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20年，我們應該以什麼視角看待台灣問題（第六章——第十章）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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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我去年在知乎專欄寫過的一篇長文，現轉到觀網。由於發帖最多隻能是20000字，因此文章拆成了幾部分，這是第二部分，是原文的第六章到第十章的內容。
前五章在這裏： 未來20年，我們應該以什麼視角看待台灣問題（前言——第五章） 評論 6 國際
十一章之後在這裏： 未來20年，我們應該以什麼視角看待台灣問題（第十一章之後） 評論 14 國際
發表日期：2017.12.17
本文是繼《 20年內，最好別去真的統一台灣 》和《 未來20年，大陸應該如何更優雅地處理台灣問題 》之後的第三篇文章，也是“新思維”系列的第十一篇文章。
目錄
零、前言
一、金廈兩邊的標語
二、統一與解放
三、字縫之上的“仁義道德”
四、超越《1984》
五、映射
六、即將還完的貸款
七、硬而脆的殼
八、革命的首要問題
九、操縱枱灣民意
十、爬不出的温柔陷阱
十一、對大陸對台政策的建議
十二、台灣的學術價值
十三、不同的材料
十四、兩朵烏雲
十五、結語
六、即將還完的貸款
有的朋友會問：你鼓吹二十年內都不去統一台灣，但是一天不統一，其他國家就可能會拿台灣作為籌碼，來從中國大陸勒索利益，這怎麼辦？
這話不能算錯，但是，説的有點太晚了。
如果你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關注時事政治的話，你可能會對某個國家與中國“斷交”有印象，比如下面這些：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非洲），1975年7月12日，中國與聖普建交。1997年5月6日，聖普宣佈同台灣當局進行所謂“建交”；7月11日，中國政府宣佈自即日起中止同聖普的外交關係，並停止執行兩國政府間一切協議。布基納法索（非洲），中佈於1973年9月建交。1994年2月2日，佈政府與台灣當局簽署“復交”公報，2月4日中國政府宣佈中止與布的外交關係。瑙魯（大洋洲），1990年8月，瑙魯與中國台灣建立全面外交關係。2002年7月21日，瑙魯與中國建交，並與台灣當局“斷交”。2005年5月14日，瑙魯不顧中方反覆勸阻和交涉和台灣當局“復交”。5月27日，中國與瑙魯斷交。馬紹爾羣島共和國（大洋洲），1990年11月16日，馬紹爾羣島同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998年12月11日，因該國與台灣當局“建交”，我國宣佈中止同馬紹爾羣島的外交關係。基里巴斯（大洋洲），1980年6月25日，基里巴斯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2003年11月29日，由於基里巴斯不顧中國政府抗議，堅持與台灣當局建立所謂的“外交關係”，中國政府決定中止同基里巴斯的外交關係。伯利茲（中美洲），1987年2月6日中伯建交。1989年10月11日，伯利茲與台灣當局“建交”。10月23日，中國政府宣佈中止與伯利茲外交關係。尼加拉瓜共和國（中美洲），1985年12月7日兩國建交。1990年11月6日，尼宣佈與台灣“復交”，11月9日，中國政府宣佈中止與尼的外交關係。聖盧西亞（中美洲），1997年9月1日，中國與聖盧西亞建交。2007年4月30日，聖與台灣當局恢復所謂的“外交關係”。同年5月5日，中方宣佈中止同聖的外交關係。和中國建交又斷交的8個國家，為了利益陽奉陰違！
確實是有些小國，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玩訛詐式的撈錢把戲，而在中國國力不強的年代，兩岸靠“金錢外交”來搶奪一些國家的承認，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但是，上面那份名單，到了2007年之後，就再也沒有了。換句話説，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和中國斷交的國家，時間也是十年前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問題其實換個角度想想就明白了。
如果今天的夏威夷和美國的政治關係，如同今天台灣和中國的政治關係的話。那麼對於世界各國而言，是選擇和夏威夷建交呢？還是選擇和美國建交呢？
對於一個正常的國家，當然是選擇和美國建交，而且和美國建交，美國不會為了建交給你錢。
和夏威夷建交而拋棄美國，那幾乎可以肯定是夏威夷給錢了。
海峽兩岸的實力差距當然比美國本土和夏威夷的差距要小，但結果是可以類推的。
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上能説的上話的場合很多，在政治、經濟、國際等各領域，各國幾乎很難繞開中國的影響力，除非那些與世無爭的小國，本來也偏安一隅被人忽視，這才有可能願意藉機敲台灣一筆錢。
只不過隨着中國的發展，對於這些小國而言，即使台灣建交給錢而中國大陸建交不給錢，也越來越不划算了。
九十年代時候，大陸和台灣爭奪“邦交國”還一副認真吃力的樣子。而到了2017年，畫面是這樣的：
我們已經進化到了可以精確控制什麼時候剝奪你一個“邦交國”，什麼時候剝奪你兩個“邦交國”的玩法了。
現在台灣還剩下20個“邦交國”，都是些又小又窮在地圖上找不到的渣渣。這個時候可以用鈍刀子割肉，慢慢來，讓台灣多向“友邦”出點血，一年斷兩個，資源要省着點用（即使這樣省着用，20個也只夠用10年），不斷刺激台灣的神經。
所以説，今天的中國，再也不是曾經那個被各種小國拿台灣用來訛詐的中國了。即使留着台灣暫時不收復，各小國也不敢在台灣問題上和中國討價還價。
不止是小國，連一般的大國，在台灣問題上現在也基本已經消停了。當年有個五常國家，自恃實力強大，效仿美國向台灣賣武器，受到教訓之後再也不敢了。
當時的法國政府，對中方的原則立場和忍耐限度顯然有了錯誤的估計，不思罷手，反而得寸進尺。 1992年1月31日，法國外長迪馬在聯合國安理會與我會晤時，又提出了法國正在考慮向台灣出售性能先進的“幻影2000”戰鬥機。這距法國外長迪馬1991年7月4日會見田曾佩副外長時所做的相關承諾以及法外交部1991年8月27日發表公報的時間，還不到半年。言猶在耳，墨跡未乾，法國政府又背信棄義，想故伎重演。 “幻影2000”戰鬥機不是一般性的武器，而是一種進攻性的武器，其作戰效能較高。法國在售台軍艦時曾辯解説，護衞艦是防禦性武器，法國不會出售進攻性的戰鬥機給台灣。現在，又想售台“幻想”戰鬥機，連先前的託詞也不要了。…… 法方還辯稱，此項合同屬一般性商業行為。法國反對在任何市場上的任何歧視。如果美國能向台灣賣武器，法國為何不能?法國對華貿易存在鉅額逆差。法國航空工業處境困難，需要尋找出路。 當時的法國社會黨政府正面臨國內大選，乏善可陳，於是言而無信，孤注一擲，想撈取眼前實惠，以售台60架“幻影2000—5”戰鬥機的近40億美元的合同，作為執政“業績”。而當時法國決策層內還有不少人，甚至將中方在法售台軍艦一事上顧全中法關係大局的做法視為軟弱可欺，以為中國會嚥下法國售台戰鬥機這杯苦酒。 法國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中方開始做出反應，其猛烈程度完全超出法方預料。 中國政府宣佈：撤銷部分擬議中與法方的大型合作項目，如廣州地鐵、大亞灣核電站二期工程、購買法國小麥等；不再與法國商談新的重大經貿合作項目；嚴格控制兩國副部長級以上人員的往來；立即關閉法國駐廣州總領事館。 這些外交行動，使法國社會黨政府受到痛擊，開始感到疼了。…… 1993年3月，法國社會黨政府的大選中失敗，法國傳統右翼力量保衞共和聯盟取而代之，組成了新政府。 新政府上台伊始，便謀求改善對華關係。…… 中法磋商是秘密進行的，經過長達半年的多輪磋商，兩國終於就恢復兩國關係達成協議。 12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長姜恩柱與弗裏德曼草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聯合公報》。 聯合公報中最核心的內容只有一句，即“法國政府承諾今後不批准法國企業參與武裝台灣”。光明書評 - 法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內幕
隨着中國實力的一步步增強，一個個國家被擠出了膽敢在台灣問題上觸碰中國核心利益的隊伍。
換句話説，如果“台灣長期不統一”這個問題確實是容易被外國抓住的軟肋，確實是一個長期從中國身上抽血的“高利貸”的話，那麼這個貸款到今天，已經差不多快還完了。
如果真要是武統，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該武統。這筆“高利貸”也就幾乎不存在了。但當時沒有能力這樣做，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沒有能力這樣做，高利貸的利息不得不交。那麼到了今天，已經差不多快還完了，又何必急於這一時呢？陸台實力正在快速拉大，接下來“窮統”就要逐漸看到成效了，此時“斷供”，貸款連本帶利基本沒少掏，房子（窮統相對與武統的收益）還叫銀行收了。
當然了，現在確實還有最後一個仍然敢於拿台灣問題和中國叫板，甚至真的有能力介入台灣問題的國家——美國。
但是，也要看到，美國本身對台灣的興趣，是來自它對中國的興趣。換句話説，台灣如果不是在大陸身邊，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棋子，那在美國眼裏什麼都不是。
美國內部也有人看到了中國崛起帶來的危險，比如特朗普的前“國師”班農：
“對美國來説，與中國之間的經濟戰爭是重中之重，美國必須集中一切資源打贏這一仗。如果我們輸了，5年以後，最多10年，我們就會到達一個無法挽回的臨界點。過了那個臨界點，美國就一點翻盤的機會也沒有了”，班農的語氣中透着焦慮。史蒂夫·班農眼裏的中國_觀點_亞太日報
如果美國想通過戰爭打斷中國復興的腳步，那麼非要在台灣嗎？不一定，在其他地方也完全可以。
如果美國真的下了決心，它可以把軍艦放到高雄，也完全可以把軍艦開到南海去。美國在南海的優勢，搞不好比在台灣開戰還大那麼一些。
帝國主義者找碴打仗，還怕找不到地方？台灣在不在手裏，根本不是中美是否開戰的關鍵。
對於美國，我們要做的就是繼續“軍改”，繼續備戰、繼續下餃子。用強大的軍事力量，嚇阻任何帝國主義侵略分子發動戰爭、試圖“賭國運”的野心。
強軍備戰，是為了能戰而勝之；強軍備戰，是為了不戰而勝。
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毛澤東，《抗美援朝的勝利和意義》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
只要我們的軍事力量在家門口能頂住美國，那就不怕台灣暫時不在手裏。否則就算台灣拿到手了，對方如果想打斷你的崛起，照樣可以照別的地方打。
七、硬而脆的殼
在上篇和中篇我們曾經討論過，“窮統”的思路，是要抽掉台灣的經濟基礎，讓其社會發展水平隨着經濟的下滑而潰爛，變成一個道德淪喪、自相殘殺、喪失文明、沒有小民尊嚴的社會，最終讓台灣民眾產生“無論怎麼政黨更迭都在不斷下滑”的絕望，進而對“自由民主”的信仰出現崩盤，再看到大陸的快速進步和文明，從而產生對大陸的傾慕和渴望大陸拯救的想法，認可大陸價值觀為新“普世價值”。
這算是一個宏觀層面的操作過程，下面我們進一步來“精細化”分析一下：
如果台灣現有的政治信仰崩潰，那崩潰曲線到底是如下圖中的A對我們更有利，還是如B曲線那樣對我們更有利？（如果AB兩圖中，曲線最後都收斂到相同的縱軸數值的話）
我之前在很多答案中都説過：想要更好的通過“窮統模式”來解決台灣問題，需要到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大陸去尋找靈感。因為那正好也是一個信仰崩潰的樣本。
如果把時間軸拉到更長的話，上世紀80年代打開國門之後從精英到百姓的信仰崩潰，其實有個現象是比較值得玩味的。
要知道，中國大陸在1949年的時候，工業基本上是一塌糊塗，發電量是美國的68分之一，鋼鐵產業也少的可憐，主要工業指標大部分不如印度。民眾在水旱兵匪輪番禍害中朝不保夕麻木活着。到了1978年，已經是成為了世界第六大工業國，有了兩彈一星，有了初步完整的工業體系，人均糧食產業也大幅提高，人均壽命更是大幅增加了差不多30歲。已經是明顯縮小了和西方的差距，用了30年實現的這個成績，雖然不能説完美吧，但也算是可以交差了。怎麼反而打開國門之後，面對西方反而信仰崩潰了呢？
這個問題在中篇也簡單提到過，但沒有完全展開論述。原因之一，在我看來，是建國之後對民眾的信息管的太嚴，大陸民眾不知道自己的國家和世界相比究竟是在一個什麼位置上，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水平放在世界上是個什麼狀態。反而，官方媒體還常常宣揚“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壓迫的民眾”，這就會給羣眾一個錯覺：我們已經挺牛B了。
實事求是説，建國前30年的成績確實很偉大，但是如果把1949年中國的相對力量比作100的話，到了1978年算是800，這其實已經不錯了，如果始終讓國民保持對基本面的客觀認識，那麼應該不至於80年代崩的那麼厲害。但是官方錯誤的宣傳思路，使得百姓產生了“我們的這個數值是5000”的幻覺。然後打開國門一看人家有彩電有冰箱的小日子：我靠，你之前全是“騙我”的，全是錯的！這樣信心產生了一個“脆折”，由此把之前整個信仰體系都拋棄掉了，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啓示。如果讓台灣喪失信心，那麼效果最好的曲線是B，而不是A。
“信仰上的脆折”比“緩慢接受改變”要來的更猛烈，皈依的效果會更好，也更容易產生“皈依者的狂熱”。
也就是説，我們現在其實沒有必要去過於打擊台灣社會的自信心。如果我們每出來一個先進的東西，比如移動支付之類的，大家就跑到facebook上去炫耀，那麼只會讓台灣的信心走勢按A曲線走。這當然也不是不行。事實上，本章節是在“優”和“更優”之間做選擇。即使最終台灣走的是A曲線，窮統效果也是不錯的，只是B曲線效果會更刺激一些。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台灣並不是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大陸那樣信息封閉，它的民眾是有可能感知到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此長彼消的，因此天然走勢會更傾向於A而不是B，那該怎麼辦呢？
答案是：為台灣搭一個殼，一個硬而脆的殼。
硬，表示這個殼可以暫時擋住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投射效應。當社會存在變化的時候（陸台差距拉大的時候），它會盡可能阻止台灣各界對此的敏鋭感知和心理變化。説的直白一些，就是拉長從“社會存在改變”到“社會意識改變”之間的這個時間滯後期。
脆，表示這個殼的承受力是有限的，當“社會存在”相對於“社會意識”已經變的太多了，積蓄的勢能太大了的時候，這個殼可以轟然倒下，勢能傾瀉而出，從而走出圖中漂亮的B型曲線。
在台灣社會內部搭建這個殼，需要借我們的老朋友之力了。
八、革命的首要問題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羣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1925年的雄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開篇段落。處理台灣問題也是一樣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説“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那麼，在台灣，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呢？
在上篇和中篇曾經討論過，紅統（能夠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是朋友，綠營是助手，國民黨是敵人，除國民黨外的藍營需具體羣體具體分析。
紅統雖然是朋友，但現在力量太過弱小，幫不上什麼實質性的忙，但它是未來的火種。
而綠營在台灣樹大根深，實力不俗，搭建硬而脆的殼，靠的就是這位“助手”。
綠營已經形成了貶低中國大陸的習慣，翻翻蘋果、自由這樣的媒體，中國距離崩潰基本不遠，就算暫時沒有崩潰，也是一個野蠻落後的國度。
20多年來的宣傳，綠營媒體成功搭建起了這樣的一個“殼”。雖然“新聞自由”，但是卻能成功在很多台灣人心目中樹立起大陸這樣的刻板形象。而且更妙的是，它們成功的找到了讓“殼”變硬的方法——面對大陸快速進步的各種表現，它們將其歸結為“造假”、“面子工程”。這樣，台灣人再聽到大陸的各種進步，在腦子裏也會下意識地將其歸類為“無用”的東西。就像是聽到了先進的移動支付和共享經濟，也會自動覺得“這東西沒用”，不會改變我的大陸的看法。
沒花大陸納税人的一分錢，這個殼就搭建起來了，並且綠營媒體還在每天向上澆灌混凝土以修補裂縫。
我們有時候去facebook和台灣同胞交流的時候，不要老用什麼大陸科技新成果之類的新聞去捅那個殼，萬一捅漏了算誰的？
不但不要捅，還可以為這個殼添磚加瓦呢。
不要覺得台灣人對大陸充滿各種錯誤的理解就是不好的。殼的承受能力有限，雖然硬，但是脆。只要我們和台灣的優勢擴大到根本不通過媒體，就能自身全方位感知的程度，殼自然會碎，而且碎的恰到好處。
有人可能會説，民進黨就這麼聽話？萬一它們什麼時候反應過來，主動要求一國兩制統一，那怎麼辦？
確實，台灣在10年內主動要求一國兩制統一，是我最害怕出現的場景。但好在民進黨做不到。
它們花了20多年，好容易構建了一個以“愛台灣”為政治正確的氛圍，就算他們自己想抽身，也已經抽不回來了。
被洗腦20年的新一代台灣綠營小將們會噴死他們，然後把他們的選票收走，再推出一個能“愛台灣”的新綠政客出來。
台灣現在的政治氛圍，就像一顆釘子一樣，把民進黨死死的釘在了和中國大陸交惡爭鬥的擂台上，它即使想跳出擂台，也做不到。
為什麼我們要慢慢的，一個一個的，細水長流的收走台灣的“邦交國”？因為這樣最有利於長期保持台灣社會對大陸的敵視，這樣，這顆釘子就會把民進黨或者其他什麼綠營政黨釘的更死。
而以台灣的實力，被釘在和中國大陸爭鬥的擂台上，無疑是耗血最快的模式。
而作為普通大陸人，如果你閒的蛋疼，也可以通過網絡到facebook上去為這顆釘子加點分量。
如果兩個實體相互敵視，那麼毫無疑問實力弱的那個受損會更嚴重。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總統特朗普對盟國如此頤指氣使，日韓仍然只敢諾諾的原因。
而世間竟然有台灣這樣愚蠢的對手，面對比自己強大這麼多、而且迅速發展的中國大陸，不思搭上順風車，反而用自己的小身板主動擋在中國大陸這輛呼嘯的列車前面。當然了，説台灣愚蠢也有點心虛，畢竟此前被馬英九這個政治詐騙犯曾經得手過，一邊搭順風車一邊暗獨，好在無恥的國民黨反動派如今已被台灣人民趕下台，這是民主的勝利，也是正義的勝利。
刺激兩岸民眾對立，其實對強大的大陸一方並無多少害處，損失更多利益的是台灣一方，而最滑稽的是，台灣民間在網絡上居然更樂於向大陸挑釁，像“支那賤畜”這種話，大陸這邊是很難對台灣人民説出口的，雖然“支那”這個詞更多時間裏是用來稱呼“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既然台灣民間都不怕死，以弱小之身敢挑釁強者，那大陸網民完全可以笑納，只需被動還擊（就像帝吧出擊那樣）即可，這樣即可刺激兩岸民眾對立，把台灣更深地釘在擂台上，又能借此在大陸內部維穩，還可在道德上立於高地（我們是被動還擊的一方），幾種好處都可沾。
九、操縱枱灣民意
前面一章提到，綠營自己製造的民意，已經像釘子一樣把它們自己釘死在了擂台上。但是台灣民眾畢竟不全是狂熱的政治信徒，如果民進黨執政糟糕到了一定程度的話，他們可能會出於非兩岸的原因把民進黨趕下台，甚至把國民黨迎回來，這該怎麼辦呢？
本章節的內容完全來自我之前寫的這個答案，如果之前已經看過，可以跳過本章：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521901/answer/128656614
寫在前面的聲明：
本章內容全都是腦洞，僅供娛樂調侃吹牛，如果有人按此實踐，引發一切後果與本人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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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13億人口，在普通的網絡事件上，再努力在互聯網上操縱民意，其產生的影響往往也侷限在少數圈子的人當中。例如知乎的童瑤事件，在知乎很熱乎，但放在全中國的人口中一稀釋，基本上就可以稱之為“一無所知”的級別。所以，也對現實產生不了什麼太大影響。
對於普通大陸網友來説，接下來有一個可以操縱2300萬人民意，並且實際影響現實，甚至一省政局的機會。當然，不是現在，而是在2018年，或者説是在2020年。後者是更合適的時間。
現在的國民黨反動派，已經是處於頹勢，但到2020年的時候，是否一定會消亡呢？或許會，但也有可能不會。如果是最壞的情況，到2020年，奇蹟出現，國民黨不但沒因為黨產被打壓而萎靡不振，反而藉助蔡主席執政四年民怨沸騰之機，選情看好，甚至有微弱領先之勢，那就不太妙了。
打着九二共識的幌子來詐騙讓利的行為可能重啓騙到讓利和各種政策之後，台灣衰落的趨勢可能被大大緩和一邊騙讓利，一邊養台獨的過去八年，又將再次重現
如果過幾天就是2020年台灣N合一選舉，國民黨、民進黨、甚至親民黨和時代力量都推出的自己的“總統”、“立委”候選人。對於普通大陸網民來説，該怎麼去操縱枱灣選舉，怎麼避免詐騙團伙國民黨再次上台呢？
從2004年到2016年，不難看出，歷次選前，從兩顆子彈到周子瑜，經常會有異動。而往往是這些異動，會左右到一定數量的選票。而如果彼時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民調數字較為膠着、相差不超過50萬票的話，就是操縱的好機會了。2004年那時候，網絡還不發達，兩岸的民眾在網絡上基本是隔絕的，大陸網民基本上無法影響到台灣；但2016年，一切都不同了。到2020年，互聯網的發展會使得這種聯繫會更加緊密，大陸網絡對台灣選舉可以起到的影響也會比2016年更大。
參考：半年後再看，周子瑜事件對台灣政治的影響 - 海峽青年評論 - 知乎專欄 周子瑜選前道歉至少給綠營貢獻50萬票
具體操作步驟如下：
第一步：在選前十天左右開始，密切關注台灣方面網絡媒體的動向。尤其是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三立電視台、民視等綠營媒體。潛伏在台灣的這些綠營同志會發出挑釁性質的新聞，這就是行動開始的信號。
當然了，每次的劇本肯定不會一樣。周子瑜的玩法2016年用過了，2020年完全就可能換一種，但千換萬換，本質不變，都是要用挑釁性質的新聞來刺激大陸民眾。所以，我們重點關注的，應該是這方面性質的新聞。至於具體會是什麼，那要看“三民自”的同志們到時候怎麼寫劇本了。
第二步：由於網絡的發達，接到行動信號後，這些消息就可以被快速複製到大陸網絡，出現在微博、知乎、微信朋友圈等各個社交網絡上。然後就是迅速跟進傳播，等待發酵。大概需要一兩天的時間，其影響力或許就可以等到有一定影響的賬號和主流媒體的關注了。而這會進一步產生傳播上的鏈式反應。
第三步：
大陸網民的憤怒和攻擊，通過潛伏在台灣的綠營媒體和網民，會再次返回到台灣輿論圈中，在選舉之前向台灣民眾大量灌輸。
措辭和操作手法一定要到位，努力讓台灣民眾產生類似“這麼欺負子瑜，I‘m angry！一定要出來用手中的選票來教訓中國！怎麼教訓中國呢？自然教訓它的走狗國民黨”的想法，並在投票當天付諸實施。
據島內媒體透露，周子瑜事件的原委是這樣的:“周子瑜拿中華民國的國旗就是台獨”這句話不是黃安説的，黃安曾舉報過周子瑜有“兩國論”言論，但這件事已經過去了。這次黃安説的意思是，三立電視台(“台獨”電視台)這麼捧周子瑜，周子瑜的立場一定與三立一致，一個“台獨”立場的人再揮舞“中華民國國旗”，也是裝的，假的。但這話被三立電視台操作成了“一個揮舞中華民國國旗的人就是台獨分子”。
第四步：善後。這一步尤為重要，就是要把操縱的痕跡抹掉，要讓整件事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這一步分兩個部分，台灣部分和大陸部分。這一步要達到什麼目的呢？選舉投票結束後，覆盤整件事時，要同時讓台灣民間和大陸民間，都感覺整件事是大陸民眾被民進黨戲耍，在愛國心和憤怒之下只想到去罵民進黨，卻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民進黨利用。好心辦了壞事，想幫國民黨卻害了國民黨。換句話説，要讓兩岸民眾都認為：這件事是民進黨操縱的，大陸民眾小粉紅很傻很愚蠢，只知道傻呼呼“愛國”，白白幫了敵人，害了統派盟友國民黨。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們在台灣和大陸分別要請出一位“盟友”——要用對手的嘴，説出我們想讓他們説的話。
台灣部分：請出的盟友是台灣深綠覺醒青年和台灣藍營媒體。在台灣，現在民間普遍有一種觀點：對大陸而言，千方百計想扶植國民黨，民進黨是大陸的敵人。這一點正好可以利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由於大陸網民表面上是謾罵民進黨和台獨，那麼很自然，藍營媒體肯定會痛心疾首——你們這些年輕人啊，太天真，太年輕，不知道你們罵民進黨反而會幫了民進黨嗎！同時給出大陸年輕小粉紅是如何傻乎乎被民進黨操縱的證據。台灣的覺醒青年是台灣方面的第二個盟友。他們一直認為國民黨是大陸走狗，每當中國大陸惹他們不高興了，他們就叫囂要“用選票教訓中國”。這次教訓成功了，他們必定很高興，在台灣選後的民間網絡，也必定會散佈着“又把中國人耍了”的得意洋洋。他們的“選票教訓論”，會進一步鞏固台灣民眾心中對整件事情呈現這樣的來龍去脈——“大陸小粉紅真笨蛋，這次選舉又被綠營忽悠，他們根本不知道台灣人在想什麼，結果適得其反，好蠢哦”的印象。至於綠營媒體的同志們呢？他們是受益者，自然不會出來點破。甚至還會跟着嘲諷一下“愛國支那人”多麼傻。
大陸部分：請出的盟友是“公共知識分子”。大陸“公知”一向對“帝吧小粉紅”們極度鄙視，甚至是當對方是義和團一樣的愚忠愛國者。這就給了我們可以將計就計的機會。由於大陸公知消息比較不靈通，反映較為遲鈍。所以在選舉之後，有必要把選後台灣媒體和網民對這次選舉的評論再搬運到大陸網絡並at公知們。故意賣個破綻——你們快看啊，這些傻五毛又被台灣給耍了！哈哈。在公知們的心中，觀念也是“大陸深愛國民黨，民進黨是大陸的敵人”。同時又因為公知們往往“逢共必反”，所以他們肯定會把國民黨的選舉失利，視為中共的失利，從而會得意洋洋的大肆説嘴。如果此時再給他們遞上台灣方面的這些輿論，那真是“鮮花着錦 烈火烹油”啊——台灣選舉結果會自然呈現一幅“土共慘敗，五毛被耍”的圖景，多爽啊，公知屆時必定不疑有詐而大肆嘲笑並廣為譏諷。也自然在大陸這邊輿論上幫我們抹去了操縱的痕跡，而用扮豬吃老虎的方式為我們披上“愚蠢的棋子”的外衣。
在以上四個步驟中，其實如果仔細想想，作為一個大陸網民，每一個步驟裏都有可以去操縱、去做推手的空間。甚至在選前很長一段時間前就可以開始佈局了，比如facebook賬號是大家都能註冊的，那麼其實在選前就可以組隊去對岸，各種不經意地表明“大陸最喜歡國民黨了，國民黨上台之後我們就可以拿走台灣的利益”、“我們最害怕時代力量上台，那真是大陸對台政策的重大失敗，如果那樣我們真的就保不住台灣了”、“我們面對民進黨和時代力量的強硬，將會完全無所適從，好悲哀”之類的觀點。 要注意的一點是：潛伏一定要自然，別太過火太造作了。可以把自己就想象成一個忠黨愛國的好孩子，一心盼望統派國民黨上台，國共第三次合作共同誅滅綠營。自己要先“真誠地”認為自己信了，才能讓別人認為你真信。用自己人和盟友來操縱民意固然有效，但如果能操縱對手來為自己説話，那就更美妙了。公知們一向“逢共必反”，雖然被釣魚釣過多次，仍然堅持不改。這一點以後可以巧妙加以利用，讓他們做一些我們不方便去做的事，説一些我們不方便去説的話。只要設計縝密，是可以做到賣了公知，還讓他們得意洋洋數錢的結果的。
國民黨就算2016年這次黨產事件僥倖不死，硬熬到2020年，也必然極為耗費力氣。看看洪秀柱，靠自己向郭台銘借了9000萬新台幣，也只是續兩個月的命而已。就算蔡主席四年裏民怨沸騰，國民黨活到2020年，也不太可能領先優勢很大，更大的可能是明顯落後、輕微落後、輕微領先這三種中的一種。而只要國民黨不是選前優勢很大，本文所提到的操作手段，就可以重重打擊國民黨。
要知道，周子瑜事件，大概給綠營添了50萬張選票。而民進黨最終獲得的選票，也不過是689萬張而已（明報：689萬票 成就首位女總統 民進黨府院皆勝）。如果雙方選情膠着，這50萬張選票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不止是“總統”選舉，“立委”選舉中的影響也同樣明顯。我們要把更多的“時代力量”和深綠民進黨員送進立委人選，這樣只會搞社運、對立攻擊和意識形態、卻對治國一竅不通的人在台灣“立法會”裏面越多，台灣內鬥就越激烈，就越無暇經濟並做出各種荒唐舉動，越能加快台灣經濟自己玩死自己的衰落進程，越有利於統一。
想想看，國民黨就算僥倖鼓着一口氣活到2020，四年以來狗撕貓咬之下苦苦支撐，盼望着孤注一擲翻盤，卻被來自對岸的你的鼠標輕輕一點而再次葬送掉，個人的努力改變歷史的進程，這樣的操縱，也會有成就感吧。
如果國民黨2020再敗，那最後一口氣，也應該會嚥下了吧。
當然了，真實的操縱過程可以遠遠比描述的這幾千字要複雜的多，過程也沒這麼單調直白。只要發揮想象力，思路放開，可以找到很多可以用來攻擊的點。一個小例子，現在距離2020年還有兩三年，那麼如果現在佈局，在facebook上以國民黨支持者的身份出現，並有意和國民黨官方賬號和大V互動，營造或暗示出自己“國民黨”的身份，看國民黨大V和民進黨吵架的時候自己也上去幫腔，潛伏四年，屆時在選舉前一兩天玩個蔣幹盜書、大概八點二十發之類的遊戲（但要注意，必須盜個有致命殺傷力的“書”，否則意義不大還暴露了），那也是很有趣的。不用多了，二三十個活躍賬户一起活動，就足以讓嗅覺敏鋭的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們發現了。這比翻牆去facebook上，卻只和台獨分子罵架撕逼有意思多了。
當然了，以上都只是胡説八道的，切勿當真，只是娛樂扯淡。年輕人應該好好學習，努力工作，別整天花大把寶貴的時間去facebook上玩這些無聊的東西，一點好處都沒有。再次聲明，如果2018或者2020發生了類似的情況真的影響了台灣的選舉結果，那和本人一丁點關係也沒有。
十、爬不出的温柔陷阱
先來看一段文字：
在17世紀，失地農民進入城市，如果兩週之內找不到工作就會被投入監獄，再被放出來之後，如果還找不到工作就會被實行烙刑，當第三次因找不到工作而進監獄就會被處死。帕爾墨和科爾頓在《近現代世界史》中説：“1835年，在英國棉紡織廠二十一萬九千名工人中，十三歲以下的兒童佔四萬九千，十三歲至十八歲的少年佔六萬六千，成年婦女佔六萬七千。懷孕女工為了不被剋扣工資或解僱，不得不進行墮胎或在機器旁分娩，產後一個星期就要上工。九歲到十歲的孩子，在大清早二、三、四點鐘就從骯髒的牀上被拉起來，為了勉強餬口，不得不一直幹到夜裏十、十一、十二點鐘。他們四肢瘦弱，身軀萎縮，神態痴呆，麻木得象石頭人一樣，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慄。根據1840年的調查，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壽命為十五歲，曼徹斯特工人的孩子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歲就死亡。”“那些新興城市的居民聚集區都變成黃褐色的地方，因為在早期不斷受到大量煤煙的薰染。由於中部地區缺乏足夠的陽光，這些居民聚集區不論怎樣總是黑沉沉的。工人的住房倉促的建造起來，擁擠在一起。許多人全家都住在一間單房裏，家庭生活趨於瓦解。格拉斯哥市的一個警官説，這個城市裏有成片成片的平民住宅區，每個住宅區都聚集着上千個衣衫襤褸的兒童，他們只有教名，通常是諢名，用他的話説，就同畜生沒有什麼兩樣。……在許多新建工廠裏，勞動機械化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於工廠主寧肯使用年僅6歲的童工，還有女工。她們的工資比較低，他們通常比較擅長於掌握一個線軸的工作。工廠裏的工時很長，一天十四個小時，有時甚至還要更長一些，除了被解僱而閒得發慌外，工人的假日是少有的；而失業又是常見的災難。工人一天無工可做，也就一天生活無着。”從以上所説的情形可以看出，工業革命時，英國工人的處境比起希特勒集中營裏的囚犯實在好不到哪裏去，有些方面甚至還要更糟糕一點。當然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是要對此作辯解的，那麼他們又是怎麼辯解的呢？帕爾墨和科爾頓又説到：“對英國勞動人民來説，工業革命是一次難以忍受的經歷，但是應該記住，低工資也好，婦女和童工的使用也好，失業的痛苦也好，都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所有這些都存在了好幾個世紀。”張義潮：為什麼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沒有一個國家發生全國性大面積大量死人的情況呢？
我們討論清朝中後期歷史的時候，經常會把同時期進行的英國工業革命拿出來做比對，感嘆中國沒有跟上世界潮流。這本身是沒錯的，但很多人往前進一步推論：既然他們工業革命了，那生活水平一定是提高的吧，生活一定是更幸福了吧。
但事實告訴我們，在一段時間內，恐怕未必。羊把人驅趕到了工廠，讓他們像奴隸一樣的工作，為英國貴族和資本家們的“星辰大海”服務，然後廉價地默默無聞死掉，成為工業革命的肥料。
不要以為這是英國工業革命中罕見的、可有可無的事例：
紡織業、煤礦業等是英國早期工業化的一些主要部門。因此，童工勞動一方面直接為這些行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講，“產業革命得以完成，實有賴於兒童的勞動……”[14]（P459）。關於童工對社會的貢獻，就連資產階級的一些開明人士也不得不承認，“和蘭開夏的30萬女童工的勞動的1／8相比，每天只要扣去她們兩個小時的勞動時間，那些財富、那些資本、那些資源、英國的權力以至英國的榮譽就會全部化為烏有！”[7] 要知道這才僅僅是童工的一部分。即使英國議會在紡織業、礦業等行業中調查到的那些事實也並非這些行業童工的全部[15]（P229）。由此我們認為，童工勞動加速了英國的工業化進程，對英國的工業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童工勞動-學習中國
現代文明的起源之一，爆發工業革命的英國，是以這種醜陋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積累。
而英國還有龐大的殖民地，連本土公民都受到如此殘酷的剝削，殖民地人民可想而知。
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在上層建築層面產生相應的映射。隨着生產力的進步，這種殘酷的剝削逐漸被改變，經過工人階級的不懈鬥爭，今天歐洲工人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這種殘酷的工業化進程不但出現在英國，也同樣出現在其他發達國家，也同樣出現在那些後發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
而隨着工業化進程的發展，殘酷逐漸退卻，文明成為新的社會意識，升級為普世價值。
由於台灣的先發優勢（1949年時的人均工業指標遠高於同期的中國大陸），再加上冷戰和西方轉移技術的紅利，以及台灣人口較少，只需要拿下不多的工業行業，人均GDP上就足以成為發達經濟體。因此工業化進程較早完成，這使得在中國大陸尚存在或較嚴重的社會問題，在台灣已經消失或者明顯減輕。
台灣同胞們沒有系統學習過馬克思主義哲學，看問題總是從膚淺的上層建築層面去考慮。遇到社會問題，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層面的原因、道德層面的原因、政治體制層面的原因這些淺層的東西，而很少往更深層次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上考慮，更不用説主動思考它們的決定性了。
因此，當他們看到仍然處在快速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大陸存在的一些社會問題時，首先從腦子裏蹦出來的就是諸如：“文革摧毀了傳統價值體系”、“黨文化抹殺了人性”、“傳統文化的缺失使得今天的中國人沒有了道德”、“沒有選票，中國人是不可能進步的”。不止是台灣人，大陸的公知也是同樣的調調。
有些朋友可能會説，你上面囉囉嗦嗦説了這麼多，就是為今天中國大陸存在的社會問題，包括污染、貪腐、人心不古、冷漠這些洗地嗎？
當然不是，其實只要你反過來換個角度去思考，你會在其中發現解決台灣問題的一把鑰匙。
我們前面説過了，生產力會在上層建築層面產生投射。也就是説，人們如果生活在一個生產力發達的現代社會，那麼他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也會隨之提升。
就像我在這個答案（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8561899/answer/266079830）中説的：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仔細看看上面那篇微博上列舉的讓他“絕望”、“普通人沒必要再奮鬥了”的負面信息，除去最後一個紅H藍事件之外，其他所有的案例，放在10年前（2007年）或者20年（1997年），都幾乎肯定不會成為像今天這樣的社會熱點。就拿江歌案來説，一個發生在日本的個例殺人案件，居然能讓很多人悲憤到對中國社會產生絕望，這放在10年前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放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當時的人有可能都很難理解：這種程度的案件值得全社會傾注這麼激烈的情緒？——因為他們有遠比那更嚴峻的現實要面對。（注，如果對二三十年前的治安問題感興趣，可以參考這個鏈接：看一看二三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的中國社會治安問題）換句話説，恰恰是因為近些年來中國社會的快速進步，才讓這些嚴重程度原本根本不足以成為社會憤慨的事件，浮現到了表層，成為如此受人關注併產生極大社會情緒的熱點。也是因為中國社會的快速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身邊環境的改善，才讓人們對網絡上看到的在全國範圍內篩選出來的個例更加有觸目驚心的對比。……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人民對社會黑暗的容忍度必然會越來越低（因為親身能感知到的黑暗越來越少，越來越輕，那麼在網絡上即使看到原先程度的黑暗，其對比度也會比以前高的多）。1990年左右，劫匪在火車上用列車喇叭喊話，拿着刀子挨個搜身，有不服的捅上幾刀，車匪路霸打死有獎，大家該坐火車還是坐；放到今天，一個乒乓球教練下課的消息被禁止討論，知乎上的大家就要悲憤到難以言表，對這個國家喪失信心，紛紛喊着移民了。
也就是説，經濟越發展，民眾的思維越會趨向於“聖母化”（中性詞，不含貶義，下同），越看不得黑暗的東西，哪怕這些黑暗的東西在十年前還是較為習以為常的。人們對社會公平、對環境、對正義的要求都會隨着生產力條件的改善而提高。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就是這樣。人們在負面新聞面前變得更“脆弱”了，更“聖母”了。對於快速發展的中國而言，這並不是壞事，這會督促政府進一步提高自身的管理和服務水平。
但，“不是壞事”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經濟必須同步保持增長。
就像我在這個答案（常凱申：如何看待紅黃藍幼兒園發生的虐童事件？）中對幼教問題的改進説的那樣：
我不是教育方面的專業從業人士，僅以一個家長的角度提一些看法：1、可以考慮要求今後幼兒園必須安裝實時監控並整園覆蓋，並向家長公開，新建幼兒園則必須具備這樣的硬件條件才能通過驗收。政府可以考慮補助一部分資金，或者對貧困地區幼兒園的監控設備補助一部分資金，或者統一採購等等。2、加強立法環節，對侵犯幼童的犯罪行為加重打擊力度。解決目前犯罪成本偏低的問題。3、加大對幼師培養環節的投入，並嚴格准入資質。幼師的工資應該適當提高以增加吸引力，政府是否可以考慮對滿足某些條件（比如從業年限、級別）的幼師發放一部分補貼。4、政府應該進一步在學前教育環節加大投入力度，不要把學前教育都扔給社會資本，可以考慮以某種適當的形式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或者多辦一些普惠式幼兒園。近年來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資持續增長，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嘗試免費高中階段教育。但學前教育這塊，已經越來越成為被忽視的短板。現在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第一育兒成本太高（包括機會成本），第二看孩子太累，而統一看護則有利於降低成本。過去企業辦社會的時候，有些託兒所是接收3歲以下的孩子的，而現在這樣的公立機構似乎很少。但社會又有這樣的需求，應探索這方面的經驗。鏈接：“幼托難題"引關注 當年那些託兒所是怎麼"消失"的？不過，回頭看一看以上幾個改進措施，基本上都是要靠錢來堆的。經濟持續發展是以上進一步改進的基礎，同時也要靠全社會和政府部門的重視。
可以看到，這些全都是需要錢的，沒有經濟的增長，沒有錢，也就無從改善社會環境。
其他問題也是如此，就拿治安來説，有了錢，就能建更多的工廠，吸納就業；就能打造天網，震懾潛在的犯罪；就能蓋更多的學校，提升文化水平，提升人的就業能力，減少犯罪。
如果經濟停滯，那麼會出現一個可怕的問題：人民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不斷提升，但社會卻沒有資金去提升公平正義。那人民必然調轉矛頭，把“聖母化”後大大降低的憤怒閾值，發泄到政府和政治體制身上。
而且更麻煩的是，人民對公平正義的提升，雖然説是基於生產力的，但不一定是完全基於你所處社會的生產力的。舉個例子，中國80年代生產力很差，但是人民完全可以通過看到美國社會、港台社會的良好社會狀況，來提高自身對美好生活的渴望標準，進而導致其自身期望遠大於當時中國社會所能承受的財力和資源。
所以我一直説，中國直到本世紀才普及互聯網，是非常幸運的。如果上世紀80年代就有了互聯網，以當時中外的巨大物質差距，以如此清晰的面目呈現在人民面前，其局面將會更加糟糕。
2000年之後，互聯網把之前沒有擺在明面的黑暗部分地展現了出來，很幸運的是，此時也正好趕上了中國新世紀的經濟大爆發，中外的生活水平迅速接近，“期望”和“現實”的落差被保持在了一個尚能容忍的區間內，因此，互聯網的到來雖然在中國社會產生了遠超80年代的信息透明度和全民討論參與空間，但卻並沒有產生類似80年代末的危機。
也就是説，“期望”-“現實”< “某閾值”的時候，這樣的社會就較為平穩。
今天台灣民眾的“聖母化”明顯超過中國大陸，對公平正義的期望更加嚴格，連同性戀婚姻的法律都通過了。也就是説“期望”這個值已經非常高了。
那麼，如果此時，通過外在競爭，逐漸敲掉它的半導體產業，搞掉台積電，讓台灣經濟大幅下滑的話，也就會使台灣的“現實”這個值大幅下降。社會上將會重新出現之前已經消失或者減輕的各種亂象。
而此時，“期望”↑、“現實”↓，那麼“期望”-“現實”的值將會很輕鬆地越過台灣社會的那個“閾值”。
屆時的台灣，霧霾會有的，貪腐會有的，兇殺會有的，冷漠會有的，互相仇視會有的，官民矛盾也會有的、醫療糾紛也會有的。
一切符合更低水平生產力狀態的社會問題，都會隨着台灣生產力的下滑而出現，有的可能是第一次出現，有的則是重新出現，有的是原本就有現在更加嚴重。
而此時的台灣，想爬起來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人對公平正義和道德的期望值已經到了一個很高的程度，而從低生產力重新向上爬的過程，必然伴隨着對“小民尊嚴”的侵犯。就像各國工業革命的初期一樣。
舉個例子，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被剝奪之後，如果想新建其他工廠，促進就業，但是這個工廠可能會存在污染，那污染治理的設備要不要上，要不要開呢？
如果你不上，那污染就會嚴重，就可能會出現癌症村、地下水污染，糧食重金屬污染。
如果你上，那麼由於你現在已經在技術上沒什麼優勢，要靠價格才有希望和隔壁的“發達國家粉碎機”去競爭。那麼你上了這套設備，你的產品還有價格優勢嗎？還能賣得出去嗎？還能給工人發的起工資嗎？
按照各國的工業化初期路子，這個時候應該捨棄環保，優先發展工業。但現在已經不是一個世紀以前，也不是幾十年前了。都已經先進到通過了同性戀婚姻的台灣，還會容忍這種落後的產能來污染台灣的土地嗎？
好日子過慣了，是回不到重新艱苦奮鬥的時代的。
但不回到那個時代，台灣就無法重新站起來。
但是，這個過程非常痛苦，小確幸一代根本無法像他們的先輩那樣承受。
更重要的是，這在道德上也是令人憤怒的——憑什麼我們底層要忍受低工資、高污染，終日勞作，來為資本家的工廠重新起飛當炮灰？
那個時候的台灣，各種“兩難”問題會層出不窮，往左也不行（不符合效率），往右也不行（不符合公平），就像今天的拉美一樣，左右來回兜兜轉，國家持續沉淪，看不到希望。
那個時候的台灣，會有之前養成的牢固的“人權”理念，消滅掉任何希望重新向上爬的努力。
這是一個爬不出的温柔陷阱。任何企圖爬出來的強人，都會被台灣社會自己的“正義”力量拉回去。
對於我們中國大陸而言，要始終牢記，“大國崛起”不但與“小民尊嚴”不是對立的，而且前者還是後者的前提條件。試圖以犧牲“大國崛起”來構建“小民尊嚴”的做法，最終同樣會傷害的後者。用愛發電是不行的。要警惕任何不就事論事，打着“小民尊嚴”旗號在意識形態宣傳上貶低國家經濟發展重要性的聲音。
當然了，對於台灣，那就可以反着來，在經濟擠壓台灣的同時，多幫它們鞏固“小民尊嚴高於一切”的意識，多鼓勵台灣“去工業化”，這也符合台灣同胞的環保理念，它們會很開心的。
下面這篇習作僅供參考：常凱申：如何評價台灣 2017 年 8 月 15 日的大停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