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20年，我們應該以什麼視角看待台灣問題（前言——第五章）_風聞

這篇文章是我去年在知乎專欄寫過的一篇長文，現轉到觀網。由於發帖最多隻能是20000字，因此文章拆成了幾部分，這是第一部分，是原文的前言到第五章的內容

六到十章在這裏： 未來20年，我們應該以什麼視角看待台灣問題（第六章——第十章） 評論 6 國際

十一章之後在這裏： 未來20年，我們應該以什麼視角看待台灣問題（第十一章之後） 評論 14 國際

發表日期：2017.12.17

本文是繼《 20年內，最好別去真的統一台灣 》和《 未來20年，大陸應該如何更優雅地處理台灣問題 》之後的第三篇文章，也是“新思維”系列的第十一篇文章。

目錄零、前言

一、金廈兩邊的標語

二、統一與解放

三、字縫之上的“仁義道德”

四、超越《1984》

五、映射

六、即將還完的貸款

七、硬而脆的殼

八、革命的首要問題

九、操縱枱灣民意

十、爬不出的温柔陷阱

十一、對大陸對台政策的建議

十二、台灣的學術價值

十三、不同的材料

十四、兩朵烏雲

十五、結語

零、引言2016年1月15日，也就是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投票的前夜，寫過一篇《 20年內，最好別去真的統一台灣 》，去年五月份左右，又寫過一篇《 未來20年，大陸應該如何更優雅地處理台灣問題 》，這兩篇重點討論了台灣問題的實質及解決方式，基本上概括了台灣問題的方法面面。

如果把《 20年內，最好別去真的統一台灣 》作為上篇，把《 未來20年，大陸應該如何更優雅地處理台灣問題 》作為中篇的話，那麼本文就是這個系列的“下篇”。相比於前兩篇，本文在大方向上沒有根本變化，但會從更深入和多元的角度討論前兩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思路，並對前兩篇中尚未論述或者尚未充分展開論述的一些內容和細節、以及前兩篇文章中網友提的一些問題做出進一步的闡述。

【提醒】【提醒】【提醒】如果您之前沒有看過上篇和中篇，請一定要先看這兩篇文章，因為本文會直接沿着前兩篇文章的一些思路繼續往下走，之前論證的東西不一定會再次提及，因此如果不看前兩篇而直接看本文，有些地方可能會看不明白，有些地方可能會覺得沒説全。

為避免造成閲讀障礙，建議在讀本文之前，請務必先閲讀上篇和中篇。不建議直接閲讀本篇文章。

一、金廈兩邊的標語在金門的大擔島上，有這樣一幅耳熟能詳的標語：

在對岸的廈門，同樣也有一幅：

這兩個標語針鋒相對，後四個字都是“統一中國”，而前面四個字，則表示了雙方不同的統一方式的主張。不過，看上去是兩幅標語針尖對麥芒，但仔細分析一下，你就會發現其中詞句的有意思之處。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句話的意思，是用台灣自己的制度去代替大陸的制度。

“一國兩制統一中國”，這句話的意思，是大陸保留大陸的制度，台灣保留台灣的制度。

換句話説，這兩句表面上對立的標語，其實都有一個共識——台灣的制度要保留。

而大陸的制度呢？

大陸方面長期以來就有這樣的聲音：“只要統一，什麼都可以談”。甚至有香港媒體報道過：上世紀80年代，大陸方面甚至同意，“統一之後，國歌國旗國號都可以協商”。

直到幾年前（2012），大陸方面還有這樣的台灣問題專家表達過類似的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英津21日表示……兩岸達到“一中共表”之後，從理論上説，兩岸一國中的“一國”，不排除可以是兩岸統一時共同締造的“新中國”，而這個“新中國”的國號則留待兩岸雙方通過談判來商定；兩岸之間可用一個國家（新中國）來共表，彼此在各自內部則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表。　　他認為，大陸當局在鞏固“一中框架”的前提下，無須急着去解決“一中涵義”（即一中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應持續增加兩岸政治互信，累積彼此共識，等條件成熟後，再來解決一中涵義的問題。大陸學者：兩岸“一中共表”後國號可協商_新聞_騰訊網

如果對台海情況不熟悉的外國人讀到上面這些內容，大概還以為台灣方面是更強大的一方。

不是嗎？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潛台詞——我還是我，你也得隨我

“一國兩制統一中國”的潛台詞——放心，你還是你，但我也許可以考慮改，讓你適應

這到底誰是處於攻勢的一方？到底誰在大陸誰在一個小島上？

中國大陸的面積二百六十倍於台灣，人口五十倍於台灣，為何竟然在兩岸關係上如此被動呢？

當然了，有人可能會説，台灣後面有美國撐腰啊。

這確實是一個因素，但問題可能有更為複雜之處。

如果稍稍提前幾年，在2014年之前。無論是台灣民間還是大陸民間，都有很高的比例認可這樣一個觀點：台灣的社會制度優於中國大陸、台灣比大陸更美好。（其實現在也有相當比例的人這樣認為，只不過2014年“太陽花”之前則更加明顯）

大陸網絡對台灣的讚美，在2012年某位知名博客寫手的那篇《太平洋的風》之後，達到了一個階段性的高峯。

也許是我的命好，遇見的都是好人，也許是我走的膚淺，幾乎所有人都和氣。毫無疑問，如果我在台灣多停留幾天，我當然能看見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許他硬件不夠新，也許他民粹也湧現，也許他民怨從不斷，也許他矛盾也不少。沒有完美的地方，沒有完美的制度，沒有完美的文化，在華人的世界裏，它也許不是最好的，但的確沒有什麼比它更好了。這篇文章裏不想談論什麼政治和體制。作為一個從大陸來的寫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這些失落並不是來自於這幾天淺顯的旅行，而是一直以來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裏，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裏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的摧毀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們的後代能不能生存在一個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傷害的環境之中……是的，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縱然他們也有着這樣那樣的詬病。而我們，縱然我們有了麗茲卡爾頓和半島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們的縣長太太也許比他們最大的官員還要富有，我們隨便一個大片的製作成本就夠他們拍二三十部電影，我們的世博會和奧運會他們永遠辦不起，但走在台灣的街頭，面對着那些計程車司機，快餐店老闆，路人們，我卻一點自豪感都沒有。我們所擁有的他們都擁有過，我們所炫耀的他們的納税人不會答應，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別的國家不會因為你國的富豪瘋狂搶購了超級跑車和頂級遊艇而尊敬你的國民。坐在空客330的機艙裏，飛翔在兩萬英尺的高空，一個半小時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們共享着太平洋的風，就讓它吹過所有的一切。 太平洋的風_韓寒_新浪博客

這還是2012年，如果再往前推到80-90年代台灣錢淹腳目的時期，這種差距就更加清晰而刺眼了。

為什麼台灣方面只有區區一個小島，卻敢説“我來統一你，你要按照像我一樣的制度”；而大陸擁有數百倍之地，卻只能訕訕地説“你的制度我不會動的”。

因為連大陸人自己，從官方到民間，在面對台灣的時候，對自己的一切都沒有信心，都心虛。

換句話説，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面對台灣的時候，沒有理論自信，沒有制度自信，沒有道路自信。

而且，“自信”並不是能憑空就自己壯膽生出的。就像上面引用的那篇博文作者一樣，你看到了那樣的台灣社會，是那麼的“精緻”、“美好”、“先進”、“文明”、“富裕”、“優越”，然後再和自己對比一下，大陸從官到民，又能有什麼臉面對台灣去説“統一吧，走我們的路吧，我會讓你過上比現在更好的日子”。

説不出口。

因此，80年代之後，大陸方面只能放低道德上的姿態，轉而改以民族主義敍事的角度，用“同胞”、“祖國統一”、“民族尊嚴”這條“呼喚親情”的道路，來退而求其次，求得台灣的認可和接納——“看在我們都是一家人的份上，統一吧，你覺得我不好，統一之後我不干涉你的生活還不行嗎，我就要個名分，這你都不願意嗎？”。

對內呢，也不再提“解放台灣”，轉而改以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敍事的“祖國統一”。因為後者的民族主義敍事至少還可以吸納到儘可能多民眾的支持，而前者的革命敍事風格在兩岸生活水平的映襯下，更像是個諷刺性的笑話。

金門廈門，兩個小小的標語的背後，體現的是整個台灣問題最本質的核心矛盾，也是徹底解決台灣問題的鎖眼。

二、統一與解放台灣問題的產生，是源自蔣介石集團於1949年後佔島割據。而大陸這邊最初的口號，也是喊了三十年的“解放台灣”，就像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南京”、“解放北平”、“解放海南島”那樣自然。

為什麼在1949年的時候，共產黨勝局已定，蔣介石集團盤踞的一個個城市被攻佔，但面對四十年分裂之後的中國再次統一的曙光，共產黨卻很少使用“祖國統一”這樣的宣傳口號，而更多的是“解放全中國”呢？

“祖國統一”是個典型的民族國家的敍事標語，而這對當時廣大沒有受到過教育的民眾而言，並沒有太多的民族國家的立場。民族國家的意識之所以能夠形成，要求這個國家的國民有共同的敍事記憶，否則，像古代那樣，很多人一輩子就在自己住的小村莊裏，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連皇帝是誰也不需要知道，頂多知道個本地“鄉賢”的名字。這樣的國家，其國民是不可能普遍形成“想象中的共同體”的（但不代表精英階層一定沒有）。

對於這樣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下的國民而言，皇帝由誰做，不過是城頭變化大王旗而已。紫禁城裏的老佛爺，和英法德俄美日意奧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所以，當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的時候，中國百姓後腳跟着進去搶劫是正常的；外國軍隊攻城的時候，中國老百姓幫忙扛梯子，也是正常的。

直到現代，某些在社會結構上沒有完成現代化改造的中東國家，很多人還是認部落長老不認國家元首的。

要讓國民普遍認可“想象中的共同體”，要讓東北、廣東、山東、陝西這些相距遙遠的地方的絕大多數國民（而不僅僅是精英這樣想）彼此都堅定認可屬於同一個國家，堅定到把這種信念作為政治正確的程度，堅定到誰要分裂出去就是全國人民敵人的程度。這首先要求國民有識字的能力，不能是文盲，這樣大家才能知道，我們讀的都是一樣的書，都是一樣的文明體系（當然，各地有不同的亞文化）、都用一樣的貨幣，看一樣的電視節目，知道都有一樣的中央政府，有共同的國旗和國歌，有共同的歷史。

另外，還要求國家要發展工業化。因為農業經濟下，各地的聯繫是非常微弱的，大家都是自給自足、經濟上彼此獨立性很強，那就不覺得分裂有什麼問題。實際上，高鐵、統一市場、移動支付、快速便捷的物流、西氣東輸、南水北調、村村通、手機普及、中央轉移支付……這些都使得今天中國各地的經濟聯繫越綁越緊，而經濟上的密切聯繫也自然會反映到上層建築層面。

而在四分五裂且政權不下縣的民國時期，這兩個條件都是不滿足的。相當比例的百姓根本就沒有什麼清晰堅定的國家概念。抗日戰爭使得中國國民面對共同的敵人，起到了一定程度上構建民族國家的作用，但還遠遠沒有完成。在我看來，中國（大陸地區）真正具備了民族國家構建所需的基本硬軟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上述兩個條件才得以達成。

那個年代如果以“祖國統一”作為解放戰爭的主打口號，大多數普通民眾的感覺，更可能是莫名其妙——這種虛無縹緲的東西值得我們去用命換嗎？

插一句話，某些國粉喜歡把“國民黨抗日了啊，國民黨是抗戰時期的中國合法政府而不是共產黨”作為粉國民黨的依據。其實諷刺的是，你今天之所以能把“參加抗日了”的國民黨抬到這麼高的地位，恰恰是因為共產黨建國之後構建了民族國家形成的條件（工業化+掃盲）。

不然，就以國民黨對待民眾那種殘暴，在沒有民族國家構建完成的中國民眾心中，他們和日本人又有多大區別呢？不過是兩隻互相攻擊的害民軍隊而已，沒有一方是“自己人”。下面引文的描述情形，和更早的晚清時期中國百姓為聯軍抗梯子，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隨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送到徵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料，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里長的反坦克巨型壕溝——最後證明着完全是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徵募去參加沿黃河的堤壩。對於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常常深沉的憤懣變得表面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活埋了。（《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抱怨説：“鄉民偷偷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舊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

在1949年，革命敍事的“解放”，遠比民族主義敍事的“統一”更能號召民眾，更有吸引力。

別説那個年代，就算是2017年的今天，在知乎上搜索一下，還有“國家強大和我有什麼關係”的提問呢。

我們今天面對的台灣問題，恰恰就是當年解放戰爭的遺留。但由於第一章所論述過的原因，在開國30年後，“解放”逐漸被“統一”所替代。

但問題是，因為台灣和大陸已經分割了快70年，彼此早就沒有了共同的記憶，甚至雙方對一路走來的現代化經歷的理解都是大大不同的。香港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雙方沒有共同的成長記憶和理解，也就沒有認同感。

所以説，“祖國”、“同胞”這種的既飽含深情又一廂情願的口號，台灣人聽到根本就沒有感覺，甚至還有反感，認為這是426在吃他們的豆腐。

“統一”其實是個防禦性的口號，是在大陸內部凝聚最大共識用的。因為民族國家的構建工作此時已經基本完成，“反對國家分裂”已經被絕大多數國民認可。相比於“解放台灣”口號的尷尬和爭議性，前者算是大陸內部的一個“最大公約數”了。

但它對“外”，對於已經分裂日久的台灣，幾乎沒有作用——我又對你的國家敍事沒感覺，你們的“大國夢”感動你們自己去，關我什麼事？我從小就知道我是台灣人。

而“解放”則是一個進攻性的口號，它的含義是：你對你的民眾不好，我要來解救他們，我和受苦的民眾站在一起。這個口號的“逼格”、道德味道、“普世”味道毫無疑問要明顯高於前者。當然了，這個口號需要相對於對方的實力優勢才能撐起來。

這個口號同時會對內對外兩方面凝聚共識，對內來説，是他們過的不好，太可憐的，我們要解救他們；對外來説，是你看看你的政府太壞了，加入我們吧，我來解放你，讓你過好日子。

因此，如果“解放”的條件滿足，那麼“解放”才是對台灣更有殺傷力的口號。因為大多數人相比於“星辰大海”、“大國崛起”，更看重“小民尊嚴”、“個人幸福”。

從需求理論的角度看也是這樣，對於一個社會中的多數人而言，要先感知到“個人幸福”的提升，才能有“星辰大海”的期望。否則，後者就只是一塊空畫的大餅，或者是隻存在於少數人的頭腦。

如果説“統一吧，共享偉大祖國的光榮”是為台灣人展示的“星辰大海”的前景，那麼“統一吧，過更好的日子”，則是為台灣人展示的“小民尊嚴”的前景。而後者才是更有吸引力的東西，前者對於大多數台灣人來説基本無感，遠不如“小確幸”更實在。

就像當年的解放戰爭，普通農民不會為“大國夢”、“統一”而擁護共產黨，但會為“打土豪、分天地、不再賣兒賣女、過好日子”而擁護共產黨。

如果強行“統一”，統一後必然要抽8000美元的大陸的血往22000美元的台灣輸送（這種抽血也包括各種超國民待遇的優待政策），以此營造“你看我説你們統一之後生活水平會提高吧”的結果。而如果不這樣逆向抽血，則台灣統一後必然是一個充斥民眾不滿的包袱（即使武統也白搭，你難道要因為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滿而武力鎮壓？到時候台灣人可就是“本國民眾”了），很容易會被外國各種藉機搞事，嚴重消耗中國崛起的精力和資源。

台灣人反對統一的原因之一，是在他們看來，今天的中國大陸，更像是一個舉着“民族大義”幌子的“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而台灣人現在日子過的還算“小確幸”，那有什麼必要冒這種“被野蠻者征服”的險呢？

讓台灣人像當年國統區受蔣介石集團和土豪劣紳盤剝的民眾那樣，從自己“過好日子”的角度出發，再也無法忍受水旱兵匪、從而擁護共產黨、拋棄國民政府那樣，這才是解決台灣問題最徹底、最乾淨、成本最低、最沒有後遺症的路線。

大陸這邊很多人爭論到底是“和平統一”還是“武力統一”效果更好，但卻很少有人想過“解放”的效果其實是最好的。別的不説，堅決擁護祖國統一的各位，所處之地，當年不都是“解放”來的嗎。

“解放”不一定是武力途徑的，也可以和平解放。

我理解很多大陸網友不希望再採用香港模式的一國兩制方案來解決台灣問題的想法，理解希望把台灣作為一個省份而不是特別行政區的期望，但吸收台灣之後的效果如何，關鍵不在於和平還是武力的手段，而在於對方是否有“被解放”的需求，你是否能提供“解放”這種服務。別忘了，當年北平、湖南、雲南都是和平解放的，並不比武力打下來之後的效果更差。如果想要“台灣省”而不是“台灣特別行政區”，那就應該從1949年之前的解放戰爭中去尋找經驗和靈感，畢竟那場戰爭之後歸附於新中國中央政權之下的，正包括一大批的“省”。

當然，現在“解放台灣”的條件暫時不具備，那就先創造條件。

三、字縫之上的“仁義道德”

晚上總是睡不着。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佔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兇。……前幾天，狼子村的佃户來告荒，對我大哥説，他們村裏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壯壯膽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幾眼。今天才曉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夥人一模一樣。……他們會吃人，就未必不會吃我。你看那女人“咬你幾口”的話，和一夥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話，明明是暗號。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着，這就是吃人的傢伙。……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書上寫着這許多字，佃户説了這許多話，卻都笑吟吟的睜着怪眼看我。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吃我了！狂人日記（魯迅作品）_百度百科

這是魯迅一篇非常著名且精彩的文章。《狂人日記》整篇作品幾乎都是狂人內心世界的表白。狂人認為周圍的人都在吃人，自己也要被迫吃人或被人吃。狂人被關起來，拒絕家人送來的飯菜，拒絕被醫治，一直勸説周圍人不要再吃人。直到最後狂人發現，也許自己就曾在無意中吃過自己妹妹的肉。絕望中的狂人發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的呼喊。

其中最經典的是這一句：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這篇文章一語道破中國封建社會“吃人”的社會本質，揭露封建家庭、封建禮教吃人的性質。封建禮教用“仁義道德”這種冠冕堂皇的“普世價值”把“吃人”包裝起來，一直鮮血淋漓地吃了許多個世紀。

但是如果逆向思考一下：

這樣一種鮮血淋漓的殘酷禮教，卻居然能被作為那個年代“普世價值”，被人們廣泛信奉尊崇，嚴格奉行，時間超過數個世紀。如果連這種東西都能成功上位“普世價值”的話，那麼這種現象可以給我們提供一種什麼啓發呢？

《狂人日記》裏的這句話，也完全可以反過來這樣讀：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字縫裏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之上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是“仁義道德”！

滿本書的“吃人”，之所以能被“仁義道德”掩蓋起來，並能成為普世價值。是由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小農經濟時代，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共同撫養子女，這種生產關係在客觀上要求建立相對穩定的經濟組織，也就是家庭。而以古代落後的生產力，抵禦天災人禍的能力很低，如果一個家庭人數很少，那麼就容易在稍微大一些的動盪中被清理出局。因此，為了獲得更大的穩定性，組成十口人以上的大型家庭就是一個有意義的選擇。而要保持這樣的大家庭的穩固性，那就必然需要有一套規章制度，誰尊誰卑要有序，大家都要遵守，並使其制度化。

在這樣的客觀生產力水平帶來的需求上，必然會在上層建築層面衍生出相應的“道德”，從而把這種關係固化起來，神聖化起來，道德化起來，形成強大的普世價值和輿論氛圍。你若違反，周圍的人就先容不得你。

為什麼對封建禮教的攻擊，在魯迅那個年代要遠比更早的時代猛烈呢？

很簡單啊，原來沒有更強大的對手做比較啊。中國是中央王國，威懾四方，就算有落後民族打過來，但文化上他們仍然是落後的，要麼大量學習中原的制度，要麼最低程度上也不多改動中原的禮教和價值觀，那麼中國的價值觀自然是普世價值。

1840年以後，特別是1900年以後，西方勢力強勢滲入古老的中國。中國開眼看世界的人們發現，這次和以往不同。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下，中國遇到了同時在軍事上和文明發展程度上都超過自己的對手。

而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強大對手映襯下，中國的一切都像被鏡子照過一樣，一切都要被重新審視。被槍炮、機器、新政體撕破了舊普世價值的神聖外衣後，已經落後於時代發展的禮教也就自然會遭到進步中國人的迎頭痛擊了，也就會發現處處是荒謬、處處是漏洞了。

那過去幾個世紀的人都沒發現中國古代的封建禮教有這些問題嗎？也許有，但它在當時仍然是最先進的，是沒有強有力競爭對手的。那它就會被牢牢鎖在當時中原大地“普世價值”的位置上。

從過去數個世紀以來的歷史，給我們帶來的啓發有以下幾點：

1、一種價值觀是否能成為“普世價值”，不在於價值觀本身內容如何，而在於持有這種價值觀的羣體生產力水平是否比其他羣體更加先進。換句話説：我不需要比獅子跑得快，我只需要比你跑得快。

2、價值觀的產生是生產力水平在上層建築層面的映射，什麼樣的生產力水平，就會產生什麼層級的價值觀（只是決定大致的層級）。

3、價值觀本身存在缺陷不重要，如果你的生產力水平相比其他羣體足夠強大，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價值觀中的bug説成是feature，而別人也會傾向於認可。

4、價值觀本身的優點不重要，如果你的生產力水平相比領先羣體差距較大，別人甚至可以把你的價值觀中的feature説成是bug，而你自己也會傾向於認可。

5、佔有“仁義道德”和“普世價值”的解釋權非常重要。如果你的軍隊、經濟、科技、民生各是100分，那麼“仁義道德”和“普世價值”這個名頭能再給你加上100分。

有些台灣同胞，隨着台灣經濟的萎靡不振，已經把對大陸的優越感轉移到了意識形態層面。認為台灣從西方搬來的價值觀才是“普世價值”，而大陸則是背離了“普世價值”，就算現在經濟發展快，也是走在錯誤的道路上，將來肯定會完蛋。

——我們台灣要遵循代表人類未來發展正路的普世價值，這是區區的經濟問題無法動搖的決心。

這種追求進步，渴望走正路的心態，完全可以理解。你想要個“普世價值”來遵循，給你就是了。

要聖旨？好啊，咱們給他寫一張。

未來20年，我們要逐漸初步具備這種“寫聖旨”的能力。

四、超越《1984》“武統”這個詞在相當數量的大陸網友嘴裏，是個繞不開的結。這可以理解，很多大陸網友之前因為天天聽政府談“台灣同胞”、“兩岸一家親”，想當然地認為台灣那邊也把自己當做同胞，至少是“反Gong不反華”的。但隨着網絡信息傳播，發現對岸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不但不認為你是同胞，還對你極度仇視，視為“zhina豬”。這種巨大反差導致由愛生恨。

另外，還有一部分網友是看了香港和平統一之後的種種亂象，認為和平統一效果不佳，“只有武力打下來的才是服服帖帖的”。甚至有些人幻想像當年日本人佔領台灣後執行的政策那樣，連殺帶洗腦，以確保台灣統一後不再反彈。

當然，這些想法的不靠譜，在上篇和中篇中都已經用較大篇幅討論過了。但是台灣問題又確實面臨着和平方式統一後的不確定性，那該怎麼辦呢？本文第二章、第三章已經分析了：用“解放”來代替“統一”，並用“普世價值”和“仁義道德”在外層再進行一次包裝，從而成為裏子和麪子都具備的雙保險。

很多人過於迷信武力，但其實武力的後遺症往往比想象中的大，越靠近現代，這種後遺症可能會越大，因為現代社會傳媒信息傳佈速度快、方式多、更直觀，而且富裕起來的民眾必然會更加“聖母化”（中性描述），眼裏更難以揉進沙子（雖然沙子甚至可能比以前小的多）。同等級別的黑暗，十年二十年前可能掀不起什麼波瀾，放到今天恐怕就未必。2017年末的幾次輿論事件，就是一個直觀的例子。

有一本著名的小説叫《1984》，很不錯，如果沒有看過的話，建議看一下。

小説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你是圖案上的一個瑕疵，温斯頓，你是個必須清除的污點。我剛才有沒有跟你説過，我們和過去的迫害者不一樣？我們不滿足於負面的服從，即使是最奴性的服從也不滿足。最後當你向我們屈服時，一定是出於你自己的意志。我們不是因為異端分子反抗我們而消滅他，而是隻要他反抗我們，我們就絕不消滅他。我們改變他，掌握他的頭腦並重塑他，把他的罪惡和所有幻想都從他的頭腦中除去。我們把他爭取過來，不是在外表上，而是實實在在、全心全意的。在處死他之前，我們把他變成自己人。對我們來説，不可忍受的是世界上存在一個錯誤的念頭，不管它是多麼秘密和無力。即使在處死一個人時，我們也不允許他有任何離經叛道之處。過去，異教徒在走向火刑柱時，仍然是個異教徒，同時還在宣揚他的異端邪説併為之得意。即使那些俄國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在他們走過過道等着挨子彈時，他的腦袋裏仍然有反抗思想。但是我們在把大腦崩掉之前，先要讓它變得完美。舊專制主義者的命令是‘你們不許怎麼樣’，極權主義者的命令是‘你們要怎麼樣’，而我們的命令是‘你們是怎麼樣’。我們帶到這裏的人再也沒有一個跟我們為敵，每個人都洗乾淨了。就連那三個你相信他們是無辜的可憐的叛國者——瓊斯、艾朗森和魯瑟福——到最後也被我們擊垮了。我參加了審訊工作，我看到他們一步步垮掉，嗚咽着求饒，在地上爬——到最後他們有的不是痛苦或恐懼，而是悔悟之心。到我們結束對他們的審訊後，他們只是徒具人形。除了對他們所犯之事感到悔恨和對老大哥的熱愛別無其他，看到他們那麼熱愛老大哥，我真感動。他們懇求儘快被槍決，以便死時他們的思想仍然乾淨。

這段描述實際上講了這樣一個理論，消滅異端可以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就是肉體上的消滅。類似於少數網友喊的“留島不留人”。但這樣做的效果呢？很糟糕。因為它很容易製造出“烈士”，甚至還可能“被動地”製造出“烈士”，而這種“烈士”是具有煽動效果的——“異教徒在走向火刑柱的時候，仍然還在宣揚他的異端邪説併為之得意”。少數人肉體上被消滅反而激發了更多人的不滿。

第二種模式高明瞭一些，就是在精神上的對異端分子的壓服。用強力來迫使你臣服，你只有展現出奴性的滿足，才能活下來甚至活的好。類似於少數網友喊的“用日本的方式高壓治台”。但這樣的效果也不是太好，因為人的大腦是他的保留地，你可以用強力來讓他表現出奴性，但無法控制他的大腦仍然在仇恨你。一有機會，他就可能會反攻倒算。

第三種模式，就是《1984》中奧勃良等人採用的。當你屈服的時候，一定要是心甘情願的。哪怕處死你，我們也要先把你變成自己人。讓你的大腦是“純潔”的，思想是“乾淨”的，人是真心真意熱愛老大哥的。

第三種消滅異端的模式，其效果當然是最好的。如果統一之後的台灣同胞，能對大陸展現出這樣的效果——就像現在部分台灣同胞對曾經屠殺自己的日本的真心傾慕那樣——就再好不過了。

不過，《1984》畢竟是一本寫自上世紀40年代的書。其方式現在看上去非常陳舊，而且不切合實際，成本極高，效果又差，用來做操作説明書的話，並不實用。

但它提到的理念是值得參考的——消滅“異端”最好的手段，是讓“異端”真心實意地認可你，變成“自己人”，最好是再具有“皈依者的狂熱”，那就更好了。就像書中寫到那樣：只要他反抗我們，我們就絕不消滅他。我們改變他，掌握他的頭腦並重塑他，把他的罪惡和所有幻想都從他的頭腦中除去。我們把他爭取過來，不是在外表上，而是實實在在、全心全意的。

當然了，有大陸朋友一聽到這種話，立刻頭腦中就會想到，是不是又要搞“兩岸一家親”了？又要“讓利”來討好台灣同胞了？

讓利不能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就像在上篇和中篇，以及本文第一章指出的那樣：台灣問題的本質在於台灣領先於中國大陸的生產力水平，這種領先的生產力水平在上層建築層面還投射出了良好的社會治理效果，並進而營造出了對大陸在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感。打掉這種生產力上的優勢，那麼社會治理效果上的優勢也自然不復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感也就沒有了。

當然，可能會有朋友指責：你這是胡説，我根本就不相信！中國大陸現在連網絡上的帖子都刪，官員貪腐的這麼多，在透明國際上的排名比台灣低這麼多，福利也比台灣差，你居然説台灣人會喜歡你這種政權？居然會認為台灣人會願意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你打算怎麼洗這個腦？

靠欺騙和謊言來洗腦，那種效果並不好，第一是容易被戳穿，第二是無法做到保持長期效果。

真正有效且保質期長的洗腦方式，一定要用真實的材料。

説的再直白一點，就是要用真實的材料，導出可以不一定真實的結論（當然也可以用來導出真實的結論）。

在中篇的第八章中，我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

處於經濟和技術實力明顯落後的一方，如果自身國家或者文化並不完全封閉，面對強者必然會產生對自身的疑問甚至否定。而否定的內容，就是和強者不一樣的地方。人們往往會直白地這樣想——一、他比我強；二、他這個地方和我不一樣；三、所以我把這個地方改的和他一樣；四、我也就強了。

如果沒有直觀的感受的話，可以舉個例子：

上個世紀曾經有不止一次漢字拉丁化的風潮（可以參考我這篇答案：常凱申：如果當年漢字真的拼音化了會怎麼樣？）。這場運動被現在的網友評價很低，尤其是在中華文明覆興的今天顯得更是刺眼。但如果看看推動漢字拉丁化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有知識有文化的社會名流，而不是不識字的白丁。

要知道，如果真的漢字拉丁化成功了，並且也確實達到了識字方便的效果的話，那麼白丁實際上是才是最大的受益者（這也是拉丁化的初衷：提高識字率），他識字了可以有利於接受教育，有利於找到更好的工作。但這對漢字拉丁化的提倡者們的實際利益並無太多幫助，甚至還有一定的損害。因為他們也需要重新學習並使用拉丁化的文字，對已經掌握了漢字的他們而言並不方便，增加了學習使用成本；而且，大家都認字了，文化人的相對優越性就要下降。

但這些精英還是選擇了推動。原因是他們希望改變舊中國的落後，改變遍地文盲的慘痛。

在紛繁複雜的歷史大潮裏，深處其中的人們往往很難找到國家落後的根本原因，因為潮流之中的漩渦太多，影響變量太多，你現在跳出歷史看可以看的比較清楚，那是因為時間已經替你把不相關或者弱相關的變量濾掉了。因此，身處歷史，即使是社會精英，有時也很難找到真正能解決問題的那個線頭。

這種情況下，人們往往會選擇看上去最直觀的答案。

1、發達國家全是表音文字，而中國是表意文字。

2、發達國家科技強大，識字率高，而中國科技貧瘠，識字率低。

這兩者之間，難道不是存在着強烈的“因果關係”暗示嗎？

這兩者是否都是真實的？是的。

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成立嗎？不成立。

用真實的材料，導出貌似真相的結論，可以做到嗎？可以。

有人可能會説，你這只不過是暗示，我有獨立思考能力，我能察覺出其中的問題。如果把我放在那個年代，我一眼就能識別出“中國用漢字——>所以科技差”這種邏輯推導存在的問題。

但問題是，真實的歷史會給你這種機會嗎？

第一、社會羣體在面臨焦慮的時候，會傾向於儘快找出解決這種焦慮的辦法，也就是“我們一定要做點什麼”的羣體心態。在這種心態下，羣體會選擇嘗試各種降低焦慮情緒的動作，而並不會進行冷靜的選擇，即使羣體中的部分個體可能保持冷靜思維。

回到中國山河破碎的那個年代，一羣文化精英本着並不利己的態度，呼喊着“打碎千年枷鎖”這樣政治正確的、憂國憂民的“漢字拉丁化”口號。你上去説：“嗯，我覺得不是這樣，你們要冷靜，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你們看到的這只是表象……”，如果那個年代有“五毛”這個詞的話，你也許要多一頂帽子了——這個國家都糜爛到這種程度了，你還為腐朽的文化洗地，你還有沒有良知？在這種慘痛面前，你居然還“冷靜”的起來？你居然不憤怒？不想改變這一切？你姓趙嗎？

如果對這種羣體意識氛圍沒有親身體會的話，可以想想就在11月底發生的某個輿情。

第二、如果把你洗去對那段歷史的記憶，保留你的邏輯分析能力把你扔回去，你也很難找到中國落後的真正原因。因為你根本就沒有全面宏觀的資料和視角，你只能看到自己周圍的一點世界，並根據這點世界來得出判斷，這就是“只緣身在此山中”。

現在已經是2017年了，知乎在網上也算是個相對而言比較精英的網站，然而就在這樣的網站上，還經常出現“一會兒星辰大海，一會兒絕望移民”的情緒呢？這還僅僅是對局勢基本面的判斷，還遠不到對基本面抽絲剝繭，分析原因的層面呢。

在那個年代，只有少數鳳毛麟角的頂級精英可能有穿透歷史的迷霧，同時還具備強大的組織能力和運作能力，找到中國落後的真正的原因並解決問題。這是很難的——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有實操能力，有實操能力的人不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當年推動漢字拉丁化的那些人，已經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精英了，但他們也很難得到正確的認識，最終也傾向於“漢字不滅，中國既亡”這條“看上去似乎是有因果聯繫”的推導。

至於當時社會上的普通人，其判斷原因的能力就更是慘不忍睹了。那些樸素的愛國主義者，那些親身感受到外國勢力壓迫但沒有接受過現代教育民眾也試圖改變這一切，但他們產生的更多是像義和團這樣以“挑鐵路，拔電杆，海中去翻火輪船”的方式來反抗西方的想法。

做一個總結陳述：

1、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極少數個體有可能表現出對社會真相的卓越判斷能力，而這對於羣體則很難。

2、洗腦不需要把所有人都洗掉，只要達到一個足夠高的閾值，那就算是成功了，整體效果就會很好。像《1984》那樣試圖把每個人都“純潔化”的做法，邊際成本太高。只要羣體中對某個意識形態事務持相同觀點人的比例超過一定閾值，那就會在羣體內部形成“政治正確”的氛圍，反對者就傾向於不敢公開表達他們的觀點和立場，根據從眾心理，他們本來就較低的比例會逐漸繼續降低。而且，新的羣體成員（例如年輕人）一接觸該意識形態相關討論的時候，首先接觸到的就是這種“你周圍的人都贊成”的“政治正確”的觀點，那他們會更容易先入為主接收該觀點，這樣就能形成正向的反饋循環。

3、能保持第2條這樣的正向反饋循環的前提是，你得向被洗腦受眾源源不斷地提供真實的材料，而且這些真實的材料能支持你想要的這種觀點。如果由於形勢變化，材料越來越少甚至出現了大量反向材料，那麼就可能會逐漸走向被動（比如中國崛起的現實會對西方向第三世界推廣自身政治體制產生障礙，比如會讓少數台灣人開始產生之前對大陸認識的懷疑）。

4、走向被動的曲線如何，是陡還是緩，要看之前洗腦積累的厚度深度，以及新材料的衝擊力和出現的速度如何。

5、材料如果不真實，那會對洗腦效果產生非常大的影響。除非你能用強有力的國家力量把洗腦受眾完全包裹起來，不讓他們接觸任何外界信息（尤其是其他國家的日常生活狀況），朝鮮那種強度是最低配置。但那樣成本會非常高，而且難以持續。

6、羣體或許有一定鑑別材料真實性的能力，但幾乎沒有能力鑑別從“真實材料”到“結論”之間的推導是否正確。羣體的鑑別方式很簡單，只要看上去可以從材料推結論就行了。比如：

材料1：中國人用漢字；材料2：中國弱小——結論：使用漢字導致了中國弱小

羣體什麼時候能發現這個推論不對呢？當使用漢字的中國不再弱小了（出現了新的反向材料），那麼這個結論就會被羣體拋棄。

再看另外一個：

材料1：台灣比大陸富裕文明； 材料2：台灣有“民主”制度——結論：台灣的優越體制導致了台灣更加富裕文明

至於上面這個論題，現在反向材料還不夠有力，所以這個推導還能在台灣人心目中存在一段時間。

再比如：

材料1：中國搞應試教育；材料2：中國科技不如外國——結論：中國式應試教育阻礙了想象力

這個論題在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尤為盛行，幾乎成為舉世公認。因為當時的材料非常堅實。但隨着中國科技在2010年代之後的逐漸爆發，現在在社會上已經開始有成規模的反對聲音了，雖然總體相比還不是主流。

再比如：

材料1：美國人富裕；材料2：美國允許擁槍——結論：美國擁槍體制保障了美國人享有美好生活的權利

這個推論往前十年，也是被很多人認可的觀點，甚至不少人希望中國放開槍支管制，認為這樣就不會有強拆了，治安也會變好，因為人們都有槍，犯罪分子就不敢動了。

換句話説，只要有了真實的材料，我們就能控制羣體想什麼。從生產力層面創造給羣體真實的材料，讓羣體去自己去“獨立思考”，最終在上層建築層面產生我們想要的映射效果。這種從材料到映射的內在邏輯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但這並不妨礙羣體會根據材料產生這樣的觀點。

這個過程不需要造假，也不需要控制言論，也不控制思想，也不需要刻意愚民，不需要專制，也不需要極權。只生成材料，而且材料本身也是真實的。

《1984》裏面，洗腦的方式極其落後，居然還要靠人工完全回收過期報紙並一點一點修改的方式來控制思維，也不想想這樣做效率會低到什麼程度，在現實中簡直是個笑話。

再者，《1984》的洗腦方式，是典型的“中心節點”模式，由“黨”和“老大哥”操縱全局，細節無微不至，在現實中，只要稍有點思考能力的人就能明白：這些觀點是“老大哥”灌輸的，而不是我獨立思考想到的，進而產生對“老大哥”的不滿，和對洗腦灌輸的警惕。就像温斯頓在腦子中喊出的那樣：“打倒老大哥”。這樣的洗腦很容易產生反效果，當羣眾發現自己被愚弄，憤怒肯定會發泄到“中心節點”上。

而本文提到的方法，則是“網狀去中心化”的。沒有有形實體給你灌輸觀點，也沒有有形實體強迫你該怎麼想。一切都是你通過自己看到的材料，根據親身體會的感知，去做自由思考、獨立思考得到的結果。你想反抗，想改變這一切？你能找得到反抗的具形對象嗎？就算你自己想明白了，你能改變整個羣體嗎？你要想改變的話，確實不會被“老大哥”打擊，但會被你周圍的“政治正確”所敵視。《1984》洗腦模式下，你反抗“中心節點”還有可能成為人們心中的英雄；而在這種模式下，你首先遇到的是你周圍人的鄙視，是看不見摸不着的“政治正確”對你的冷處理。你揮起拳頭想打對方，但你面前是一團空氣。

這種方法洗腦效果極為堅實有力，而且吃相非常優雅精緻，不但不難看，還能戴上“仁義道德”的桂冠。

唯一要做的，就是製造符合我們期望的真實材料。

這就需要生產力。

比如，當2035年中國的科技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膨脹，“躋身創新性國家前列”的時候，很可能會出現“中國式應試教育是啓發想象力的靈丹妙藥”這類觀點，甚至可能會取代“應試教育毀滅想象力”成為新的“政治正確”。

不要以為這不可能，當真實的材料擺在羣體面前的時候，羣體的腦補能力是很強的，會自動填補真實材料和結論之間的推論中，那些不夠完美的縫隙。

比如我現在就能想出一段説辭：應試教育通過大量做題來刺激大腦，而題目來源非常廣泛，換句話説，一道題目實際上就相當於一次對課本理論應用的檢驗。而大量做題，其結果相當於增加了很多對理論的反覆加深理解，在這種填鴨式灌輸中，大腦必然會反覆撿取、存儲理論，因此更有可能發現它的可改進之處，從而啓發想象力，在現有理論基礎上，提出或正或反的更新穎的科學觀點。

你覺得上面的觀點有道理嗎？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有沒有想象力和是否應試教育根本就沒關係，或許無論是應試教育還是素質教育都不是一個國家科技發達的主要因素。但即使事實如此，也不會妨礙羣體會根據材料的風向往相應的方向去思考。

《1984》是我很喜歡的一篇小説，雖然它如果作為操作手冊，已經明顯落後於時代了，但它的觀點具有啓發性——必須要讓對方心甘情願認同自己。在現代生產力條件下，我們完全可以創造出比它效率更高、效果更好、沒有操作痕跡、吃相優雅，還讓大家都覺得自己獨立思考能力棒棒噠的新方法。

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做：“多一個人閲讀《1984》（奧威爾），自由就多一分保障”，這話説的非常好。我想再添加一句：“多一個人閲讀《1984》，解決台灣問題就多一分靈感”。

在本章的最後説明一下，本章用了很多次“洗腦”這個詞，原因是字數較少，寫起來比較方便，讀者在閲讀的時候如果覺得過於直白，可以自行酌情替換為“公關關係策劃”。

五、映射有的朋友看了第四章之後可能會嗤之以鼻，你以為靠這種手段就能對台灣同胞洗腦？説的容易，你覺得大陸能提供你所説的那些“真實的材料”嗎？你以為這是靠錢就能堆起來的嗎？大陸官員專橫貪腐，還動不動刪帖，你覺得在自由世界呼吸自由空氣，享受廉潔政府服務的台灣人，會僅僅因為你有錢就臣服於你嗎？

比如下面這段寫自十年前的文字：

在台灣，城市與鄉村人的生活水平、文化教養，包括房屋建築差別很小，你會發覺到處像台北市。但在大陸內地你很少看得到有類似上海北京的發達城市影子。台灣人熱情有禮貌斯文，周圍環境舒適，半夜在街頭行走感覺比大陸安全。另外兩岸的導遊對比素質也不一樣，台灣導遊態度真誠、互動性強，感情流露真摯。大陸導遊表面功夫好，實質上虛假多、功利多。我跟小洪説：台灣最能影響中國大陸的兩大力量，是民主和媒體。大陸游客進台灣帶來的是無形的內心疑惑和有形的鈔票消費；帶回去的卻是比去香港感受還強烈的洗腦教育。台灣人要知道：他們最能與大陸人民相比的資產與價值優勢，是“民主、自由和人權，這是大陸人民夢寐以求想要的願望。在台灣沿途的所見所聞也讓我感嘆，台灣的民主已經如同杜威所言“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而更重要的是，堅定了我的信念：所有中國人都能實現民主制，我希望大陸能加快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像台灣人一樣讓民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走訪台灣 去了解你所不知的蔣經國

很有趣的是，這篇文章也用了“洗腦”這個詞。

這段文字基本代表了大陸網民十年前的主流觀點。其實即使是今天，也有相當多的大陸網民認同上面這段文字的表述。

不過這很快就將變得沒什麼意義了。這個“很快”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左右。

在中篇裏我們曾經論述過，台灣的經濟能力被抽走之後，台灣對應的社會道德也會崩潰。那反過來，大陸獲得了更多的生產力之後會出現什麼變化呢？

往前數三十年，大陸的治安比現在糟糕很多，知乎的這個答案（你知道那些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車匪路霸事件？）可以作為參考。

如果按照部分台灣人的思維邏輯，這種現象説明大陸人沒有道德，野蠻、沒有底線，沒有人性。其原因可能有：傳統文化缺失、文革之後道德不再、鑽進錢眼裏了、專制下人民沒有自由民主、沒有文化……等等。

但如果學習過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會知道，這些都是表象，最決定性的就是一點：經濟發展水平。

隨着2000年後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中國的社會治安迅速好轉。

生產力發展水平層面的高低，必然會映射到上層建築，併產生對應的社會現象。上文中所謂的“熱情有禮貌斯文”、“態度真誠、互動性強，感情流露真摯”都是這種映射的產物。

這種投射可能會產生很多意想不到的結果。比如在一些現在看上去很尖鋭的話題上。

比如腐敗。

現在的西方（包括台灣，甚至包括相當數量的大陸人）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的貪污腐敗問題，原因在於中國政府領導並非全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因此權力得不到來自基層的有效監督，因此腐敗必然熾烈，這是體制所決定的。因此如果不搞一人一票，不搞多黨選舉，腐敗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

這種觀點在幾年前尤其盛行，現在也是在輿論場上佔據主導的觀點之一。但如果我們仔細看看周圍，就會發現結論似乎沒有這麼簡單。

現在中國人出國的也多了，到世界各國旅遊、工作、生活，甚至定居或移民都不是一件罕見的事情了。大家會經常發現，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無論這個國家的政體是什麼樣的，是不是照搬了西方的政治體制，其國內的腐敗總是很嚴重。

相反，在透明國際清廉指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那些國家，基本上同時也是人均GDP名列前茅的國家。

透明國際清廉指數2016排名（前十位）與2016人均GDP世界排名的對照

1 丹麥 9

2 新西蘭 20

3 芬蘭 15

4 瑞典 11

5 瑞士 3

6 挪威 4

7 新加坡 10

8 荷蘭 13

9 加拿大 16

10 德國 17

10 盧森堡 2

10 英國 19

來源1：《2016年清廉指數排名》昨日出爐， 新西蘭丹麥並列第一

來源2：權威發佈，2016年世界銀行版人均GDP排名

上表中，第一個數字表示該國在2016年的透明國際排行榜中的名次，後一個數字表示該國2016年的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

由於2016年透明國際清廉指數排行榜上第10名上有三個國家分數相同，所以是並列的。因此，這份名單實際上有12個國家。

而這12個國家，全部位於人均GDP的前20名內。

這份榜單包括178個國家或地區，2016年，中國並列第79位，處於榜單的前二分之一。

而2016年中國的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在第68位，和清廉指數的排名區間相差不大（如果按IMF的第74名，兩個數字則更加接近）。

在數據上，“清廉指數”與人均GDP排名的對應關係非常強，強烈暗示了二者之間的因果聯繫。

以上是從宏觀數字上看，下面再從微觀上來分析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因果聯繫。

在工業化時代，當一個經濟體內部腐敗熾烈到人民羣眾能明顯感知、不滿的時候，可能是頹廢的王朝末世，也可能是蓬勃爆發的快速增長期。其共同特點是經濟水平不高。

因為經濟水平不高，所以產業比較原始初級，碟子很淺，官員撈錢的時候，沒有高大上的途徑，只能雁過拔毛，比如各種吃相很難看，大家一看就知道這傢伙在貪腐的方式。而這裏拔的毛，往往直接出自普通百姓，間接層數很少，大眾感知非常明顯。

而整個經濟體普遍貧窮，更加劇了官員們撈錢的心理：這樣我就可以過好日子了，也只有這樣我才能過上好日子，走正路只能是受窮。

甚至連民間同樣也具有腐敗思維，因為工業產業較為低端，缺乏競爭力，沒法靠科技優勢掙錢，那靠和官員搞好關係，利用政策優勢走後門，自然就是一條行得通的路子。而民間也不願意過窮日子，如果和官員交好能獲得收益，能把錢掙了，那很多人就不在乎是“站着把錢掙了”，還是“跪着把錢掙了”。

而當經濟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整個國家從上到下的思維方式就會變得不太一樣了。

“低端腐敗”的特點，是腐敗數量不大，但因其簡單粗暴，對微觀經濟環境的破壞性很大。而要產業升級，掙更多的錢，吸引更多的投資，過更好的日子，就不能容忍“低端腐敗”破壞市場發展，破壞投資環境。在這點上，領導層很容易會形成共識。

另一方面，當經濟開始升級了，產業多了，路子廣了，就業渠道多了。大家發現原來投入這些新出現的行業和渠道，不用跪舔官員（或者力度不用那麼強），也能站着把錢掙了，那就會有更多的人願意選擇“站着”。

再一方面，經濟升級了，大企業如雨後春筍般長起來了，就算官員還要貪污，還用吃相那麼難看，那麼“刮底層”，用原始的手段從基層羣眾身上搜刮，讓大家都明顯覺得不舒服，看了側目嗎？完全不需要了啊，可以有吃相更好看、更隱蔽效率更高的方式。

這樣，整個國家在“腐敗”問題上就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國家打擊低端腐敗，淨化投資環境，低級官員們逐漸不敢腐敗，不能腐敗；部分既想又敢還有能力腐敗的，轉入更高端隱蔽與普通人瓜葛更少的領域（更安全）；普通人不需要“人情關係”也能在社會上按照規章制度辦事，自身也慢慢越來越少親身感知到官員的腐敗。整個社會風氣就好轉了，至少是表面上明顯好轉了，大家心情更舒適，更覺得這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在資本主義生產力水平下，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就已經非常不錯了。

我們上政治課的時候經常説：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很少講具體到微觀層面，這個決定過程是怎麼一步步起作用的。以上論述算是在反腐倡廉領域的一種作用方式。

所以説，其中關鍵的因素，在於經濟是否能提振上去。腐敗和是否多黨，是否一人一票，關係不是太大。而在於經濟發展水平、產業升級到什麼地步。

當然了，我們上面的論述，不是説鼓勵高端腐敗，也不是説滿足於把腐敗現象從低端趕到高端、從親身感知的程度到感覺不到的程度就滿足了。而是説，即使腐敗現象存在，在不同的生產力條件下，它的表現形式和烈度也是不同的。

不止腐敗問題，其他的社會問題也是類似的。技術搞上去，產業升級上去，經濟發展上去，就會讓現存的社會問題明顯減輕甚至消失（可以試着推導一下其他社會問題隨着經濟發展而變化的路線圖）。社會的秩序、公眾的道德水平、社會公平正義的程度，這些看上去都會有明顯提升。

換句話説，經濟崛起後的中國，將不像有的台灣人想的那樣：是個只有錢的土大款。

對於一個個體而言，有錢不一定等於有素質和有道德。但對於一個社會整體而言，它的表現更服從統計意義上的規律，“科技、經濟發達”和“對內有道德有素質”幾乎是可以劃等號的。

xx最美的風景是人，這話成立的前提是：xx社會生產力水平較高。

軟實力基於硬實力，軟實力的變化滯後於硬實力的變化。硬實力被剝奪之後，軟實力也會隨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