是最自由的市場形式，被最先進的經濟理論證明具有自我矯正的功能，怎麼可能遭遇如此重大的麻煩呢？既然宣稱“政府就是問題本身”，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越少越好，那為什麼金融危機期間銀行要跑去政府那裏索求鉅額資金，央求政府把它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呢？
金融危機至今又過去了8年，全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普遍降低了調門，其中一些人甚至承認了錯誤，除了少數幾位絕頂“聰明”的中國自由派經濟學家，再也沒有誰還像當年的米爾頓·弗裏德曼、詹姆斯·布坎南、羅納德·科斯、加里·貝克爾、小羅伯特·盧卡斯那樣不可一世、煞有介事地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原理論證各項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所謂合理性。
在實踐中，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世界範圍內遭遇了普遍的失敗；在理論上，新自由主義已被證明無非是一套服務於特定政治目的的花言巧語。近十年來一系列針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已將其本質揭露得清清楚楚。早在2005年就出版了《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的大衞·哈維David Harvey認為，新自由主義本質上就是一個“階級項目”Class Project，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在經歷了二戰後政治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凱恩斯主義的雙重壓制之後，藉助70年代的經濟危機實施的一次強力反撲，是其階級統治權力的恢復。諾姆·喬姆斯基和羅伯特·邁克傑斯等人的看法也與之類似，認為新自由主義就是“這樣一些政策和過程：相當一批私有者能夠得以控制儘可能多的社會層面，從而獲得最大的個人利益。”[7]
少數私有者對整個社會的全面控制，這其實也就是馬克思一直反覆強調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所以，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各種聲音中，馬克思主義者仍堅持將新自由主義解讀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一種理論表現。
中國學界關於新自由主義也有一個基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定義，在中國社科院的專題研究報告中，新自由主義被定義為“主要是一種經濟學理論思潮，它是在繼承亞當·斯密的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徵，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的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8]
基於這一判斷，全球金融危機即標誌着這一轉變的失敗、以新自由主義為基本特徵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再次破產，以及註定要壽終正寢的命運。正如何秉孟在《新自由主義評述》一書中所總結的：“資本主義週期性經濟危機的規律依然在起作用。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因為新自由主義及其實踐模式的出現而派生出了一些新的現象，但不僅沒有改變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這一基本矛盾，反而由於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加速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過渡，提高了生產社會化程度，同時在更大的範圍內實現了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無疑進一步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同時，也沒有改變資本的目的就是追求儘可能多的剩餘價值這一基本經濟規律。”[9]
二、新自由主義的不死之謎
按説，反思和揭露到了這個程度，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思潮已沒有什麼理由繼續流行了。按説，在引發了各國大大小小几十次危機並最終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對於該主義的徹底清算早就應該開始了。按説，至遲到了歐洲各國為應對債務危機而採取的各項緊縮政策相繼失效之後，即使不反思、不批判、不清算，基於新自由主義的各項經濟政策也應該自行終結了。
金融危機之後，斯蒂格利茨建議美國政府設立金融產品安全委員會，以確定銀行和基金買賣的產品是否“適合人類服用”。2008年11月，哈貝馬斯在德國《時代》週刊專訪他的報道《哈貝馬斯談新自由主義破產後的世界秩序》中建議，人們不要再對新自由主義信以為真，而是要新自由主義離開舞台。那些在“市場命令”下毫無限制地征服生活和世界的全部計劃都必須經過審查。
但是，這些為新自由主義準備好的墳墓並沒有迎來入殮的屍首。那些想當然地認為一場金融危機足以置新自由主義於死地的人們驚訝地發現，新自由主義不僅沒有死亡，反而在政治上更加咄咄逼人，變得愈發強大。他們驚訝地發現，在許多國家，解決金融危機的措施，不僅不是約束瘋狂的資本機構，反而是大幅度削減福利和公共開支。
如今，對於全球金融危機的記憶已日漸模糊，雖然關於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和檢討仍在持續，但卻不再堅定的宣佈其終結和死亡。在今年6月IMF的3位經濟學家那篇引起很大轟動的文章中，作者只承認新自由主義的錯誤，最多不過就是“超賣”了，文中寫道：“資本開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一些資本流入，如外商直接投資，其中可能包括科技或人力資本的轉移，似乎能刺激長期的經濟增長。但其他方面資本的流入，如證券投資銀行融資，尤其是熱門債券或投機債券的流入，似乎既不刺激經濟增長，也無法使該國與貿易伙伴更好地共擔風險。這表明，經濟增長和資本流動帶來的風險共擔型的利益取決於到底是哪種類型的流動，也可能取決於配套制度和政策的性質。”[10] 這簡直近乎於裝瘋賣傻！猶如一個把病人給治死了的蒙古大夫，煞有介事地當眾檢討説：看來毒藥和病人健康之間的關係很複雜！
IMF這種玩世不恭的裝瘋賣傻，本質上與當年“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如出一轍，後者是進攻時的武器，前者是防守時的武器，進攻長矛有多鋭利，防守盾牌就有多堅硬，而核心的態度只有一個：無論攻防，我們是唯一的勝利者！
關於新自由主義之不死、之再生、之愈加強大，學界也在嘗試給出各種解釋。歸納起來，有如下幾種因素被認為與這一驚人的反常現象有關，即：巨型企業的崛起，金融霸權的確立，社會控制的深化和意識形態的穩固。
1.巨型企業的崛起
2011年，英國牛津大學社會學教授科林·克勞奇Colin Crouch出了一本名為《新自由主義離奇之不死》的小冊子，他給出的解釋是：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政治經濟進程，在全球範圍內實現了財富向最富階層的集中，伴隨這一過程的，是一大批巨型企業Giant Corporation，特別是巨型金融企業的崛起。這一批富可敵國而且政治影響力超強的巨型企業，主導了整個公共生活，所以它們並不屬於通常意義上的市場。於是，傳統的市場與政府之間的二元對抗，現在變成了市場、企業和政府的三角關係。這就意味着，新自由主義不僅只是實現了財富的集中和權力的重建，而且通過巨型企業反過來改變了整個社會結構。正是由於這一新型社會結構已經無法改變，寄生在其中的新自由主義也因此而獲得了更長久的生命。
克勞奇在書中寫道：“（巨型企業）這種力量具有比前兩者（政府和市場）更大的潛力，並能夠改變前兩者的運作過程。這種趨勢始於20世紀，在21世紀初繼續發展。金融危機不僅沒有削弱它，反而使它更加強化。在這種趨勢中，政府、市場和企業已不再相互對抗，而是進行一系列舒適的調整。”
“我更願意使用‘舒適的調整’來形容，部分原因是企業力量使三者捆綁在一起成為必然，部分原因是改變這種關係的唯一替代選擇是一個相當悲慘的社會，其中至少有一種力量將被削弱到無法再起作用的程度。人們只需稍加反思就能意識到這種情況下的生活將會變得多麼艱難。”[11]
巨型企業資產規模與中等國家GDP相當
簡言之，由政府、市場和企業構成的三元社會結構已成新的現實，而巨型企業成為其中的主導也是新的現實。這個現實將不會隨着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破產和政策的廢置而終結。
2.金融霸權的確立
通過金融機構在世界範圍內榨取“貢金”，這原本是老式帝國主義的例行活動，但在新自由主義重建階級權力的進程當中，這一做法再次大行其道。“新自由主義化就是將一切都金融化”，斯蒂格利茨將這種基於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金融活動視為新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新時代的鴉片戰爭。19世紀西方列強在亞非拉等地到處衝破壁壘，強行打開市場，卻反過來阻止殖民地的農產品進入它們的本國市場，必要的時候用戰爭手段推進他們的不平等貿易，這些做法，在今天就是通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使用的金融財政手段來實現的。
自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凱恩斯主義影響被逐步清理一空，轉變成為了傳播和執行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正統的中心。其標準的行為方式就是通過調整債務償還期限，強行要求債務國施行制度改革，包括削減福利開支、國有企業私有化、更寬鬆的勞動力市場法律，也就是所謂的“結構性調整”。
這就是金融倫理發生大顛覆的那個轉折點。人類歷史千百年來，從來都是債權人自行承擔因投資決策錯誤而導致的損失，而自從新自由主義正統確立之後，情況完全顛倒了過來，債務人迫於政府和國際機構的壓力，不得不承擔債務償還的一切費用，無論這些額外的開支將給債務國人民的生計和福利帶來多大的影響，即使要求將國有資產以極低的價格甩賣給外國公司，也只能照辦。
這種與政治霸權甚至軍事霸權緊緊捆綁的金融霸權，與新自由主義所宣揚的政治與經濟分離、政府與市場分離、社會與個人分離等核心理念背道而馳，自相矛盾。但卻也充分暴露出新自由主義真正的本質——就是一個赤裸裸的、不擇手段的階級權力重建政治計劃。
在西方國家的國內，情況也是一樣。華爾街金融企業何以能夠在金融危機之後屹立不倒？最遲到2010年，那些導致了金融危機的二級市場高風險交易行為幾乎全部捲土重來，金融大亨的説客再次雲集美國參議院，對奧巴馬政府加強企業規制的提案形成重大阻礙。克勞奇用他“舒適的調整”理論解釋道：“幾家銀行業的大型企業主導人們的經濟生活，對整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使它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共利益。所以，銀行業的崩潰使整個經濟也陷入癱瘓。假如這是一個真正的新古典市場，存在大量的市場主體，市場的自我矯正功能就能阻止整個經濟面臨困境，不會產生如此廣泛的後果。但我們面臨的是具有芝加哥學派經濟特徵的市場，而不是新古典市場。企業在這種市場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要性，但他們卻只對股東負責。”[12]
1960年代美國人的口頭語是“對通用汽車有利就是對美國有利”，到了1990年代，這個口號變成了“對華爾街有利就行了”。
不擇手段的階級權力重建政治計劃，不會因為理論的局部破產、政策的暫時失效而終結。理論可以重建，政策可以調整，但政治目標一旦確定，將不會改變。
3.社會控制的深化
新自由主義化進程，讓當今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再次突顯，並且重新定義了階級概念。“大資本家集團”、“老闆階級”、“國際壟斷資本”、“資本國際”、“財閥”、“金融寡頭”、“1%”、“私權力集團”…，人們努力識別和確認隱藏在這一階級重建計劃背後的階級力量以及那些藉此獲益的階級力量，但卻難以按傳統的方式完成這一工作，因為這個新的頂層階級並無血緣、家族、氏族、種族等穩定的權力基礎。喬治·索羅斯與比爾·蓋茨，印尼的三林集團與俄羅斯的七大寡頭，墨西哥電信大王卡洛斯·斯里姆與媒體大亨默多克，無論從哪方面看，差異性都遠大於共同性，也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必然會合謀為一個政治集團。
但他們的確屬於同一個階級。大衞·哈維使用了一個很長的定義：企業董事會的關鍵成員和執行總裁以及那些圍繞在這一資本主義活動中的閨房周圍的金融、法律、技術機器的領導人。[13]
在2007年的一項量化研究中，研究者辨認出一箇中心集團，其中包括了737個擁有最大控制權的所有者和1347家交叉持股的巨型企業，這些企業中四分之三的股票都由其他企業持有。研究者認定，“一旦這些主體步調一致，就意味着它們控制了相當於全世界所有跨國企業80%市值的一個跨國企業羣。”此外，研究者還發現，排名前50名的企業中，45家企業來自金融業。另外，美英法三國體現出強勁的統治力，50家企業中有24家美國企業，8家英國企業，5家法國企業，新興國家的企業基本沒有。
若將這個集團進一步縮小，人們還可以辨認出一個只包括147家企業的更核心的羣體，這個被稱之為“超級個體”、“資本國際”的小羣體控制着所有跨國企業40%的市值，且在內部交叉持股。而位於這個“資本主義核心中的核心”，則是一個由18家金融領域的跨國企業構成的相互關聯的密集網絡。[14]
18家密切關聯的金融企業、147家代表“資本國際”交叉持股的跨國企業、1347家交叉持股的巨型企業，共同構成了一個同心圓型的資本網絡。正是這個位於全球資本主義頂端的資本網絡，運用它無可匹敵的金融力量，在美英法三國國家力量的支持下，主導了新自由主義在四十年時間裏的全球化和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因為越來越深化的金融操作，不僅控制了所有的經濟領域、掌握了整個國家機器，也在極大程度上決定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971年8月，美國最高法院法官Lewis Powell向美國商會遞交了一份機密報告，在這份後來被稱為“鮑威爾備忘錄”中作者寫道：“是時候調度美國企業的智慧、精明和資源來反對那些要摧毀它的人了”。他強調：“力量在於組織，在於仔細的長遠規劃和執行，在於在不確定的年份裏堅持貫徹行動，在於只有藉助聯合行動和國家組織才能達到的融資規模”。他呼籲，商會要對大學、中小學、媒體、出版社、法院等主要機構發起進攻，以改變人們對“企業、法律、文化和個人”的看法。[15]
如果將這份文件視為一場“階級戰爭”的衝鋒號角，那麼經過了持續四十多年的“堅持貫徹行動”，戰爭的勝負已不言自明。看看“大學、中小學、媒體、出版社、法院”這些曾幾何時的左翼運動樂園，如今都在異口同聲地為誰説話？的確令人恍如隔世。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夕，默多克新聞集團中全部247位“獨立編輯”，無一例外地對美國入侵伊拉克表示支持。
憑藉着“聯合行動和國家組織才能達到的融資規模”，“資本國際”已經順利完成了對全球化之下的人類社會的全面控制，甚至是全面改造，在可預見的未來，看不到可以與之抗衡的其它社會力量。
4.意識形態的穩固
針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學界的分析和批判近年來已經很多。但是，普遍認為，無論是出於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經典批判，還是來自聖保羅“世界社會論壇”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運動的現實批判，都沒有完全打敗新自由主義這個對手，甚至在左派的批判話語中也不得不頻頻借用新自由主義體系中的話語。
對這個現象，美國印第安納州聖母院大學教授菲利普·米羅斯基Philip Mirowski 認為，大多數左派思想家未能充分理解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特殊性，對於這一意識形態滲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入程度，認識不足。
在他看來，新自由主義是一個猶如“俄羅斯套娃”一般的環環相扣的體系，這個體系最內層的核心，就是“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它扮演了思想實驗室的角色。朝聖山學社由弗裏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於1947年4月10日發起創立，他邀請了三十多位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這些人有着共同的擔心，因為“在地球表面的很大一部分，人類尊嚴和自由的根本條件已經消失了。而在另一部分，這些條件也面臨着現行政策發展的威脅。”他們想要討論如何與“國家的崛起以及馬克思主義或凱恩斯主義的計劃在全球的蔓延”這個可怕的形勢進行戰鬥。[16]
朝聖山學社是由哈耶克發起成立的一個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學術團體。
從那時起直到今天，這個新自由主義“俄羅斯套娃”體系的核心部件始終高速運轉，從未停止它的思想創造。在長達幾十年時間裏，通過有計劃地鼓吹個人自由，新自由主義幾乎成功收編了所有以自由為號召的政治運動，其中甚至包括那些本質上屬於反對資本壓迫爭取個性解放和社會公正的左翼運動！於是，左翼運動自身迷失在了追求個人自由和社會公正之間的悖論當眾而四分五裂，而新自由主義則成功收穫了廣泛的民眾基礎，在社會的中下層也穩穩地紮下了根。
一項公開表明要把經濟力量恢復到一小撮精英手上的政治計劃，一場本質上註定是反民眾的、反民主的、反自由的社會運動，卻用一種追求自由事業的意識形態成功將自己包裝起來，不得不承認這是右派的勝利，左派的失敗。
綜合上述，新自由主義實際上遠遠沒有終結，甚至也沒有衰亡，也許在某些方面還更加強大。總體上看，第一、即使很大一部分經過精雕細琢的經濟學理論（新古典經濟學）在金融危機衝擊下已經土崩瓦解，但那個以“自由”為核心的“概念裝置”仍在有效地運轉，仍然在生產着各種迷惑人的觀念，對廣大民眾施加着影響。第二、即使整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全部破產，所有宣傳不再有效，但新自由主義在近四十年時間裏所產生的巨型企業、所建立的金融霸權、所完成的社會控制，已經構成了當下世界的主要“硬件”，全社會的“基礎設施”，無法撼動了。
三、民粹主義作為一種雜亂的反抗
今年以來的眾多政治事件，英國六月的“脱歐公投”和美國的“特朗普現象”，都被解讀為是民粹主義興起的表現。《紐約時報》6月24日專欄文章的標題是“民粹主義者的憤怒正在顛覆大西洋兩岸的政治”，文章説，從布魯塞爾到柏林，到華盛頓，西方民主世界民眾針對既定政治秩序的民粹主義憤怒終於沸騰了。
“終於沸騰了”，並不是突然爆發了，意思是，民眾對於現實的不滿和憤怒經歷了一個逐漸升温的過程。這個升温過程，從純粹經濟的觀點看，也就是收入不平等的擴大過程。按照一般的理解，當經濟統計數據顯示收入不平等程度達到了一定限度後，社會不滿就應該達到臨界點，衝突就應該隨之爆發。但顯然，這一波民粹主義的掀起，要比臨界點的到達晚了很多年。
弗朗西斯·福山和馬丁·雅克，這兩位全球著名的政治觀察家，都發現了這一現象。前者在今年7月號美國《外交事務》上發表的文章中寫道：“考慮到業已發生的這一社會轉向的規模，真正的問題就不是何以美國在2016年有了民粹主義，而是何以民粹主義的爆發沒有更早一點發生”。而後者在英國《衞報》8月21日發表的文章中寫道：“考慮到業已存在的統計數據支持的證據，令人困惑甚至震驚的是，（不平等的急劇惡化）這個問題何以被忽視了這麼久。”
對於這個困惑，兩位學者並未給出解答，雖然他們也都將民粹主義興起的原因歸結為新自由主義的禍害，但顯然沒能充分認識到新自由主義“離奇之不死”，甚至“離奇之新生”。馬丁·雅克8月21日的文章，題目就叫“新自由主義曾經風光，接下來將發生什麼？”他斷定，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主導時代的“政治經濟範式”已經結束了。在這方面，學者的思想甚至沒能跟上民眾的感知，因為這一波民粹主義浪潮，歸根結底就是一種民眾因看不到前方黎明的心理絕望，一種在無法繼續忍受的感受下的本能反抗。
所以，要解釋民粹主義憤怒何以在今年以來才終於沸騰，何以在“沒有更早一點發生”後終於爆發，只有理解了新自由主義進入了新階段，才能看清。如前所述，這個新階段的標誌，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不死和更強，就是新自由主義在核心理論破產這個“假死”之後在巨型企業、金融霸權和社會控制這些“基礎設施”支撐下顯露出來的一個更加赤裸裸的面目，就是新自由主義繼續大張旗鼓地用某種關於自由和財富的花言巧語操縱輿論、蠱惑大眾。
寒竹在最近的文章中説，“民粹主義並沒有特定的思想內涵，它可以用大眾反對精英的名義和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結合。…既可以把右翼的政治主張當做根本訴求，也可以把左翼的政治主張當做根本訴求，既可以跟草根主義相結合，也可以跟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相結合。”這個歸納非常正確，也正是當前這一波民粹主義的特點。經過了四十多年新自由主義革命之後，面對當今世界為所欲為的“資本國際”，屹立不倒的核心集團，無所不在的壓迫性社會控制，令人絕望的金字塔社會結構，民眾正在雜亂無章地抓住任何一種似乎能給他們帶來解放之希望的政治武器。
相對於克勞奇所説的政府、市場和企業之間“舒適的調整”，各種民粹主義就是一種雜亂的反抗。由於壓迫無處不在卻又大象無形，民眾的憤怒並沒有一個明確的靶標，因為傳統帝國主義變成了金融手段的新帝國主義，傳統的外族入侵變成了貿易和投資形式的經濟衝擊，傳統的權貴集團變成了開放式的、為普通人擺設了上升階梯的頂層財富網絡。
總之，西方世界這一波民粹主義，與近四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是一對共生的孿生子，但兩者的關係並不是一死一活，而是共同演進，長期廝打，永無寧日。雖然可以繼續用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終將孕育出自己的掘墓人的著名論述描述當前資本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的關係，但考慮到新自由主義區別於傳統“鑲嵌式自由主義”的諸多全新特點，仍應該對當前進入新階段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一波民粹主義之間的新型關係進行整體把握。
2016杭州G20峯會召開在即。峯會確定的“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這一主題，與當下世界新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的新型關係，將是怎樣的一種相互影響？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又將在這個新型局面中扮演一個什麼樣的特殊角色？更是不得不面對的重大課題。
作者介紹：
文揚，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參考文獻
[1]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2] Noam Chomsky and Robert W. McChesney.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 Global Order. Sep 6, 2011
[3]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5]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2/jul/13/price-inequality-joseph-stiglitz-review
[6] http://economistsview.typepad.com/economistsview/2008/07/stiglitz-the-en.html
[7] Noam Chomsky and Robert W. McChesney.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 Global Order. Sep 6, 2011
[8] 何秉孟，李千著：《新自由主義評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7
[9] 同上
[10]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11] 科林·克勞奇：《新自由主義不死之謎》，蒲豔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4
[12] 同上
[13] 大衞·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 2
[14] 轉引自熱拉爾·迪梅尼爾，多米尼克·萊維：《大分化》，陳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15] 轉引自大衞·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 2
[1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t_Pelerin_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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