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民主黨人仍然無法與工人階級對話 - 彭博社

Matthew Yglesias

再分配主義者還是預分配主義者？

攝影師：Pool/Getty Images 北美失敗的民主黨正在尋找新的前進道路，他們最有口才的領導者之一是康涅狄格州的參議員克里斯·墨菲。他們應該是“一個積極的經濟民粹主義政黨，建立一個廣泛的帳篷，”他説，“邀請工人階級選民進來，即使他們在每個社會和文化問題上與我們不一致。”

墨菲顯然抓住了要點：像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長喬恩·貝爾·愛德華茲這樣的温和民主黨人，今年在達到兩屆任期限制後離任，已經證明通過支持政策如醫療補助擴展和提高最低工資，即使在紅州也能獲勝——同時在墮胎和槍支等問題上採取更保守立場。肯塔基州的安迪·貝希爾州長也遵循了類似的策略。

彭博社觀點特朗普的世界觀並不像你想的那樣不可預測棕櫚泉的賠償展示了城市仍然是政策實驗室共和黨必須與那些否認大謊言的人和解為什麼聰明的公司會做愚蠢的事情但是，墨菲處方的第一部分是什麼：作為一個“經濟民粹主義政黨”具體意味着什麼？

墨菲在 《大西洋月刊》的長篇特寫 中詳細闡述，稱民主黨需要“認真對待將權力從擁有者重新分配給沒有權力的人。”但墨菲的立場並不是那麼多關於 再分配 而是 預分配。正如他 最近在推特上發的：“大多數人並不想要施捨。他們想要規則不被操控，以便他們能夠獨立成功。”

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就他們所説的美國應該少關心經濟增長和效率而言，預分配主義者是錯誤的。

所謂的“後新自由主義”運動的一個自負——抱歉，所有的前綴和抽象名詞，這正是民主政治目前的狀態——是 新自由主義本身 是一種“自由市場、反政府、無論代價如何追求增長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已經過時。因此，民主黨應該轉向預分配政策，通過貿易限制、促進工會和反壟斷執法來操控收入分配。

這不是一個新想法。“預分配”這個術語是在2011年創造的，而喬·拜登總統政府的經濟政策大多是後新自由主義的。拜登任命了對消費者福利標準持批評態度的反壟斷監管者，支持反大企業。他遠離了巴拉克·奧巴馬對特許學校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支持，以便與工人建立更緊密的聯盟，並且常常自誇他是有史以來最支持工會的總統。

並非巧合，民主黨在經濟管理方面的聲譽受到影響，因為國家經歷了幾十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這當然是一個主要的全球現象，由於新冠疫情的解除和烏克蘭戰爭的後果推動，或許還有美國救助計劃的非常激進的推動。但這些監管調整並沒有幫助。政府經常聲稱其首要任務是解決高消費價格，但實際上它很少優先考慮廉價商品而不是政治利益。

加倍努力這種方法能拯救該黨似乎是值得懷疑的。

民主黨不應忽視税前收入的分配——但他們也不應淡化社會保險項目和福利國家的價值。與其將經濟增長視為過時的新自由主義，他們應該尋找有利於經濟底層人羣的促進增長的改革。

例如，土地使用改革以允許更多的住房建設，是一種積極的舉措，可以擴大整體經濟蛋糕。但它對相對低收入的租户和首次購房者的幫助大於對相對富裕的房主的幫助。同樣，需求證書法和對新醫生培訓的數量限制使整個國家變得更貧窮，同時使少數內部人士受益。

事實上，儘管它們有藍領的氛圍，但上述大多數工會讓利實際上是有利於收入高於平均水平的人，同時提高了窮人的成本。例如，對中國的關税可能有重要的國家安全理由，但作為經濟政策，它們是累退的，並且對窮人的打擊最為嚴重。

總而言之，回到克里斯·墨菲身上：他的抽象公式是正確的，但關鍵在於經濟政策的細節。從純政治的角度來看，幾乎所有的建設性工作都是通過在文化問題上的大帳篷方法來完成的。而在經濟方面，通常明智的做法是將自己定位為小人物的朋友和精英的剋星。

但最重要的是實際提高生活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説，最好的“民粹主義”政策往往只是新自由主義政策：消除只保護狹隘政治利益的經濟增長障礙。有時，正如後新自由主義者所説，這些利益是大公司；其他時候，正如新自由主義者所指出的，它們是工會。

最佳策略是在這些利益與公眾利益相悖時站出來——並且不必為支持安全網而感到羞愧。畢竟，任何數量的預分配都無法照顧到老年人、病人、殘疾人或貧困兒童。美國選民長期以來一直寄希望於民主黨來保護弱勢羣體的利益。為了追求偽經濟學而危及這一遺產，對該黨來説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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