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中國共產黨將型塑新文明，進而成為新文明——百年大黨，其命維新之三
繼福山提出“文明衝突”後，有關東西道路之爭似乎只有“非此即彼”的選擇。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之處在於，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黨的建設發展與中華文明相結合，從五千年燦爛文化中汲取養分，既堅持原則性又具有靈活性，從而能夠很好地適應中國實際，並以此最終形塑出中國共產黨這一新的文明。
本文為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謝茂松“百年大黨，其命維新”第三篇，談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文明的關係。
五、古今“中國”之為“中國”的文明普遍性：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及其底層結構的中國文明的三重普遍性
（1）中國革命具有的普遍性意義
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開宗明義講到我們共產黨的革命隊伍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是為解放人民的，他説：“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又飽含感情地説到共產黨人解救中國人民的責任以及我們為人民而死的神聖意義，他説：“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儘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為人民服務》中這些由平凡而入於神聖的日常話語，同時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話語，正是最好地詮釋了中國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中國革命既是近現代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具有革命的普遍性意義，即世界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意義；同時又以中國五千多年文明、中國近現代史自身的特點，使得中國革命具有了現代中國的革命特質。
《為人民服務》開宗明義講到共產黨革命隊伍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2）中國社會主義具有的普遍性意義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後建立了新中國，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同樣具有社會主義的普遍性意義，即世界社會主義的普遍性意義；同時也以中國自身五千多年文明以及中國近現代史自身的特點，使得中國社會主義具有了現代中國的的社會主義特質。
歐洲的社會主義進入中國，就如同當年印度的佛教進入中國一樣，佛教在印度消亡，卻在中國發揚廣大，尤其是中國發展出了大乘佛教，這是因為佛教的平等心契合中國文明儒家、道家的內在精神。同時，大乘佛教強調依據眾生不同根器發展出各種方便法門，則與中國作為大國強調政治家的高度政治智慧亦有深層次的契合。中國具有大乘佛教發展的最好社會、政治土壤。
從西周以來三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來看，西周分封制是中國文明的第一次創制，秦漢以下的郡縣制是第二次創制，中國共產黨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則是繼前兩次創制之後的第三次偉大創制。
（3）中國文明具有的普遍性更增強了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的普遍性
中國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中國社會主義所具有的普遍性，根本上是來自於作為二者底層結構的中國文明的普遍性。考古學家張光直將世界文明分為原生道路文明與次生道路文明，中國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則是一次次斷裂的次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作為斷裂的次生道路文明，並沒有其近代以來自詡的普遍性，反而是屬於例外。中國作為唯一的原生道路文明，恰恰更具有普遍性。
中國文明作為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文明，給世界提供了最為完整的文明發展樣態，美國日裔學者福山提出中國早在2千年前的秦朝就確立了西方近代才有的現代國家官僚體制。中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也是從秦漢以下一直延續至今，歐洲在羅馬帝國崩潰後就再也沒有出現歐洲一統的帝國，現在的歐盟試圖如此來做，內部卻充滿分裂，困難重重，未來難以預料。
中國文明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帶來的普遍性，更增強了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的普遍性。也可以説，中國革命的普遍性、中國社會主義的普遍性，本身就是從中國文明的普遍性中內在、自然而演化、生長出來。古今“中國”之為“中國”，具有古今一體連續的文明普遍性，由此中國文明、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形成了內在一體的三重普遍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同時也是“百年大黨，其命維新”的最本質體現。
六、以“理一分殊”、“時位中”來理解“普遍性”的動態變化：中國社會主義的原則性與高度的靈活性以及階段性
佛教進入中國後，最終被中國接納、吸收的標誌是佛教中國化的完成，中國產生了中國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強調根據不同根器而發展出各種方便法門，佛之為佛在於覺悟，但進入的門徑卻不是唯一的，而是針對不同特點的根器對應有不同的方便法門，所以不能執着，要無所住相。佛的覺悟是原則性的，但方便法門卻是高度靈活的。
社會主義進入中國之後，與當年佛教進入中國一樣，同樣有中國化的過程。中國社會主義保持了原則性與高度靈活性的統一，由此我們則不難理解為何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同樣我們也可以理解社會主義相對於共產主義的階段論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這與《周易》“時位中”的核心原理的動態思維有着深層次的關係。
對比古希臘，它的原子式思維是靜態的，總是試圖找到最小的、不變的實體構成，這是屬於靜態的思維。而《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由六爻組成，六爻中任何一爻的變化，就使得該卦變成另外一卦，這是希臘原子式的靜態思維所沒有的。“時”在《周易》中、在中國文明中具有着根本性意義。由此我們能更深層次地理解鄧小平區分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靈活性與政治智慧。既然有初級，未來就可能有中級、高級，但具體是到什麼時候，甚至是否一定就要有中級、高級，也如禪宗這一中國化佛教所強調指出的，不能完全墮於字下，而是具有高度的動態靈活性。
中國在現代學習、接受世界社會主義而成就中國社會主義，世界社會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二者的關係，是宋明理學所説的“理一分殊“的關係。而今天的中國社會主義之於現在、未來學習中國社會主義的世界各國，同樣是理一分殊的關係。也如同當年的中國不能照搬別國的經驗一樣，其他各國學習中國社會主義，也同樣不能照搬中國的經驗，而要依據各自文明、歷史的特點加以各自的因時因地的轉化、創新。
七、中國共產黨的三層文明意義：中國共產黨是新型的文明型政黨，本身也將型塑新文明，進而成為新文明
天安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與“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與中國文明的“治國平天下”的精神具有內在關聯。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堅持其獨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同時其繼承中國文明“天下一家”的思想，使得中國共產黨將其共同富裕、共同發展的理念擴展於全球化下的共贏共享，最終將超越西方過去五百年贏者通吃的霸道思維。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中國共產黨在第二個一百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日，就是中國文明的全面復興之日，中國進而則延展出面向未來的新文明的想象力。而這首先要深刻中國共產黨的文明意義，要突破簡單地以政黨尤其是套用西方的政黨來理解中國共產黨而出現各種扞格不通的限制，要以文明來想象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新型的文明型政黨，本身也將型塑新文明，進而成為新文明，必須意識到中國文明所具有的生長性，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文明意義不斷深入、延展的三層文明意義。
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長期領先於世界，在工業文明時代則落後、捱打而趕超。在工業文明之後最新的數字文明，與中國的農業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西方工業文明具有對於自然等的巨大破壞性，中國文明因而在對其學習必然存在一些矛盾、牴觸、衝突。但數字文明則不一樣，中國對於數字化真是如魚得水，中國在數字化技術的最新發展尤其是5G上，第一次與西方站在差不多的起點上。
數字文明互聯互通的思維與中國農業文明的思維具有高度的相通性。中國文明過往是一種農業大國文明，它所具有的“天人相應”文明原理天然地具有整體、循環的思維方式，這在工業文明時代一度被認為是落後的，而在數字文明時代則將重新空前地激發其內在的活力。“天人相應”中最直接的是人與土地、大地、陸地的緊密一體關係，與大地相應的“風土人情”具有文明意涵。
數字化也與中國文明的大一統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數字化的技術將使大一統更為徹底化。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長期領先於世界，在工業文明時代則落後捱打、奮起趕超，而在數字文明時代則有可能重新領先於世界，從而“回到歷史的中國”。這同時也意味着面向未來的新文明想象力，即對於下一個五百年乃至千年的文明想象力。
中國共產黨熔鑄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數字文明以及生態文明為一體的中國新文明，將會以農業大文明的思維結合數字文明的思維來發展工商業，發展數字經濟，並將重建人與土地不可分離的共生關係，這其中也包括人在具體時空中的歷史感。這一切涉及新文明的遠大抱負，而雄安新區作為千年大計，其未來的文明史意義正在於此。
習近平總書記提醒全黨同志，“網絡安全和信息化事關黨的長期執政，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羣眾福祉，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這一方面是如當年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一樣地看到未來的預見性，即看到了數字文明的未來；另一方面也是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新文明的歷史文明的自覺意識。從毛澤東到今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能預見性地看到未來，而始終能預見性地看到未來則來自己於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保持初心，初心在百年黨史的具體歷史中展開，誠所謂“百年大黨，其命維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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