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方遠：台灣歷史教科書爭議，已是死路一條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方遠】

近日台灣十二年“國教”社會科領域課綱草案經媒體曝光，其中高中歷史科引起“台獨”、“去中國化”的質疑。主要原因是草案取消原有課綱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劃分，改以三個分域加以取代：“台灣相關分域”、“中國與東亞的歷史交會”、“台灣與世界”，並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區域歷史討論。

台灣十二年“國教”要到2019年才正式上路，而這份課綱草案還要經過討論、公告、審議等漫長環節才會正式施行，但已經引起包括大陸媒體在內普遍的關注與批評。島內有輿論認為，大陸此次對台灣高中歷史課綱高分貝的反彈，主要目的在於對蔡英文當局的兩岸政策施壓。

反覆折騰的課綱 是“獨獨之爭”最高體現

緊接着在“太陽花運動”之後，2015年島內爆發“反課綱微調運動”（參見拙文《不反課綱的反課綱運動》），一直到2016年民進黨蔡英文正式執政，宣佈原微調課綱停止實施，起用“獨派”人士主掌教育部門以及“課程審議委員會”專案研修小組，並遴選受教學生擔任審議委員等等。民進黨政府看似一連串對於中學歷史教育大動干戈，以敏感的歷史認同議題在島內建構“新興國族”、挑釁兩岸關係，但這些變革不過是台灣近20餘年來歷史教育紛爭的冰山一角。

台灣歷史教育紛爭的起始是1994年李登輝政府推出的《認識台灣》教科書，其後台灣又經過了兩次藍綠政黨輪替，雖然關於歷史教育變革的爭議不斷，但必須指出其中的大趨勢基本不變。也就是在《認識台灣》教科書“同心圓史觀”的基礎上加深加廣，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在台灣的現代化建設，淡化兩岸歷史連結，甚至否定台灣“光復”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台灣歷史教育與教科書的變革歷程，可參考拙文《台獨歷史教科書是怎樣煉成的》）

1994年李登輝政府推出的《認識台灣》教科書（資料圖，圖片來自台灣“中時電子報”）

回過頭來看這20餘年來的歷史教育爭議，與其説是“統獨之爭”，不如説是“獨獨之爭”，亦即民進黨的“台獨”對抗國民黨的“獨台”（更為時髦的用語則是“華獨”），基本不脱台灣政治的藍綠格局。民進黨企圖利用歷史教育將“台灣意識”上升為“台獨意識”，而國民黨則是將“台灣意識”視作為其統治正當性與“正統”歷史論述辯護的工具。教科書的本質就是統治機器壟斷意識形態的管道，20餘年來台灣歷史教育的不斷變動、反覆折騰，其實就是藍綠格局“獨獨之爭”的最高體現，這也是馬英九執政末期“課綱微調”以失敗告終的根本原因。

台灣歷史教育爭議已然走進死衚衕，當前在野的國民黨政客文人對於歷史課綱的質疑與批評聲浪，不過是不甘於其意識形態與歷史論述既敗於共產黨、再敗於民進黨“雙重失敗”的心理反應，因此他們僅能發起虛弱、空洞、蒼白的反攻號召。

如果打算以復辟國民黨史觀來反對新課綱，恐怕也是死路一條。當前島內的深藍羣體以及大陸的“民國粉”，仍然深深相信兩蔣時期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是中國認同與中華文化的堡壘。但是兩蔣時期的歷史教育，以反共為最大前提，以白色恐怖肅清為手段，打造出了極其虛假的中國認同，完全排斥了大陸的土地與人民。甚至連地圖也造假，灌輸台灣人民早已被國民黨丟卻的外蒙古仍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軍事敵對隔絕的情況下，缺乏接地氣的實際體驗，再加上歷史教育建構出來的中國幻象，國民黨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走上“革新保台”之路，旋而在80年代黨外勃興時期不斷潰敗，其建立的史觀信仰以及民族認同當然只能隨之瓦解。

台灣高中歷史（資料圖，圖片來自台灣“中時電子報”）

歷史問題還需歷史地解決

台灣社會難解的認同問題，根源於複雜的歷史經驗。台灣歷史教育爭議所衍生出關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評價，以及台灣史與中國史的關係等問題，追根究底，其實折射出台灣人民由於歷史經驗所產生的對安身立命的困惑與焦慮。後來定居在大陸的台籍前輩李純青（1908─1990，原上海《大公報》記者、曾任台盟中央副主席），曾經如此總結台灣歷史上的人民起義鬥爭：“孤軍奮鬥所表現的形式，帶有孤兒棄婦的怨憤和悲壯感情。誰不瞭解這一點，誰就搔不到台灣問題的癢上”（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編：《歷史的見證──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週年》，1987年，頁4）。

李純青這段意義深遠的文字，恰恰指出了台灣“失根”的歷史與認同，是中國近代歷史命運之中最為悲痛的傷痕。只有把台灣的現實問題，擺回中國歷史的視野之中，將包括殖民經驗在內的台灣歷史特殊性，視為中國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才有解決歷史認識與認同困惑的可能性。

歷史教育與課綱爭議的出路亦是如此，絕不是跟着藍綠跳進政爭之中和稀泥。做為中國歷史有機組成的一部分，若是簡單、膚淺地理解台灣歷史經驗，忽視其中的複雜性，很容易就誤入“親日／反日”、“獨派／統派”、“本省／外省”、“綠吱／藍蛆”（台灣網路“鄉民”對民進黨與國民黨支持者的戲稱）等二分法的邏輯陷阱與認識誤區之中。

日前台灣《苦勞網》記者特別走訪了復建日本神社的屏東高士部落，根據他們的訪談，當地復建日本神社不只有日本有心人士的介入，部分部落耆老更是以“日本人很照顧我們”、“族人一直覺得神社保佑我們”等“感念”之心支持復建。

但是，相對於此，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在主客觀條件限制之下，台灣進步知識分子或是投入反殖運動的先賢先烈，他們很多思想資源都來自於日本，這一點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大陸有類似的經驗；台灣許多熱血青年，為了參加祖國對日抗戰，也是取道日本再進入大陸本土。及至台灣光復之後，許多參加地下黨鬥爭的台灣青年，也是將日本視為維持進步思想的重要管道之一，進而在社會主義的理想之下，追求兩岸中國人的民族統一與解放。當代台灣社會變革運動幾位前輩，例如陳明忠先生，以及已故的林書揚、陳映真先生，同樣與日本民間進步團體有着相當密切的合作與連繫。

日本殖民經驗在戰後台灣社會發展歷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與日本關係之中的進步思想與價值何以不斷在隱沒，而自我殖民與右翼反動勢力的連結何以不斷在抬頭，歷史課綱與教科書的變動或許映照出了部分的足跡，但是幽隱在中國近代史之下台灣社會的心靈傷痛，應該是難以迴避的關鍵。陳映真晚年留下的小説作品《忠孝公園》試圖處理殖民經驗對於台灣人民的深切影響，他沒有給出答案，卻指出了這是所有關心台灣問題之士繞不過去的思想難題。

歷史教育無疑是塑造青年認同相當重要的途徑，因此台灣每每修改歷史課綱或教科書時都會受到極大的關注。但是受教學生的生命與身體經驗，同樣是形塑他們認同的要素。過去在兩蔣時期，由於兩岸壁壘隔絕，台灣人的“中國認同”只能是被“反共”所割裂的；而在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時期，儘管兩岸看似愈趨開放緊密，但台灣人的大陸經驗卻是以資本利益為驅使動力的，“反共”與“反中”的“普世價值”就自然而然在台灣青年身上一拍即合。

誰也無法否認兩岸之間有着文化與血緣的共同基礎，但是要跳脱出島內藍綠格局下的歷史教育爭議死衚衕，勢必還得再召喚出更多共有的歷史經驗與進步價值。興許以人民立場為出發點，“東亞”反而是一條可行的思想出路，在被統治機器壟斷的教科書之外開闢出新的意識形態戰場。

台灣問題的根源來自於近代中國遭受的侵略、殖民與半殖民，而台灣地區與朝鮮半島有着被日本殖民以及其後軍事統治的共同經驗，與日本之間又有着被美國軍事幹預與宰制的共同處境，都是東亞民眾團結起來爭取和平的歷史基礎，也是建立新史觀以面對現實問題的契機。中日韓三國學者與教師一直合作從事相關的努力，例如2005年出版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就提出了“以史為鑑，面向未來，共同建設和平與友好的東亞新格局”的美好宗旨；2013年出版的《超越國境的東亞近代現代史》，則進一步提出了“消除三國糾紛、建設和平”的合作圖景。如果能在此基礎上，廣邀台港澳地區的進步學者加入編寫團隊，對於這些地區的歷史教育爭議都具有解套的啓示。

課綱與教科書雖然是政治問題，但歷史問題還是得由歷史來解決。從歷史課綱的爭議中，不應該只看到兩岸與島內藍綠的權力競逐，應該拋開簡單的二分法，更為包容地體察台灣的歷史經驗、複雜的社會認同與民心向背，將這些沉重卻必然要直面的問題拉回思考的視域之中。今年是香港迴歸二十週年，這一路以來在史觀與認同的紛擾動盪，對於兩岸而言，殷鑑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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