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美將中俄樹為對手的冷戰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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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政府公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後，五角大樓在不久前又公佈了《國防戰略報告》，這兩份報告有着一個相同的核心內容，即把俄羅斯和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把伊朗和朝鮮視為直接威脅。
緊接着，就發生了美國海軍“霍珀”號導彈驅逐艦進入我南海島礁12海里，以及美國政府宣佈對洗衣機和太陽能電池板徵收保護性關税。很多國人疑惑，剛剛訪問完中國而把中國稱為“偉大國家”的特朗普總統，怎麼一回去就來個川劇似的“變臉”？
特朗普的“三個身體”
其實，在政治理論上有“國王的兩個身體”之説，是講國王身體的自然屬性和公共屬性。特朗普總統甚至有“三個身體”，一個是受之父母的“自然身體”，一個是受困於社會結構的“社會身體”，還有一個是受困於國家結構的“國家身體”。正如感情上親俄、對普京友好的特朗普總統不能施展其“自然身體”而受困於國內結構一樣；在中國問題上，對中國有好感的“自然身體”也同樣抗不過國內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
首先，軍事工業複合體需要強大對手。眾所周知，美國的經濟體系由二戰期間形成的軍事工業複合體所綁架。軍事工業不但直接支持着國會議員，很多研發機構、大學、乃至選民都是軍事工業複合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軍事工業複合體要得到聯邦政府巨量採購、研究機構要得到科研經費、普通選民要就業，其政治代表比如智庫、議員和有關政府部門比如國防部，就要極力誇大美國的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挑戰，尤其是來自制度上不同的大國的挑戰。
面對這樣的利益集團化的社會結構，特朗普總統的“自然身體”只能甘拜下風，“自然身體”被“社會身體”所取代。其實，在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這個問題上，就應該知道是特殊利益集團綁架了美國的國家安全，特朗普總統這樣做只是迎合了特殊利益集團的偏好，但卻是以美國國家安全為代價——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為敵，給“文明的衝突”火上澆油。
2017年12月特朗普宣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樹立外部敵人有助於彌合國內分裂。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見解依然有效，即當國內矛盾尖鋭的時候，政府會把矛頭對準國外以轉移視線，緩解國內矛盾。歷史上很多大國就是這樣乾的，而且現實中的美國顯然也領悟到大國存亡的奧秘——適度的外部緊張關係有助於國內團結。
在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着因資本權力帶來的天然的、難以克服的不平等性社會結構，這是其政治合法性危機的根源，因此在歷史上才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劇烈的社會抗爭運動。相較於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比如危機所導致的法西斯主義，二戰之後西方國家的政治危機有所緩和，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冷戰時期西方國家所面臨的來自蘇聯的直接威脅，各種政治勢力不得不約束自己。因此，冷戰的一個副產品就是西方國家國內出現的政治共識。
外部敵人是國內政治“凝合劑”
但是，冷戰結束以後，外部直接威脅消失了，共識政治逐漸演變為不妥協的“否決型政治”，其中，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加劇的社會不平等功不可沒，因此才出現了代表藍領工人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旋風”。在階級-階層不平等加劇的同時，上世紀60年代以來興起的文化多元主義所確立的“政治正確”，即在宗教、種族、性別問題上不問是非，又巨大地加劇了民族主義矛盾，形成了亨廷頓所説的美國的“國民性危機”——信奉基督教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受到外來民族的衝擊。這樣一來，階級上的縱向衝突、民族-宗教上的橫向衝突以及黑白衝突，都使得冷戰之後的美國國內政治呈現空前的分裂。特朗普上台就是這種背景的產物。
我們相信，處於國內分裂狀態的美國人開始懷念、感恩冷戰了，發現冷戰時期外部敵人是美國國內政治的“凝合劑”，因此今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才赤裸裸地視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強國為戰略競爭對手，將伊朗和朝鮮視為直接威脅。
到底是伊朗威脅了美國，還是美國直接威脅着伊朗？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內政治的重新團結。理解了這一點，就會明白特朗普的“自然身體”為什麼必然向“國家身體”妥協。
綜合美國-以色列關係、美國-俄羅斯關係、中美關係，看起來誇誇其談、氣勢洶洶的特朗普其實是一個弱勢總統，“總統”不屬於特朗普本人，而屬於社會結構和國家結構，屬於產生了社會結構和國家結構的美國曆史。特朗普總統的“自然身體”不得不讓位於“社會身體”和“國家身體”，而後者決定了，美國必然要尋找強大國家為其競爭對手。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