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爾希望向所有人提供城市數據-Bloomberg

迄今為止，伊斯坦布爾大都會市政府已經上傳了330個數據集，涵蓋了移動性、應急管理、環境、能源和社會服務。攝影師：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2019年，伊斯坦布爾市長埃克雷姆·伊馬莫格魯上任時，他的管理團隊希望增加人們可以購買補貼麪包的地點數量。但這個想法遭到了市議會的拒絕，因為政治對手佔據了多數席位。於是，他的數字化地圖團隊開始行動。通過在伊斯坦布爾的人口地圖上標出所有市政府經營的麪包亭，他們得出結論，只有1600萬居民中的640萬人住在距離銷售點500米（0.3英里）以內。

“當市議會看到這一點時，他們接受了這個提議，”伊斯坦布爾大都會市政府的首席信息官埃羅爾·厄茲貢納説，“數字在説話，而不是政治。”

在過去的四年裏，厄茲貢納一直致力於推動伊斯坦布爾的數據驅動型政策制定。2020年，他的辦公室推出了開放數據門户，這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嘗試，旨在集中、數字化、匿名化，並最終發佈市政府的30家子公司和數十家機構收集的所有數據。迄今為止，大都會市政府已經上傳了330個數據集，涵蓋了移動性、應急管理、環境、能源和社會服務，公開了諸如公共交通乘客數量和每年用於綠化公園的水量等細節。

一個受資助的麪包亭，這些網點由伊斯坦布爾市長辦公室繪製，以推動政策制定。攝影師：Yasin Akgul/AFP/Getty Images儘管還有更多數據有待發布，但希望是企業家、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居民將利用這些數據集，提供新的視角，以改善他們的伊斯坦布爾同胞的生活。“開放數據有助於透明度、問責制、合作和公眾參與的知情，”獨立土耳其智庫TESEV的研究主任Itır Akdoğan説。

伊斯坦布爾數字化推動的另一個部分是數據實驗室，這是一個時尚設施，去年在迅速發展的巴沙克謝希爾區開設，用於舉辦培訓和活動，並容納使用市政數據的初創公司。在裸露的管道和混凝土梁下的開放式會議室裏工作，駐地的初創公司之一正在開發一款由人工智能驅動的停車應用程序，該應用程序分析來自市政停車場的數據，幫助司機找到停車位。另一家公司將圖像處理算法應用於市內公交車的安全攝像頭錄像，以檢測坑窪和其他道路問題。

伊馬莫格魯將伊斯坦布爾的數據倡議宣傳為一種透明治理的一部分，他表示這將使他領導的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與對手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區別開來，後者的決策被批評為自上而下和不透明。但是，對複製這種努力的興趣已經跨越了黨派界限；另外九個土耳其市政府，由CHP和AKP的市長領導，現在都有自己的開放數據門户。

伊斯坦布爾市長埃克雷姆·伊馬莫格魯在巴克爾數據實驗室開幕式上。來源：伊斯坦布爾大都會市政府數據收集和分析在滿足不斷發展壯大的城市人口需求方面變得越來越重要。馬爾馬拉市政聯盟數據與技術中心主任薩梅特·凱斯金表示：“城市就像一個不斷運轉的動態機器，開放數據門户可以幫助監測其過程，並在出現問題時發出警告。”該組織鼓勵馬爾馬拉海周圍190個城市的政府合作進行區域規劃。它為希望將數據整合到工作流程中的地方官員提供培訓、指導和技術支持。

儘管土耳其的市政當局在實際利用數據進行政策制定方面仍在採取凱斯金所稱的“初步步伐”，但他相信這類倡議最終將成為應對區域問題的一種經濟有效方式。他舉例説明了2021年工業污染導致馬爾馬拉海出現海洋黏液（也稱為“海洋鼻涕”）的情況。凱斯金表示：“城市的問題大多相同，需要共同解決；開放數據是一種利用有限資源解決問題的方式，而不是一遍又一遍重新創建項目。”海洋黏液。

作為一個良好的實踐例子，他指出Urban95，這是TESEV開發的一個互動、基於地圖的平台，幫助當局評估他們是否為年幼兒童及其家庭提供足夠的服務、基礎設施和援助。在五個運營該平台的城市之一的伊斯坦布爾，TESEV的項目協調員Bürge Elvan Erginli表示，Urban95正在被用來確定哪些社區應該建立新的託兒所設施。在注意到Urban95地圖上綠地不足後，Erginli還表示，兩個區市政府官員決定建立更多的公園和花園。

2021年6月，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馬爾馬拉海的Caddebostan海岸上的黏液。攝影師：Yasin Akgul/AFP/Getty Images然而，技術和政治障礙減緩了像Urban95這樣的數據驅動型政策制定工具的創建和採用。Erginli表示，她花費太多時間向有時不情願的機構請求數據，並將其標準化為可組合、比較和映射的格式。根據土耳其地理信息工程師、OpenStreetMap社區的活躍成員Said Turksever的説法，即使是伊斯坦布爾大都會市的開放數據平台在地理數據方面也存在侷限。“他們分享數據的格式還沒有準備好進行映射，因此使用起來效率不是很高。”

此外，根據TESEV的Akdoğan稱，土耳其的城市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使所有數據可用。她警告説，除非他們付出努力，否則市政府開放數據平台可能只是“用來向市民炫耀的東西”。馬爾馬拉市政府聯盟的Keskin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一個市政府的工作並不僅僅是説，好的，我們已經公開了所有數據。這本身並不意味着任何事情；只有在數據被處理和使用時，數據才會有價值。”

Turksever指出，在緊急情況下，完整、分析和易於訪問的數據可以產生巨大的影響。例如，建築物輪廓和高度的數據可以幫助救援人員估計在類似於今年2月摧毀土耳其東南部的地震中受影響的人數。在那場災難中，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發出絕望的帖子，分享受損建築物和被困親屬的位置，但由於缺乏一個集中的平台來收集和繪製這些求助信息，許多請求得不到滿足，結果是悲劇性的。

2月12日，哈塔伊倒塌的住宅建築。攝影師：Nathan Laine/BloombergTESEV研究主任Akdoğan承認，“土耳其的政治文化不願意分享信息和數據；即使在同一個市政府內，不同部門也不總是知道其他部門擁有什麼樣的數據。”然而，她的組織正在努力打破這些障礙，專注於技術方面的事情，這有助於決策者和官員儘管存在政治分歧，也能夠共同合作。在新冠疫情期間，TESEV支持了兩個伊斯坦布爾區的市政府，這兩個市政府的市長來自競爭對手政黨，他們進行了關於危機的社會和經濟影響的聯合研究，並提出了基於數據的解決方案。

這樣的合作為數據項目帶來了一線希望，可以幫助彌合長期以來阻礙土耳其有效城市治理的政治衝突。“我們試圖向他們表明，分享數據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Akdoğan説。“這是讓你變得更強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