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亮：有些中國學者教育中國人可真辛苦啊，我來體諒一下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亮】

國際低端品牌H&M甘於做反華先鋒，跟着BCI欺負人畜無害的新疆棉花，造謠中國在新疆強制勞動，於是如願以償被中國人選出來一通修理，唾面自乾。

馬上有中國學者寫文章“提醒”我們，不要只習慣於從主權國家秩序看待國際問題，也要學會從商業秩序角度理解西方（《誰是BCI? | 施展札記34》）。作者就像重新發明了輪子一樣，向商業經濟發達的中國人指出，國際秩序不只有主權秩序，還有商業秩序，我們要學會尊重國際商業秩序，否則會吃虧云云。

一位真正長期戰鬥在國際商業秩序一線的投資人撰文反駁，指出商業秩序背後從來是主權秩序的角力，西方那套商業秩序本身就有各種“雙標”，“中國人吃的虧還少嗎？”（《沙燁：商業秩序優於主權國家秩序？別裝糊塗了》）。施展很快回應稱：我這是事實判斷，不是價值判斷，你不能用價值立場來批評我。沙燁再回應反問：存在沒有價值判斷的事實判斷嗎？你選擇事實組織成敍事，就含有價值判斷，比如，為什麼你拿中國比二戰後的德國，而不是二戰中崛起的美國？

要我説，像施展一批的青年學者已經很努力在告別過去了，相比過去他們那位膜拜西方秩序，並不惜祝願中國被核平的同道“阿姨”，他們至少表示自己是在為中國走出困境出謀劃策，而且嘗試建立新的學術框架。所以我要嘗試站在“更高位階”上理解他們一下。開宗明義，我認為，施展不僅重新定義了“商業秩序”，還重新定義了“事實”，並由此體現出，在主權邏輯和商業邏輯之外還有一種奇妙的“學術邏輯”。

重新定義商業秩序

2018年，“時間的朋友”跨年晚會同時推薦施展的《樞紐》和康納的《超級版圖》。前者借鑑了後者的一些思路，強調全球供應鏈秩序的重要性。注意，康納很清楚，談國際角力，不用什麼商業秩序這種詞，就用供應鏈這個詞。供應鏈是一種新的權力秩序，突破了民族國家疆界，不斷重新組織世界秩序。但這仍然是權力秩序，康納把這種權力的角力稱做國家間的“拔河”。可以説，國家競爭披上了商業競爭的皮，二者本來就難捨難分。施展認為兩套邏輯有時平行，有時衝突，有時合作，中國人要理解。

可是中國人本來就很理解啊，而且在親身實踐。全民批駁H&M和BCI，這不就是兩種邏輯的交叉碰撞麼，這不是很符合施展的期望麼？現在中國民眾對於BCI之類的瞭解，恐怕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民眾（別忘了大部分美國人在地圖上連朝鮮都找不到，更別説新疆了），這不也正好符合施展的期望嗎？那麼他又為什麼遺憾呢？我忽然想到，過去“普世價值”知識分子們期待年輕人都出國擁抱西方文明，結果留學生“一出國就愛國”，瞭解了西方底細，反而更愛祖國，這時候公知們又不願意了，稱他們是小粉紅，是極端民族主義分子。

施展例舉了一堆國際行業協會，説他們的標準我們必須遵守，否則就會被孤立。且不説某些協會玩雙標，標準的定義權本身就是一種權力，中國人為了爭取公平的國際商業秩序多麼努力，遭到多少無理打壓，已經不需要我多説。商業秩序同時就是一種權力秩序。阿瑞基寫《漫長的二十世紀》一書，説資本主義國家就是騎在商業市場身上的猛獸，強行干預和修改市場利潤的分配。BCI之類NGO就經常自覺不自覺地扮演資本主義國家的鷹犬，強扭商業市場本身的秩序。

施展們想了解西方對手的邏輯，這沒錯，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嘛，但瞭解的對不對要另説。我這裏介紹另一種理解——

在美聯儲工作的文一老師總結了一套西方秩序近代崛起的邏輯，一句話概括就是：商業-戰爭-科技的循環加速器機制。歐洲列強爭奪商業利益，不斷髮生衝突和戰爭，給軍事科技發展提供了動力，科技進步又進一步支撐熱戰和商戰。無論大航海還是萬有引力，都是在國家強力支持和競爭下才有條件發生，而不是什麼私人產權、選舉制度乃至心靈哲學孕育出來。牛頓手稿表明，牛頓不是被浪漫的蘋果砸出了萬有引力靈感，而是在研究炮彈彈道學的過程中推導出了第一宇宙速度（參見文一《國家為什麼繁榮》）。今天西方國家繼續用各種鬥爭手段延續“鬥爭-商業-科技”的循環加速器，只是手段更加高明而已。

牛頓的山頂炮彈發射的理想實驗（http://galileo.phys.virginia.edu/classes/152.mf1i.spring02/DiscoveringGravity.pdf）

文一總結的邏輯，和施展理解的邏輯，哪一個更接近事實？請大家自己判斷。

中國人比較講和諧，和平崛起，勤勞致富，很少主動搞“鬥爭-商業-科技”循環，除非逼急了。去年施展還有一篇文章，叫做《為何不應説“有本事別買我口罩”》。西方疫情嚴重，卻處處刁難中國的口罩，一邊要用，一邊又罵，海關扣押，公司欠款，全然沒有現代商業文明的規矩。中國網民生氣地説“如果你嫌我的口罩不合格，那你就別用啊”。施展批評網民這是在把口罩武器化，會失去西方的信任，從而打擊我們自己的產業鏈。**可是，這句話體現的不就是最樸素的商業秩序嗎？**自由市場講究自由選擇，不喜歡當然不買，別人不喜歡還逼着別人買，那就是強權邏輯啊！施展們一邊鼓吹商業秩序，一邊又反感中國人表現出的良好商業邏輯，為什麼如此自相矛盾？

我只能説，世界上有兩種商業秩序，一種是商業秩序，一種是施展們的商業秩序。

這種隱蔽的雙標可能他自己也沒意識到，再舉幾例：

施展説：“（如果我們讓別人別買我們的口罩）在日常狀態下，人們都從成本出發考慮問題，中國的優勢不可替代；但是非常狀態下，人們從安全出發考慮問題，西方世界可能會不惜代價來重建自己的生產體系，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就會遇到挑戰。”你看，説到西方就可以有“非常狀態”，可以有安全思維，可以搞脱鈎，也就是可以不考慮商業秩序而考慮主權秩序，但是説到中國就説我們要超越主權邏輯，要擺脱安全思維，要永遠理解對方。彷彿對方就不需要理解中國人的。

當然他也説了，西方不理解我們那是因為我們實力還不到，只能委曲求全。委曲求全到什麼地步？他的很多文章都在説同一件事：西方如果不信任我們了，我們就會坍塌；我們如果不信任西方了，我們也會坍塌。總之是我們坍塌。

在《什麼是真正的“長期主義”？》裏，他認為中國的長期主義只是一種頑固，英美體制才能保證長期感應世界潮流。比如他認為我們誤解了二戰時英國對法西斯的綏靖政策，什麼時候選張伯倫當首相，什麼時候選丘吉爾上位，英國這套體制是非常靈活的，總是能夠順應潮流，在合適的時候換上合適的人。把綏靖法西斯説的這麼清新脱俗，位階不是一般的高。這裏他其實重新定義了“不撞南牆不回頭”，撞到了牆，你就會回頭了，你又不是特斯拉，撞一下不就知道方向了麼……我倒不覺得這種雙標是別有用心，而是感覺到這很像PUA關係中受害者一方的心態，永遠覺得是自己不好。西方長期PUA我國造成了很多知識分子的精神傷害，我們也要予以關懷同情。

把想象當事實，把奇葩説當辯論

施展在與沙燁的辯論中一再強調，自己是在做事實判斷，不是價值判斷，還進一步提出第三個層面：範式判斷。我認為，試圖區分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這是一個進步。可惜，第一，一顆虛構的心始終引誘着他離開事實層面，飛啊飛啊飛，比如一邊説要講事實，一邊通篇不斷地説“如果”，不斷地玩推演，都是一個方向，中必輸。“如果”的事，那就不是事實。

第二，把價值判斷偽裝成事實判斷。比如關於陰謀論——“我主動放棄這種分析方法，因為面對陰謀論，無人能自證清白”，然而施展文章本身通篇在談心，談西方人怎麼想。按照其邏輯，談別人心裏的事，這就是陰謀論。無非是他認為只要把西方往好處想，就是事實判斷，把西方往壞處想，就是陰謀論。但是別忘了楊潔篪説的話，“我們把你們想的太好了。”這種陰謀論也要不得啊。

第三，始終跳不出自己的敍事範式，例如反覆強調研究德國、研究法西斯不代表喜歡法西斯，喜不喜歡法西斯這是價值判斷。問題是從來沒人説他喜歡法西斯，沙燁指出的是，動輒拿中國對比德國而不是其他大國，這本身就是一種西方人設定好的陰險敍事。看似講事實，實際在營造一種意識形態。

他説歐洲煤鋼聯營是德國人牽頭推動的，沙燁指出這不是事實，而是一個故事。我再補充一種故事，《科耶夫的拉丁帝國》裏指出，牽頭的法國人是想做大國，想要增加歐洲的凝聚力，能以一個歐洲帝國的實力來對抗英美帝國聯合體和蘇俄帝國，其思想瀰漫主權邏輯。在不同的故事之間對話，才可能有真的範式層面碰撞。可惜施展只習慣在“奇葩説”的範式層面進行一種假裝的辯論。

我贊同施展所宣稱的意圖——“要想知道對方怎麼想，就得知道他們的思維範式是什麼。”“為什麼BCI總部會做錯誤的個案判斷呢？這又與它所本能採用的思維範式有關了。”我很希望他能在這裏多説兩句，甚至能多寫英文文章，教育西方人走出自己的範式侷限。不過他馬上説：“反過來，國人本能地認為商人秩序就得從屬於主權國家秩序，這種思維範式西方人也不大容易理解。”我認為這話不符合事實，西方和中國都是複雜多元的，比如認為主權邏輯要從屬商人邏輯的“普世派”中國學者就有一大批，難道他們就不是國人？施展的話含有一種潛在的極端民族主義思維範式，應注意避免。

最後，施展們往往不能區分“説什麼”和“做什麼”，把別人説的一套價值觀和方法論當事實，不看別人實際運作的是什麼。我們要真正瞭解對方的玩法，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學習，比如各種NGO玩法。有人就指出：“中國企業與商業可以學習西方，注重發展出一種‘面具’，或者表面上獨立於政府甚至民族國家利益的‘商業秩序’，以求得私人利益、國家利益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利益的統一。”

重新定義學術“創新”

施展不孤獨，代表了一羣學者的思維邏輯。

在認識邏輯上，把主權秩序和商業秩序截然分開，這是典型的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思維，永遠在概念上分的很清楚，卻遮蔽事實上的一體交織。《樞紐》談了很多黑格爾哲學，卻丟掉了黑格爾“分-合”辯證邏輯。正如砍下來的手，就不再是活的手，正如西方政治學者永遠把國家和社會截然地分開理解，永遠處於一種分立的思維之中。

一位剛果黑人父親，5歲女兒的手腳被殖民者剁掉

當然他們也富有學術“創新”精神。比如為了證明西方社會“更可愛”，《你有沒有質疑過“資本本性是逐利的”？丨施展札記12》一文認為，“‘資本的本性是逐利的’這種説法完全忽視了‘人’的存在。資本只不過是工具，在資本背後的資本家都是活生生的‘人’”，這是跟着1980年代的文學大儒們，把政治經濟學也降維成了人學。再比如經濟學家薛兆豐重新定義了“剝削”，他説工人也時常剝削資本家。

施展的創新抱負顯然更宏大，厚厚的《樞紐》提出了一種8字型國際經濟循環模式，8字的一環是中國投資建設非洲，把非洲的廉價商品投放到歐美供養歐美人，另一環是中國把歐洲“先進”的價值觀、管理經驗傳播到非洲。中國就是8字中間的“樞紐”。也就是説，他要中國做好歐美價值觀的忠僕和中間商，管理好非洲，照顧好歐美。比起那些希望中國永遠給西方做長工的學者，施展是有進步的，他至少想着做管家了。這套説法如果能忽悠西方，掩護中國崛起，那也是不錯的。可惜西方人“不吃這一套”，比如誠實的米爾斯海默就説了：我才不想信你們中國人呢，因為我們美國人自己就不可信。（見觀察者網專訪米爾斯海默）

當然，我們也可以盡力尊重理解這樣的“學術”邏輯，比如我就能從施展文章得到啓發，他説：“（西方）跨國公司、行業協會等等，它們確立的各種標準一方面會影響各國企業，一方面也不可能脱離開它們自己所處社會的倫理標準之外。”是的，中國的跨國企業和行業協會制定標準，也不可能脱離中國的社會倫理標準。“等到入關之後，自有西方大儒為我們辯護”（山高縣語）。我們期待未來會出現西方自己的施展們，苦口婆心地勸西方人要好好的理解中國人的價值標準，尊重中國的商業秩序，建設好人類命運共同體，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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