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昕：普京語境中的“俄羅斯”，是在帝國和民族國家之間“走鋼絲”？
【採訪/觀察者網 朱敏潔】
**觀察者網：**張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觀察者網的採訪。首先，關於蘇聯解體的解釋模式。從那一刻起，人們就在分析這一重大歷史性事件，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新的解讀。站在30年這個時間點，再看這些不同的解釋範式時，有什麼新認識？對哪種解釋框架的感觸更深？
**張昕：**關於解釋框架，就我自己有限的閲讀來看，蘇聯解體30年跟20年或10年相比，沒什麼太大變化，至少沒有看到一個系統性的全新理論解釋框架出來。當然隨着歷史的變遷，我們對“蘇聯解體”這一事件的理解更加豐富了，這是毫無疑問的。
就我的理解，這種豐富性包括幾個層面，其中特別明顯的就是把“蘇聯解體”作為一個長週期的過程來看待，不僅僅關注蘇聯解體的1991年12月的這個時間點，在中國、俄羅斯、前蘇聯地區以及歐美學界都有這樣的趨勢。
具體做法，歷史學界可能做得比較多一些，把從蘇聯晚期到以聯盟國家解體為最終結果的過程看成一個社會矛盾、經濟矛盾逐漸累積的過程，最後導致“聯盟國家崩潰”意義上“蘇聯解體”的最終爆發。
比如，這個過程可以分成幾個階段，戈爾巴喬夫改革往往被視為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80年代後半段以東歐國家脱離蘇聯這一“準帝國”或“類帝國”體系為標誌的，在此意義上1989年和1991年是兩個有關聯、但又可以區分的過程，即東歐國家逐漸擺脱原來蘇聯準帝國體系的控制、包括兩德統一以及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冷戰”的實質性結束，其實早於1991年底的蘇聯解體。
第三個階段，則是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蘇聯這一聯盟國家的解體。
這幾個階段是相互關聯、但又相對獨立的過程。
近期還有一類研究則把眼光從高層政治精英的視角，轉移到微觀的社會層面，或者説引入了社會史、物質史的研究視角。這可能是最近20年關於蘇聯解體、蘇聯史、東歐地區領域比較活躍的，尤其是在歐美學界，這也為理解蘇聯解體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維度。
研究聚焦的不僅僅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里根、科爾、納扎爾巴耶夫如何，不再只聚焦於少數的國家領導人或最頂層的政治精英，還有底層社會大眾、中下層的官僚幹部羣體等等，尤其是後者作為蘇聯政治體系中的中段和末梢，在整個解體過程中的認知改變和行為變化，這些更微小、但數量更多的個體行為加總起來，對最後狹義上的“蘇聯解體”構成了很重要的參與力量。
還有一些新的研究倒是和“30年”這個時間點直接相關。一方面，30年已經足以構成“中期”的時間維度，讓當年轉型前很多對於轉型結果的預期、猜測和政策期待有了一箇中期考察的可能，一場巨大的社會實驗到了可以部分看到現實結果檢驗的時候了。
另一方面，通常而言30年也是一個事件可以進入傳統歷史研究的節點，從而蘇東地區一部分夾在歷史和時政熱點之間的議題可以合理地進入史學研究的範疇。與之相關的另一個“30年”的意義在於很多國家檔案的保密期是30年，所以最近幾年，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一批檔案逐步解密、公開，為我們瞭解蘇聯解體以及整個蘇東變遷提供了很多新的歷史細節。
比如，地緣政治層面的蘇聯與美國、蘇聯與歐洲國家及北約之間的關係，具體到80年代末討論蘇聯要不要撤軍、怎麼處理兩德問題的背景下，當時美歐或北約到底有沒有對蘇聯及後來的俄羅斯做出過北約不再東擴的承諾等等。
最近三四年，學者、研究人員對這批新材料有了比較系統的利用，在多個領域（歷史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等）都出現一批研究成果，其中有很多對當下的政治現實也有重要意義。
除此之外，與前面提到的長時段、分階段類似的另一個做法，是將蘇聯制度、蘇聯體制按照政策維度加以細分，從政策空間、制度空間的角度來重新複雜化對蘇聯解體的認識。
比如，我們經常把蘇聯解體跟1991年末的聯盟國家解體事件等同起來，但實際上從制度變遷、政策變化來看，這個過程至少覆蓋“蘇聯體制”以下幾個基本維度。一是社會主義革命理念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二是蘇共的制度安排，包括一整套組織理念跟實際操作，三是公有制、計劃經濟為核心的經濟體制，四是跟狹義的“蘇聯解體”最直接相關的，即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的聯邦制國家，最後形成以經濟上的經互會、軍事上的華沙條約為組織軸心的地理空間，即一個超越蘇聯邊界的類帝國或者準帝國。所以，如果按制度或政策空間為劃分維度的話，蘇聯解體其實包括這五個層面的系統性、大規模變化。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五個層面的變化不見得必須完全同步。戈爾巴喬夫改革其實就是想保留其中的一部分，有限度地改革另一部分，其出發點並不是希望這多個層面同時發生革命式的變化。所以，怎麼理解蘇聯體制這五個層面之間的關係、以及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發生變化的多重可能性，30年這個時間點也打開了新的視角。
實際上，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實踐嘗試來看，這五個層面之間的關係是存在多種可能的。近期，關於蘇東轉型的研究中很重要的一個亮點就是展示了蘇東地區曾經有過自己的“全球化”體系（尤其是相對於我們現在已經習以為常的、1991年之後的所謂“全球化”）、以及80年代該地區的改革其實討論、嘗試過好多不同方案，雖然從事後結果來看，我們觀察到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兩種。
當我們把“蘇聯體制”的多個維度打開之後，對於理解蘇聯解體、蘇東轉型的性質以及蘇東轉型過程如何塑造該地區最近20年的一系列新變化，都提供了重要線索。
**觀察者網：**聽了您這段闡述後，我意識到之前給您的採訪提綱中有一個族裔問題恐怕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很多時候在理解蘇聯解體時，認為一個多民族邦聯制國家的崩潰是不是因為國家共同體的建設出了問題，事實上幾個制度層面的改革問題聯動之後，其實不簡單的是共同體建設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當它開始改革之時，很多要素的聯動性就可能超出控制範圍了。再加上後來這些加盟國內部的一些變動，使得整套體制發生問題。
**張昕：**有可能。其實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蘇聯改革者恰恰是希望動別的，但不要動多民族聯盟國家這個框架。比如説，可以在意識形態上做些調整、引入一些自由主義的元素，地緣政治上可以跟西方搞緩和，從東歐撤軍、允許德國統一，基本放棄對東歐衞星國的控制等，經濟上可以搞一點資本主義的東西，諸如此類的變革都可以。但一開始不僅是戈爾巴喬夫、還包括那個年代的改革者都沒有把多民族聯盟國家作為改革對象，或者説當時覺得這個層面根本不會動，也希望藉由其他層面的改革來維護這個層面。
這裏順便展開一下，前面提到的蘇聯體制的五個層面裏，我覺得多民族聯盟國家這個層面遺留的歷史糾結或導致的中長期影響是最深遠的，其他層面可能變了也就變了，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但這個層面不是，無論你稱之為遺憾也好或糾結也罷。
這也聯繫到你所提到的族裔問題。普京在2005年的國情諮文演講中有一句話——也是被反覆引用的——“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但是，大家在引用這句話的時候，往往只引了前半句，而把後半句給省略了，他的後半句説——有必要引用一下原文——“至於俄羅斯民族，這成了一場真正的戲劇性事件。數以千萬計的我們的公民和同胞發現自己身處俄羅斯領土之外。此外，解體的流行病也感染到了俄羅斯本身。”【注意普京這裏的“俄羅斯民族”用的是政治意義上的российский，而不是族羣意義上的русский】。 普京心裏怎麼想，我們沒法確認，但至少這段話的字面意思告訴我們，普京主要是從哪個意義上理解蘇聯解體的。
在俄羅斯官方電視台播放的最新紀錄片《俄羅斯：最新歷史》中，普京針對蘇聯解體30年也再次表示： “什麼是蘇聯解體？就是以蘇聯為名義的歷史對俄羅斯的分離”。他還是強調人羣、民族跟政治單位（包括地理單位）之間突然發生的巨大的割離，這是他對30年前變化的核心關切。換言之，他並不太抱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沒有了、或是蘇共沒有了、或是計劃經濟體系崩潰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強調要對蘇聯體制進行這五個層面的劃分的原因——當然換一個人可能會分成六個或七個層面——主要是想以此來説明制度或政策維度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理論與實踐的多重可能性。
普京接受紀錄片採訪，談及在上世紀90年代的個人經歷 視頻截圖
**觀察者網：**確實，普京對蘇聯問題也不曾迴避，你提到的他在近期紀錄片中稱蘇聯解體為“歷史上的俄羅斯的解體”，怎麼理解普京的這段話，在他的語境中“俄羅斯”的內涵是什麼？這種描述背後是為了構建怎麼樣的俄羅斯歷史，當然這種構建本身應該也涉及國家認同的敍述？
**張昕：**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表達，包括這部紀錄片的推出。2021年12月12日，“俄羅斯-1”台播放了這部製作精良的紀錄片《俄羅斯：最新的歷史》，主要講述了蘇聯解體後的整個1990年代，俄羅斯內外經歷了怎樣的黑暗、混亂、悲慘的局面。2000年以後這一混亂局面又是如何在新的領導人和體制下逐步得到遏制的。潛台詞就是，不能再回到90年代的混亂局面。這跟你採訪提綱後面提到的蘇爾科夫的文章也是有對應的。
普京在這部紀錄片中強調了蘇聯解體是歷史的俄羅斯的解體、蘇聯解體其實是中斷了歷史的俄羅斯。我印象中普京好像是第一次使用這種表達。這樣的表達和這部紀錄片用我們更容易理解的話來講，某種程度上就是俄羅斯最高領導人以及一部分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所做的針對自己歷史的“通三統”的努力：試圖搭建三個歷史傳統、三個主要歷史階段之間的傳承勾連，就是沙俄時代、蘇聯時代以及1991年至今的新俄羅斯。
當然，這種“通三統”努力裏的歷史延續性有微妙之處：比如上世紀90年代是現在要批判、迴避的新的“混亂時期”（借用俄羅斯歷史上1598年留裏克王朝終止到1613年羅曼諾夫王朝創立期間的“混亂時期”的説法），但是如何超越這個時代來構築歷史傳承性、延續性？俄羅斯最高領導人現在認為蘇聯解體打斷了歷史傳承或歷史延續性，但是又日益嚴苛地批評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激進性，所以是希望在摘除蘇聯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蘇共等要素之後，選擇性地保留並強調那些能夠對歷史延續性做貢獻的部分。
構築歷史延續性的一個重要努力就是關於“俄羅斯世界”的論述，即某種寬泛、鬆散的俄羅斯文明共同體的概念。這個概念當然不是新的創造，即便只考慮1991年之後的新俄羅斯，其實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被動用。到2000年以後蘇爾科夫直接參與進來，對其賦予了新的涵義。這就是上述建構歷史延續性的重要渠道或維度。聯繫到前面引述的普京那句“地緣政治最大災難”的話，蘇聯解體這一地緣政治悲劇就是對“俄羅斯世界”所代錶的歷史的反動或割裂。
所以，也可以這麼理解，這部紀錄片的推出和背後史觀的推廣代表的就是俄羅斯的新的歷史教育，本身是在回顧解體後的混亂局面，為21世紀以來的整套制度模式、意識形態以及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建立歷史正當性。
**觀察者網：**這樣聽起來，“俄羅斯”這個概念似乎有點接近“中華文明”的意涵，某種程度上“俄羅斯”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國家概念，而是一個類似文明的框架？
**張昕：**是的，這也是俄羅斯國內對於“文明型國家”的興趣在上升的重要背景。去年底，普京在年度記者招待會上的一些表述也是比較引人注意的，如果站在所謂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認識基礎上去看，甚至會讓人覺得反感甚至危險。普京反覆強調烏克蘭、頓巴斯，都是歷史上的俄羅斯固有的領土。這裏的“俄羅斯”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就是我們之前引用過的他所説的一直延續下來的那個“歷史上的俄羅斯”。隱含的意思是：之前分了也就分了，我們也忍了，但這個歷史事實一直沒有改變，由此他還強調烏克蘭是列寧創造的一個國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無論是“俄羅斯世界”，或“歷史上的俄羅斯”作為一個文明體，有寬泛的歷史承襲，這就是可能貫穿其三個歷史階段、統合三個傳統的基礎。
當然，剛才我引用的都是俄羅斯最高領導人以及圍繞在最高領導人周圍的一小部分政治精英圈內的表達，這樣的理念和表達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整個俄羅斯社會的共識、並願意付諸實踐，我覺得還是要打個問號。
比如，最近關於俄羅斯是否會和烏克蘭開戰的問題，俄羅斯公眾總體對此其實是比較淡漠、甚至反感的。各種民調顯示當前老百姓關心的主要是國內民生問題，像是通貨膨脹、就業、疫情防控等，而不是和北約的關係、或者跟烏克蘭開戰，而且對跟烏克蘭發生全面戰爭的支持率非常低。
之前俄羅斯公眾對收回克里米亞的行動曾有很高的支持率，但是一旦烏東戰爭的血腥現實呈現出來後，俄羅斯社會很快就轉向一種防禦式的態度、更多否認烏東是真正的戰爭、撇清俄羅斯與其干係，而把批評矛頭指向美國和烏克蘭政府。目前來看，如果俄羅斯和烏克蘭發生全面戰爭，俄羅斯社會很難重現收回克里米亞最初曾有過的愛國主義高漲的跨階層共識。
**觀察者網：**既然您提到蘇爾科夫了，正好可以談談他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也被國內媒體注意到了。他在文中提到幾個問題，我看不懂，但覺得很有意思。
第一是他談到“如果‘沉默的意識形態’被忽視了，它最終會破壞現有的事物秩序，這正是蘇聯結束時發生的事情”，所以30年前有哪些事情是被忽視的？而他又説當下政府需要關注人們對什麼保持沉默，所以他擔心的是什麼，還是説他們已經嗅到了社會中的暗流湧動？
第二是談到對外輸出，他認為這種無序會通過某種方式對外輸出，但似乎又避免去談實際主權領土的擴張，所謂的疆界變得很虛擬，但又很廣闊；他甚至認為，俄羅斯會擴張，無關好壞，而是一種物理學，怎麼理解他的這段話？
普京與蘇爾科夫（圖右）
**張昕：**説到這篇文章，開玩笑説，這可以看成是蘇爾科夫的“老三篇”：第一篇是“百年孤獨”，第二篇是“普京的長久國家”，第三篇就是最近出的這篇“混亂去哪兒了？”。三篇文章之間也有關聯和延續。
最近這篇文章裏面，蘇爾科夫借用熱力學的概念，強調一個封閉系統內熵值會持續上升，而國家主要是一個減少熵值的工具。蘇爾科夫追問：如果21世紀前面20年，開始於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熵”值過高所導致的混亂時期歸於治理，那麼沒有消失的熵值和混亂又去哪裏了呢？而且他擔心現在俄羅斯社會內部又到了一個熵值上升、積累、可能會爆發的階段，最直接的應對做法——如同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經驗那樣——是讓熵值像蒸汽一樣突破封閉體系、向外釋放。
他所説的“沉默的意識形態”，我理解為指的是大眾政治被釋放出的力量、但是這些沉默的力量被釋放出來之後又是（按照蘇爾科夫的説法）“沒有結構的、黑暗的、不自洽的”，具體表現就是戈爾巴喬夫時期被釋放出來的大眾“其實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政治需求。而歷史反覆證明，針對國內政治這種“沉默的意識型態”的自由主義實驗非常危險，所以應對策略就是要對外“輸出混亂”。
“對內聯合自己”加“對外分離對手”這樣的策略組合在蘇爾科夫看來歷史上的諸多帝國屢試不爽，俄羅斯也是依靠這樣的策略才得以生存。他文章結尾的那句話尤其直白：“俄羅斯將會擴張，不是因為這好或不好，而因為這就是物理學。”
當然，蘇爾科夫現在不擔任正式的官方職務，所以你可以認為這純粹只是其個人表達，但他還是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和影響力。
你提的問題很好：蘇爾科夫所説的“熵”值到底是什麼意思？或者説，沉默的意識形態到底是什麼？他直接舉例的是上世紀80-90年代被釋放出的大眾的政治需求，這種需求是盲目、無序，從而危險的。之後，就內部而言，廣義上俄羅斯的歷史延續性被蘇聯解體給打破了，很多俄羅斯人突然發現不在自己的母國了——有點復國主義的那種敍述——那麼現在大多數人不滿的地方，即沉默的意識形態，可能是要重建我們的這個世界，包括族羣、意識形態、具體的地理邊界的重新迴歸。這樣的“沉默的意識形態”自然也可以跟近期東烏、克里米亞、黑海以及跟美國、北約之間關於歐洲安全體系的拉鋸戰聯繫起來。這也許可以作為所謂當下“沉默的意識形態”的一種註解。
我以前説過這麼一個觀點，當前俄羅斯最高領導人的一個社會基礎（尤其是第二任期以後），就是他喚醒了俄羅斯社會中“沉默的大多數”。在原來的政治體系跟精英領導秩序內，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的理念和追求得不到代表，普京這樣的政治領導人“喚醒”了這些人。
蘇爾科夫則把問題往前推進了一步：“喚醒”之後，這些無序、混亂的需求怎麼辦？我覺得這是一種可能的理解，但他原文的表達非常含混。
當然，這也是蘇爾科夫本人有趣的地方，有時候喜歡扮演哲學家的角色，用這種看似很哲學的方式來表述自己的想法。他有一段時間在俄羅斯政府擔任要職，前期主要負責克里姆林宮的對外公關、塑造意識形態和政治空間，比如參與組建和經營“統一俄羅斯黨”，是青年組織“走到一起”和“我們的家園”的發起人，提出和發展過包括“主權民主”“俄羅斯世界”在內的幾個主要政治理念。
2011-12年政治週期之後，他短暫離開政治中心，但後來又被拉回總統周邊的小圈子，包括擔任俄羅斯總統處理烏克蘭、南奧塞梯、阿布哈茲地區事務的個人顧問。
蘇爾科夫，“混亂去哪兒了？”
考慮到他個人的政治履歷、尤其是最近這一份官方職務，他現在寫出這樣的文章，自然會引發外界的很多想象。
他的文章當然也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對於俄羅斯歷史延續性的理解。在他想象的未來世界的圖景中，包括俄羅斯在內的當代大國都會有類似的內部熵值爆發、對外尋找釋放壓力的傾向——有的其實已經付諸實踐多年，然後只有某種相互承認勢力範圍的大國均衡才是未來世界避免自我爆炸的保證；而在此過程中，俄羅斯將恢復自己在“第三羅馬”或者“第三國際”時期曾經有過的地位——極少數的全球化推動者。這樣“亂中取勝”的想法在俄羅斯內部當然並不鮮見。
**觀察者網：**這些話語敍述，結合去年以來圍繞俄羅斯周邊的一系列動盪、及其在中亞的動作，俄羅斯對後蘇聯空間是怎樣的看法，試圖構建的是一種什麼秩序？今年初，您在觀察者網的一場講座上，在談到俄羅斯與“後蘇聯空間”的問題時，用了“再見帝國？”這個題目，現在有什麼變化或回應嗎？
**張昕：**上次在線下活動上談的確實是很初步的想法，“再見帝國？”這個標題其實是借用了俄羅斯戰略界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德米特里·特列寧當時的一個判斷：以2020年在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阿塞拜疆衝突、白俄羅斯政治變動、以及中亞出現的一系列變化為代表，當時透露出來的一個跡象就是俄羅斯在處理後蘇聯空間或者自己的“周邊”（“近海外”）地區內的事務時，有些力不從心，成本越來越高、難以維持，必須做出適當收縮，甚至部分容忍土耳其在最近的納卡衝突過程中進入外高加索地區，這在以前是很難想象的。
2021年3月21日，作者參加“觀學院”活動，作了題為“再見，帝國？”的演講。
對於這些可能的新原則，俄羅斯國內討論也很多。對俄羅斯一部分精英而言，最近事實顯示，回到蘇聯時代的那個帝國體系（五個層面中的一個）或者200年前的沙俄帝國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也不能再期望以原來蘇聯時期維護中央跟地方關係的方式來維繫跟這些國家的關聯。
去年年底，俄羅斯瓦爾代俱樂部在解體30年紀念日前推出了一份報告《沒有邊界的空間》，作者是跟我們有過合作的俄羅斯學者季莫費·博爾達喬夫（或譯成“博爾達切夫”），他此後又在俄羅斯很有影響的政治雜誌《全球事務中的俄羅斯》發表了類似主題的長文，兩個文本全面梳理了俄羅斯政治精英對如何處理周邊關係的一種“中位”看法。（注：季莫費·博爾達喬夫的相關文章鏈接見文末。）
基本意思就是，俄羅斯要更加聰明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在完全承認蘇聯解體的事實前提下，也要充分意識到自己跟周邊國家（主要是前蘇聯空間、或者是“歐亞空間”）有不可能改變的地理關係和共同且特殊的歷史關聯；回到沙俄帝國或蘇聯時代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但這些事實也無法抹殺歐亞空間在時間跟空間上的特殊延續性。同時，俄羅斯的領土、人口、在歐亞地區內的地理位置和歐亞空間內以軍事實力為基礎的綜合能力也是改變不了的。換言之，俄羅斯和周邊鄰居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建立理想狀態下國家間完全平等、獨立和一致的關係，而針對周邊國家的關係俄羅斯也要根據每一個對象的特點做出更加靈活多樣的安排。俄羅斯和周邊國家都要基於這樣的基本認知來考慮相互之間的關係。
當然，有些話博爾達喬夫的文章裏沒有直接説。比如，以烏克蘭為例，所謂的靈活處理，有沒有可能以某種方式建立一個實質上的中立國？以某種條約形式確立下來？
同時，最近這一年多來，這片空間的局勢變化非常之快，有很多情況是一年前沒有預期到的。比如，過去一年白俄羅斯政局在起起落落之後，俄羅斯已經大大壓縮了盧卡申科原來在各方輾轉騰挪的空間，把白俄羅斯更緊密地拉回到了自己的控制軌道。圍繞烏克蘭的地區衝突中，俄羅斯去年12月也出人意料地向美國和北約主動提出兩份關於歐洲安全的協議草案，還有就是今年1月剛剛發生的俄羅斯主導的集體安全組織向哈薩克斯坦派出維和部隊。這些都是特殊、且靈活的關係可能的體現。
在俄羅斯政府對美國和北約提出的安全保障協議草案中，俄羅斯最重要的訴求很清楚：美國和北約承諾北約不再東擴，拒絕接納蘇聯前加盟共和國加入北約。具體的關於限制雙方在相關地區部署特定級別武器和進行軍事演習的訴求，則相當於在現有“控制區域”上各自後退，建立一個緩衝區。這種方式不是一方完整控制另一方，不涉及領土的“迴歸”或者“吞併”，但也要承認俄羅斯和周邊在歷史跟空間的特殊性。在此基礎上，各方可以做出一些靈活的安排，包括比如最終對烏克蘭進行實質上“芬蘭化”的安排。
2022年1月10日、12日、13日，俄羅斯與美國、北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分別舉行安全保障會談。圖為1月10日美俄會談現場
這些做法和設想有點像是介於理想型的“帝國”和理想型的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之間的狀態。前者是邊界模糊、不斷擴張，對內允許有多重複雜身份，並不要求有嚴格且絕對的身份效忠，內部治理則針對人羣、地域的異質性保持多樣性。後者則是理想狀態下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對內身份、效忠關係單一清晰、均質化治理，對外邊界清晰、國家間平等共處，通過國際法來維護主權國家的這些絕對性與平等性。現在的俄羅斯就希望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某種中間態，甚至不是中間態、而是超越“帝國”和“民族國家”這種兩分法之外的自我定位和處理國家間關係的理念和制度安排。
前面我們談到的“俄羅斯世界”這一概念其實跟上述思路也有關聯。與之相關的還有俄羅斯國內很多有關“文明國家”的討論，旨在論證俄羅斯跟現當代的中國、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國家有相似之處，某種程度上都是文明型國家，都無法被理想狀態下的現代民族國家和這樣的國家之間的理想體系完全框住，也都沒有完全融入西方世界。所以，現在俄羅斯並不是要回歸到帝國，但文明國家背後的內外政治秩序跟理想狀態下的民族國家之間的體系肯定也不同。
“俄羅斯世界”某種程度上也是這樣的文明國家的一個要件，兩者有重合之處。這種世界觀裏面的俄羅斯是以文明體作為核心的，你接受我的文明就可以成為我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個狹義的種族或血統的界定，也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空間上的政治身份界定，就上述兩個維度對身份認同的界定都是相對模糊和開放的。這是我所理解的我的俄羅斯同行和俄羅斯最高領導人某些話語背後隱含的意思。
事實上，這些理念已經部分體現在近兩年俄羅斯與前蘇聯空間不同國家地區的關係的複雜變化上，至於未來能多大程度往前推，目前還不好説。因為這套針對政治身份、族羣認同、國家邊界的理論闡釋，在納入了很多前現代要素、並強調前現代歷史延續性的前提下，其實是有些後現代的意味在了。順便提一句，蘇爾科夫本人就很喜歡玩這套東西，一直想往這個方向做些概念理論上的勾連。
當然，相應帶來比較大的挑戰就是它的不可界定性，因為在後現代的世界觀和話語框架內，沒有絕對的真理，任何東西都是條件性的、都可以被再解釋，這就給理解現實、或者想象未來帶來了很大的空間、自由度跟靈活性，但無疑也會帶來巨大的不確定甚至是混亂。
這樣的“混亂”所帶來的一部分結果是，無論是蘇聯解體還是冷戰終結，可能沒有徹底改變一組更長期的歷史規律、歷史週期。有人開玩笑説，我們現在看到的帶上各種現代符號的諸如北約東擴或美蘇兩極爭霸，本質上都沒有改變兩百年以來的歐洲地緣競爭，地理版圖、族裔間關係的基本邏輯也沒什麼太大改變。所以很多西方人批評俄羅斯：你的這套民族觀、對內對外的政治理念，完全回到19世紀了，你要回到19世紀的想象空間內嗎？
但同時，也有不少人認為，冷戰以後的這套東西根本不是俄羅斯要維護的“現狀”，俄羅斯的實踐不是要簡單地回到某個歷史原點，而是在構建一個之前沒有實踐過的、某種意義上後現代的內外自我界定。現在的俄羅斯可能都處於一個痛苦的掙扎階段，這些抽象的東西怎麼具體呈現，還不得而知。
頓巴斯地區居民申請俄羅斯護照。2019年，普京簽署法令，放寬烏東居民申請公民身份限制。圖自路透社
**觀察者網：**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歷史上存在過大的帝國時代，或者説疆域不斷擴張時期，它所遺留下來的影響恐怕會非常深遠，而且這種影響可能也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其實我起初的理解是美國撤出阿富汗之後的混亂狀態給了俄羅斯一定的操作空間，但聽您談到俄羅斯近期在處理歐亞事務的舉動及其背後邏輯後，我需要修正自己的理解。博爾達喬夫説的俄羅斯應如何處理周邊事務，是策略性的，具有實操性，而且現階段只能這麼做，但像蘇爾科夫或普京談到“俄羅斯”，則是在更廣泛且模糊的空間去描述“俄羅斯世界”，但回到現實，他們又是很務實地處理問題，與此同時還對周邊保持具有解釋空間的關係。
**張昕：**可以這麼理解，其實蘇爾科夫以前的文章中也有過類似表述：現在的俄羅斯沒有這樣的能力、也沒有充分的資源，不再奢望回到帝國時代，需要承認過去30年前蘇空間、歐亞空間確實發生了重要變化，一組獨立國家出現了。俄羅斯必須以現有的有限資源跟能力，根據每個鄰居的情況重新考慮跟他們的靈活關係。博爾達喬夫説的，現在構建的不是俄羅斯的“勢力範圍”，而是俄羅斯和鄰居們共同的“利益範圍”。
這個空間內外有的國家就擔心，哪天俄羅斯能力、資源又上升了，可能兩者之間就不是這麼“靈活”的關係了。其實，現在俄羅斯國內有一些歐亞主義者，他們的想法很直白，要在某種程度上重建沙俄或蘇聯帝國，要實實在在地重回大的政治版圖，當然有可能波羅的海三國已經不在他們考慮範圍內了。
順帶説個最近的細節，2021年年底普京的年度記者會上，他提到上世紀90年代蘇聯被分成了12個單位。這就很有意思了，哪12個？當時是15個加盟共和國。最合理的一種解釋，就是他把波羅的海三國“踢”出去了，只是不確定普京這樣的表達是某種信號的釋放，還是潛意識地脱口而出。
不過，再次強調一點，我們討論的上述這一整套表述——包括“俄羅斯世界”在內——有其工具性意義，可以被不斷動用、再解釋。這些概念、觀念其實並不是現在才提出的，甚至不是普京時代提的，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段就出現了，起初往往比較多地在知識分子羣體中討論，接着政治人物開始考慮怎麼把它應用到現實中。
比如“俄羅斯世界”概念在90年代中後期的涵義和現在的涵義差別很大：當時“俄羅斯世界”的意思——用學術化的語言來説——是“去領土/去中心”的，其實是非常悲觀的，對應的想象圖景是蘇聯之後的“俄羅斯世界”就像散播在各處的一組孤獨的羣島。到了2000年以後，這個概念和諸如“主權民主”等結合起來，開始帶有勢力範圍的含義。之後，這個概念的“領土性”被重新注入，在進一步政治化過程中甚至帶上了復國主義的色彩。直到最近，“俄羅斯世界”又很大程度上演變成為一個替代性的東西，就是把廣義的俄羅斯世界作為一個具有替代性的“非西方的現代性”。
2022年初，哈薩克斯坦發生騷亂，總統託卡耶夫請求集安組織援助。俄羅斯維和部隊前往哈薩克斯坦。圖自紅星台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幾年普京和一部分俄羅斯精英在公開發言中也越來越直白地表明自己所謂温和健康的保守主義的立場。本質上，這樣的保守主義跟“俄羅斯世界”也是一脈相承的，構成了對內對外的一套意識形態組合。
有時開玩笑講，這也算是當下俄羅斯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來源，即西方世界不再代表現代性、因此沒有佔據道義上的制高點，因為你們現在搞的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文化上的“白左”文化多元、加上國際關係裏以人權為名義對國家主權的干涉主義，不再是當年跟現代性緊密結合的自由主義；你們已經走得太遠了，我的保守主義才構成經典的現代性，所以現在要由我來保護現代性的正統。這一套理念跟民族、疆界、認同、內部經濟發展、處理周邊關係都是可以聯繫起來的。
當然，這裏我們也看到“俄羅斯温和保守主義維護現代性”的話語跟之前超越民族國家和帝國的某種後現代話語之間，這兩套敍述、兩套想象是有張力的。
回過頭來看蘇聯，其實也有類似的張力。之前對蘇聯就有兩套現代化努力的認識：一個現代化就是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國家這一整套制度，但另一個現代化又極具超越性——蘇聯既不是俄羅斯的國家，也不是民族國家，而是保持革命性、開放性的，所有的革命力量都可以加入，是一個未來所有社會主義力量共同的聯盟，這在當時是過去歷史上從未實踐過的一種現代化想象。而恰恰是這套東西跟工業化、現代國家建設意義上的現代化構成了一對複雜的緊張關係，兩者一直在相互撕扯，最後蘇聯的解體跟這兩套現代化之間的衝撞與糾纏不清也有密切關係。
其實，這組張力也同樣體現在當下俄羅斯對自己的定位上，包括政治定位、文明定位、族羣關係以及對周邊鄰國關係的理解，一方面是保留保守主義的硬核，要作為經典現代性的維護者；另一方面又在歷史延續性的基礎上希望實踐一套靈活的關係，超越帝國和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很有意思。
**觀察者網：**什麼時候把這套理論拿出來講，什麼時候迴歸到非常實用主義的政策層面，似乎切換自如？
**張昕：**因為我們看到的主要是少數的政治精英、以及一部分知識精英的表達，但俄羅斯社會的普羅大眾、國家機器中的中下層是不是接受或者能否同樣自如地在幾套敍事、幾種想象之間來回切換，就不好説了。
像前面提到的兩種現代化掙扎，在工業化、城市化層面，需要的是一套科學理性的經濟生產和管理方式，但在開放的、替代性現代化層面，最終恰恰是要取消市場、絞殺現代化的弊端，超越工業化、城市化所帶來的階層社會。這麼看來，這組矛盾倒有點像當年中國的兩個路線之爭。
當下的俄羅斯精英一方面希望拯救一個在它看來已經被西方世界帶偏的現代社會，但又希望動用歷史資源，包括前現代帝國的、蘇聯的，構建一個超越性的、替代性的體系，而不是簡單回到帝國體系層面上的國家間、國際體系。
前面博爾達喬夫講的主要是俄羅斯如何處理與鄰居的關係，蘇爾科夫則更多談到歷史傳承和延續性，兩者都包含了某些超越當下西方世界對現代社會政治關係或者政治文明的理解與實踐。換言之，這兩位也許都會問：為什麼一個有力的領導人的“百年治理”就不是現代文明？為什麼內循環就不是全球化？為什麼只有你説的這套才叫現代文明？我的這種替代性現代化可能比你的更有正義性。
**觀察者網：**確實，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的靈活性、工具性，但這在某些國家或民眾看來，這又是危險的，甚至有些反感。當然，我們承認這套做法及其背後邏輯有現實意義，但某種程度上是否真的代表了對未來世界格局的一種想象？
**張昕：**其實，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地區和國家也存在。最近我跟幾位學者在合寫的一篇論文就是比較當代俄羅斯、中國、土耳其三國在後冷戰時代回應美國霸權在歐亞大陸的衰退過程中，如何選擇性地動用歷史遺產、如何呈現相似的所謂“通三統”的努力（試圖勾連前現代帝國經歷、帝國解體後進入共和國時期的民族國家經歷、再到當代類似的自由主義改革歷程）。
比如，土耳其最近推動突厥語國家委員會進一步升級成為“突厥國家組織”，可以看做在歷史傳承基礎上對現狀不滿之餘所做出的一個回應，尋求恢復以族羣、宗教等文明要素為基礎的，對周邊地區的重新想象跟安排。這裏面既有歷史連續性，但也不是（也不可能）回到奧斯曼帝國，這種話語建構也是具備一定超越性的。
2021年11月11日至12日，第八屆“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峯會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土耳其、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六國領導人宣佈，將“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更名為“突厥國家組織（聯盟）”。其中，匈牙利和土庫曼斯坦為觀察員國家。
**觀察者網：**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當下或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地緣政治變化，還是會凸顯出幾百年前的那種帝國屬性，或者説至少不能忽視這一層的影響力？
**張昕：**當然這是一個可能的趨勢，但會有其他因素影響這個趨勢。比方，技術、軍事領域的變化。歷史上，核武器的出現對戰爭形態、對地緣政治競爭的性質都有本質的影響。近期，我們會看到歐亞地區本身也已經成為一個軍事技術、戰爭形態的試驗場。
前者包括在納卡衝突、烏東戰爭中無人機的大量使用；後者比如進展中的烏東戰爭，可以説是一場21世紀的“後現代戰爭”：打了八年的仗，到現在還在爭論這是一場什麼性質的戰爭，一邊説是內戰，一邊又否定；説俄羅斯參戰了，但又沒有穿軍裝、有正規標識的俄羅斯正規軍露面，俄羅斯政府也一直否認自己有軍隊參戰。
所以，在烏東問題的“諾曼底談判”模式裏面，俄羅斯一直堅持自己不是烏東衝突和明斯克協議的參與方，而是調停者和監督方。一方面俄羅斯沒有讓烏東地區和克里米亞一樣“迴歸”母國，俄羅斯和烏克蘭東部的國界、邊界沒有變，但又對頓巴斯當地居民——和在南奧塞梯、阿布哈茲一樣——大規模發放俄羅斯護照。諸如此類的新技術手段和操作安排可能會部分修正兩三百年以來歐亞地區的政治鬥爭的性質。
再者，國際制度的理念基礎也在發生變化，比如對於戰爭正義性的理解，比如在什麼條件下允許民族自決等。幾百年來的實踐與嘗試，至少有一些規則是被大多數人所認可的，即便這些規則的解釋跟動用往往是高度政治化的，但它畢竟跟兩三百年前的那個年代有所不同。就像美國現在也會受到指責：你當初在科索沃是怎麼做的？俄羅斯對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等國的霸權行徑的指責也有廣泛的國際支持。
所以至少有一套國際規則、國際機制可以拿出來衡量你的行為，至於主張的一方是否也能以同樣標準嚴以律己，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規則、規範本身是有的，而且變得更加豐富細緻。這些對於國際政治形態也會形成一定約束。世界是否會回到你前面所説的帝國競爭時代，我沒有把握，但是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歐亞地區肯定是考察這個趨勢最重要的一個空間，這點可以肯定。
注：
季莫費·博爾達切夫：最後的帝國及其鄰居——俄羅斯周邊安全與地區秩序，載《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3期。
季莫費·博爾達切夫：既非親生母親，也非繼母——俄羅斯與其周邊鄰國：在地緣政治與歷史之間，由微信號“歐亞新觀察”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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