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集體唱衰中國經濟背後，什麼是西方最危險的武器？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在筆者之前的幾篇文章和採訪中，通過事實數據和廣泛的國際比較駁斥了西方媒體仍在大肆傳播的“中國崛起頂峯論”的謊言。美國製造這樣的輿論，其目的在於通過誘導中國採取“自殺性”的經濟政策，像曾經放緩競爭對手德國、日本那樣，減緩中國的發展，從而在競爭中打敗中國。

截至2024年初的經濟增長事實清楚地表明，西方媒體的説法——比如英國《金融時報》稱“中國經濟正在輸給競爭者”，《華爾街日報》稱“中國經濟一瘸一拐地進入2024年，相比之下，美國經濟有韌性”，《每日電訊報》的“中國經濟停滯不前”，或者《華盛頓郵報》的“美國令人驚訝的強勁經濟表現超過了所有主要貿易伙伴”，都只是虛假的政治宣傳罷了。

但是，由於這種關於中國經濟當前表現的説法經不起事實檢驗，於是西方試圖另闢蹊徑，發起“中國崛起頂峯論”的輿論戰。這種論點斷言中國經濟將“很快”急劇放緩——當然，“很快”永遠在未來！

事實上，當下存在着一整條“唱衰中國”的產業鏈，正如章家敦2001年所著的那本臭名昭著的《中國即將崩潰》所代表的那樣——預測中國“很快”/“即將”深陷危機，導致其增長率崩潰。當這些預測沒有發生時，人們總是會選擇性遺忘——這並不妨礙西方媒體稱做出這種完全錯誤預測的人為“中國專家”。最新的一系列此類預測並非什麼新鮮事，而只是西方媒體長期唱衰中國的縮影而已。

確切地説，此類唱衰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首先是關於客觀形勢的斷言，聲稱存在推動中國經濟急劇放緩的力量。這種關於客觀過程的“假新聞”包括：

（1）世界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聲稱中國經濟面臨深陷金融危機的風險；

（2）聲稱由於人口因素，中國經濟將會大幅放緩；穆迪和其他機構的這一判斷也得到了中國內部關於“中國將未富先老”相關討論的呼應；實際上，如果進行實證分析，中國人口萎縮的過程幾乎不足以造成這種程度的經濟減速；

（3）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説法，由於完全無法解釋的原因，中國投資效率即將大幅下降。

（二）第二類説法並非關於客觀趨勢，而是稱中國做出的主觀決策，將大大減緩其經濟發展速度。從某種意義上説，相比純粹的“假新聞”，這類説法更具連貫性，因為它們描述的過程如果真的發生，確實會導致中國經濟嚴重放緩。但細探究竟卻非常奇怪——這些分析是基於“自證預言”，也就是説，中國所謂的即將到來的經濟放緩，原來是拜這些報告提出的中國應該採取的政策所致！但是，為什麼中國會如他們所説採取大幅減緩本國經濟增速的政策呢？卻從來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

因此，在本篇文章中我將着重分析：

1.那些“假新聞”中所宣稱的迫使中國經濟大幅放緩的客觀因素；

2.那些誘導中國“經濟自殺”的建議；

3.這些針對中國的攻擊及其可能產生的後果。

中國即將發生“重大金融危機”？

最近，世界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Moodys）斷言，中國經濟將大幅放緩，據稱這與中國存在爆發重大金融危機的風險有關——穆迪近來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

世界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穆迪（圖片來源：網絡）

很遺憾，對穆迪來説，為了證明其立場的合理性，它不得不做出事實陳述，使其判斷的可信度經得起檢驗。它在聲明中是這樣表述的：“穆迪預計，中國2024年和2025年GDP年增長率為4.0%，2026年至2030年平均增速為3.8%，包括人口結構疲軟在內的結構性因素將導致2030年潛在增長率降至3.5%左右。” 由於這是一個明確而具體的預測，恰好可以被用事實來證明其是否經得起檢驗。

穆迪的預測顯然與中國政府在2035實現GDP總量較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相矛盾。如果穆迪的預測屬實，中國政府將無力償還債務，隨之而來的是一場重大金融危機，這將大大減緩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但事實真會如此嗎？這樣的預測可信嗎？

要評估這一點，在分析穆迪的其他錯誤之前，我們首先分析一下像穆迪這樣的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規則是什麼。然後再看其評定的對象——中國政府及其債務是否滿足達到這一級別所需要達成的商業條款。關於債務，這意味着債務將在規定時間內全額還清，並符合簽訂合同時商定的條件。

要評估中國政府的償債能力，就要考慮其財政狀況。先從提供國際支付服務的可能性開始，在撰寫本文時，中國外匯儲備為3.2萬億美元，是迄今為止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排名第二的日本外匯儲備為1.3萬億美元，印度為0.6萬億美元（見圖3）。相比之下，被穆迪授予最高評級AAA的德國只有0.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圖3

有了這些外匯儲備，中國政府在償還任何外債方面都沒有任何問題——中國政府的任何債權人都可以在規定的日期，按照商定的條款得到全額還款。

中國的外匯儲備也沒有任何重大的競爭性下行壓力——2023年前9個月，中國經常賬户順差為2090億美元。

從國內來看，除了這些外匯儲備之外，中國的國內儲蓄總額（資本形成總額）遠遠超過任何其他國家。如圖4所示，中國曆年資本形成總額甚至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根據世界銀行最新數據，2022年中國儲蓄總額為8.4萬億美元，是美國（3.7萬億美元）的兩倍多。中國的資本形成總額超過美國加上歐元區（4.4萬億美元）的總和。

圖4

總之，中國的國內外資本和金融資源都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

無論是從定性還是定量的角度，即使被視為中國的批評者的馬丁·沃爾夫也指出：“危險不在於一場重大金融危機”，因為除了上述幾點之外，“中國是一個債權國，其債務絕大多數以本國貨幣計，其政府擁有所有重要的銀行”。因此，穆迪沒有拿出任何嚴謹的證據表明，將出現一場能夠像其預測的那樣減緩中國經濟增速的重大金融危機。

“未富先老”會給中國經濟按下暫停鍵？

讓我們再來看穆迪列出的其他關於中國經濟即將大幅放緩的原因——它顯然必須為其論斷作出相應的解釋。除了（不存在的）重大金融危機的威脅之外，穆迪提到的另一個因素——人口變化（人口統計）——也説不通，因為任何看過這些數據的人從算術的角度都很容易發現這一點。這是因為，與那些事實上毫無根據的説法相反，勞動力投入增加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穆迪的這一虛假命題，在中國被稱為“未富先老”，值得在此進行詳細分析。

要想清楚地瞭解量化的實際情況，首先要進行一個基本的粗略計算。如圖5所示，從1978年到2022年，中國GDP增長4380%，而人口增長48%。1978年至2022年，中國GDP年均增速為9.0%，而中國人口年均增速為0.9%。總之，8.1%的GDP年均增長，即90%的GDP總增長，不是人口增長的結果。

圖5

據聯合國估計，2022年至2035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以每年0.4%的速度下降。即使不採取相應措施，這顯然也不會發生穆迪預測的GDP增長每年下降1.5%——從2023年的5.0%降至2030年的3.5%。但事實上，很明顯，意識到這一點的中國政府將採取一些針對性的抵消措施。

最直接的是，中國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低的國家之一，男性為60歲，女性幹部為55歲，女性工人為50歲。這是因為這些年齡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確定的——1949年，中國預期壽命不到50歲，而現在已經超過78歲。正如政府所暗示的那樣，這一退休年齡勢必會提高——這項措施將會提高整個經濟體的勞動工時。

接下來，我們從基本參數轉向更精確的核算，其中不僅需要分析人口變化（用專業術語來説是勞動工時）導致的總工時/小時下降，而且需要分析教育、培訓等（用專業術語來説是勞動力質量）導致的勞動力價值提升。

以勞動工時為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的詳細增長核算研究表明，自1978年中國啓動經濟改革以來的整個時期，1.0%的中國GDP年均增長是由於勞動力投入增加。但是，如圖6所示，由於中國1978—2022年的GDP年均增速為9.0%，這意味着11%的中國GDP增長源於勞動力投入增加，89%源於其他原因。

圖6

近10年來，中國年度工時下降導致的對GDP增長貢獻率年均下降0.26%，幾乎完全被高等教育、技能等導致的勞動力價值提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年均增長0.24%所抵消。因此，在過去10年中，中國GDP年均增長有0.02%的微小下降壓力是由於勞動力投入下降——基本上為零（見圖7）。

圖7

什麼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

因此，上述數據表明，幾乎所有的中國GDP增長均源於資本投資和全要素生產率（TFP）提高，只有比率極低的中國GDP源於勞動力投入（見圖8）。從2013—2022年的過去10年中，如果把小數點後的數字四捨五入取整，即89%的中國GDP增長源於資本投入，12%源於全要素生產率，0%源於勞動力投入。由於勞動力投入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小，因此勞動力投入沒有增長或者可能略有萎縮，這一事實不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其增長放緩幅度與穆迪所聲稱的相去甚遠。

圖8

概括來説，正如馬丁·沃爾夫所指出的，即使中國沒有采取任何應對措施：“如果人均產出增長足夠快，人均GDP增長仍然可能相當快。”此外，他還就當前問題指出：“請注意，中國現在的問題是青年失業率較高……這表明對勞動力需求太少，而不是那些可怕的勞動力短缺。”

鑑於勞動力投入變化在中國GDP增長中所起的作用相對較小，如果中國經濟要像穆迪預測的那樣放緩，那麼這一定是由於其他因素造成的——投資、生產率或資本效率大幅下降。而在這些因素上，穆迪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來證明其對於中國經濟的悲觀預測。

最後，有必要指出的是，穆迪在評級不準確方面劣跡斑斑。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前，它將基於“非優質”抵押貸款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和債務抵押債券（CDO）給予“投資級”評級。正如彭博社所指出的，包括AAA在內的最高評級被授予了債務池，其中包括截至2007年向信用不良和無記錄收入的購房者提供的超過3萬億美元的貸款。但是，到2010年，價值數千億美元的這些AAA級證券被降級為“垃圾”級別，資產減記和損失超過5萬億美元。這大大加劇了金融危機和隨後的經濟衰退。

總之，如果真如穆迪聲稱的那樣中國經濟將大幅放緩，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經濟來説都是大事，但穆迪的這一判斷不僅態度完全不嚴謹，數據也未量化。

如果説穆迪的論斷是不嚴謹、未量化的，那麼其他聲稱中國經濟將嚴重放緩的説法至少試圖控制準確數字，算是一個優點。但這就造成了這樣一個問題，即這些系統的數字揭示了這類分析缺乏現實性。

第一個關於此類分析的例子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3年10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的數據。據該數據預測，中國GDP增長將急劇放緩——從2023年的5.0%降至2024年的4.2%，到2028年降至3.4%。也即是説，中國經濟預計在未來五年內每年將放緩1.6%，即近三分之一。

想要系統性地瞭解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聲稱的將要發生的事情是否會成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運用一點簡單的量化經濟學知識。量化經濟學告訴我們，每個經濟體的增長率必然嚴格由兩個重要數字的相互關係決定：

1.首先是固定投資佔GDP比重；

2.其次是固定投資在促進GDP增長上的效率。

用專業術語來説，第二個數字是“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它反映GDP增長1%所需投資總值佔GDP總值的比重。因此，因此，增量資本產出率越低，投資效率就越高。例如，ICOR為6，意為必須投資GDP的6%才能拉動1%的GDP增長，如果ICOR為10，那就是必須投資GDP的10%才能拉動1%的GDP增長——顯然，前者（6）比後者（10）更有效率。

還應指出的是，由於經濟產出在經濟週期中的波動比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波動幅度更大，這可能會導致個別年份的ICOR發生極為不規則的變化。因此，要了解經濟中長期發展趨勢，最好使用移動平均線來計算GDP增長和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除非另有規定，否則一律按照五年移動平均線計算。

鑑於這些事實，一個經濟體的GDP增長率不可避免地嚴格由其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與其ICOR之間的關係決定，這符合以下簡單公式：

GDP年增長率=固定投資佔GDP比重x ICOR

中國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的過去五年，中國GDP年均增速為5.2%，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為42.4%，ICOR為8.1。鑑於2023年數據尚未出爐，無法算出確切的數字，但從已經公佈的GDP增長構成數據來看，中國固定投資將佔GDP的40%左右或略高一點。因此，如果中國GDP增長5.2%，其ICOR將再次達到8左右。

以上這些是嚴格定義的關係，沒有例外。因此任何關於中國經濟增長將大幅下降的嚴謹説法都必然意味着必須發生以下一種或兩種情況：要麼，中國ICOR將惡化，即中國固定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將大大降低；要麼固定投資佔中國GDP比重將有所下降。如果兩種情況都不發生，那麼中國經濟就不會放緩。

因此，任何沒有同時明確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和ICOR的增長預測在量化分析上是不準確的，從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也是不嚴謹的——這也是大多數淪為西方虛假報道的二手販子的西方媒體（和部分中國媒體）的共同特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法解釋的問題

瞭解到這種必然的經濟關係，我們就會明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聲稱中國經濟將大幅放緩的預測——中國GDP增速將從2023年的5.0%降至2028年的3.4%——到底準不準確。

有必要指出的是，很明顯，中國經濟大幅放緩不僅會對中國產生嚴重影響，這意味着中國到2035年將GDP總量翻一番的目標無法實現，而且鑑於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這將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對這一可能會產生全球影響的重大事件的預測結果做出徹底的解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很容易計算出如果它的預測如果應驗會發生什麼。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身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是個未解之謎——《世界經濟展望》並沒有就這樣一個關乎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重要預測持續討論下去——這種不嚴謹有理由讓人合理懷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即便如此，研究世界經濟組織數據庫可以清楚地看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的是上述哪種可能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聲稱，未來五年中國的投資效率將大幅下降。

這是可以用精確的定量來計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沒有公佈固定投資佔中國GDP比重的預測，但它公佈了總投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加上庫存變化）佔GDP比重。不過，在這個總數字中，固定投資完全占主導地位——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在過去10年裏，固定投資平均佔中國總投資的97%。也即是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佈的總投資數字可以很大程度上代表固定投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中國的總投資佔GDP比重將下降1.8%——從2022年的43.5%降至2028年的41.7%。假設固定投資佔總投資的97%，這意味着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只會略有下降——從42.2%降至40.4%。這與GDP增長的預測數字加在一起，IMF對中國ICOR的預測可能很容易計算出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

2023年，中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為42.2%。除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的5.0%的GDP增長，ICOR為8.4。

2028年，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為40.4%。除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的3.4%的GDP增長，ICOR為11.9。

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做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預測，即在未來5年，中國固定投資在促進GDP增長方面的效率將下降近一半——確切地説是4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幾乎全部（87%）的中國GDP增長放緩是拜ICOR惡化所致——GDP增長下降0.2%是由於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預期下降，1.4%是由於ICOR惡化。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聲稱，由於投資效率大幅下降，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將急劇放緩。

事實表明，中國投資效率大幅下降將代表着中國經濟形勢的徹底轉變，因為目前和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固定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一直是最有效的之一。而西方媒體的“假新聞”往往隱瞞這一點——無論是故意還是未能計算到，甚至報道相反的事實，稱中國的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低下。

一些典型的錯誤説法如下：

《商業週刊》稱：“中國每創造1美元GDP需要投資5-7美元，而北美、日本和西歐等發達地區只需要投資1-2美元。”1

西方經濟分析師查爾斯•杜馬斯（Charles Dumas）聲稱：“中國總是因為投資配置不當而浪費儲蓄。”2

洛克菲勒國際主席魯奇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斷言：“中國現在每創造1美元GDP需要投資8美元，這樣的投資效率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是最差的。”3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聲稱中國正在進行“浪費性投資”。4

卡內基亞洲項目駐北京高級研究員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中國的制度“允許非生產性投資得以持續”。5

事實與這類説法完全相反。在世界前20大經濟體中，中國ICOR效率排名第二——詳細的比較數據請見拙文《為什麼在中國投資效率更高？這真的是一個“體制問題”！》。更全面地説，為準確評估中國投資的這種高效率，有必要指出的是，由於生產的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或者用馬克思術語來説就是“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平均 ICOR隨着經濟不斷發展呈上升趨勢。世界銀行公佈的關於世界各類收入羣體的最新ICOR數據印證了這一點：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ICOR為15.3，世界為11.0，發展中經濟體為8.8（見圖9）。

如圖9所示，鑑於中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發展中經濟體之一，正在向高收入經濟體過渡，因此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中國的ICOR實際上不僅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於發展中經濟的平均水平——中國的ICOR為8.1。因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國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極高。

圖9

最後，撇開這一點不談，就拿最常見的中美比較來看，可以注意到，中國的ICOR低於美國——中國和美國的ICOR分別為8.1和10.3（見圖10）。也就是説，中國的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高於美國——這與上述説法完全相反。

圖10

圖11顯現的是中國與其他G7國家ICOR的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到，與其他G7國家相比，中國ICOR效率更高，甚至比中國相對於美國的優勢領先更多——中國的ICOR為8.1，美國為10.3，加拿大為15.0，法國為25.2，意大利為40.5，德國為41.0（日本的ICOR為負——投資在促進日本經濟增長上的效率為負）。

圖11

因此，總之，由於無法解釋的原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中國投資在促進GDP增長方面的效率將大幅下降，從而預測世界經濟將發生全面變化：中國投資將從世界上促進GDP增長最有效率變為大幅下降。但本應以嚴謹著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沒有解釋為什麼會發生如此極端的變化。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關於中國投資在促進GDP增長上的效率低下的説法純屬“假新聞”。

高盛與馬丁·沃爾夫

上述證明，西方傳播的關於中國經濟急劇放緩的判斷，所依賴的無非是：

1. 捏造事實——例如關於中國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低下的説法；

2. 即使他們的説法屬實，也不會產生他們宣揚的結果——例如人口變化；

3.要麼是他們依賴於完全經不起解釋的説法——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中國投資效率即將大幅下降的説法。

因此，這些所謂的客觀因素都不會大幅減緩中國經濟增速——它們都是“假新聞”。

但是，也有另一種攻擊手法聲稱中國經濟將大幅下滑，是源於主觀因素——政策決策，而非客觀因素。這種説法認為，中國應該且將採取將大幅減緩其經濟增速的政策。與之前強調客觀因素的説法不同，這種論調至少是經過認真量化的，即如果這種説法成真，將導致中國經濟增長嚴重放緩，無法實現其經濟目標。但要實施這些政策，中國必須同意採取大幅放緩其經濟增速的政策——確切地説，這是建議大幅提高消費佔中國GDP比重——由於消費和投資加起來必然佔中國經濟的100%,這一建議帶來的必然結果是投資佔中國經濟比重大幅降低。

回顧上文分析的與經濟增長率相關的必然關係，就會立即明白中國經濟放緩的這一步驟所帶來的經濟後果。如上文分析所示，一個經濟體的增長率必然嚴格由其ICOR數字乘以其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來決定。因此，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中國投資效率將大幅下降的説法相反，預測中國增速大幅下降的另一種方法是大幅削減中國投資佔GDP比重。這是高盛和馬丁·沃爾夫所提出的説法。

我們先從高盛關於中國經濟的最新報告開始分析，它的預測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大體上是相同的：“2027年中國GDP增速將放緩至3.5%,2032年將放緩至2.5%——十年期的年均增速為3.4%。” 但是，高盛做出如此預測的原因是，固定投資佔中國經濟比重將大幅下降。拙文《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已對此進行了全面詳細的分析，因此在此僅挑重點進行簡述。

根據高盛的報告計算，中國GDP年均增速將下降2.6%——從2013—2022年的6.0%降至2023—2032年的3.4%。但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唯一原因是“受到了資本投資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從4.8%下降至2.4%的壓倒性影響。7”高盛報告預測，由於92%的GDP增長下降源自資本投資下降，僅8%的GDP增長下降或者0.2%的GDP增長源自投資下降以外的因素。高盛表示，資本投資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之所以下降，是因為：“投資佔中國GDP比重預計將從2022年的42%降至2032年的35%。”8

馬丁·沃爾夫提出的主張與高盛類似，即中國應將固定投資水平降低到大約這個甚至更低的水平，他表示：“比如説，儲蓄率佔GDP的30%-35%足矣。”如果中國的國際收支處於大致平衡的狀態（馬丁·沃爾夫支持這一立場），這也意味着中國的投資水平將達到GDP的30%-35%。

從上文提到的決定經濟增長率的基本關係來看，如果中國的ICOR保持不變，投資佔GDP比重下降7%，肯定會導致中國GDP增速大幅下降。那麼問題來了，中國為何要這樣做呢？中國為何要大幅削減投資進行“經濟自殺”？

高盛認為，中國之所以會以這種經濟自殺的方式削減投資，是因為“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投資佔GDP比重為34%”9。世界銀行關於這方面的最新數據顯示，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固定投資佔GDP的比重為33%，基本上與高盛的數據一致（見圖12）。

但是，這個邏輯很奇怪。中國的經濟增速已經遠遠超過了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那麼它為什麼要放棄一條最成功的道路，而採用一條不那麼成功的道路呢？相反，合乎邏輯的是，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應該效仿中國。

圖12

中國必須“向其他發展中國家看齊”？

不僅如此，高盛甚至沒有仔細考慮他們之間的國際比較。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高達33%/34%的唯一原因是，中國目前屬於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這一數字包括了中國。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中國投資佔中等偏上經濟體所有固定投資的74%，即佔此類投資的絕大多數。中國投資還佔所有發展中國家固定投資的60%。因此，將中國與所有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水平進行比較本質上是一種重複計算，相當於將中國與自己進行比較。

世界銀行數據將中國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將除中國以外的所有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相加，固定投資總額佔GDP比重為22%——與所有發展中經濟體的24%類似（見圖13）。考慮到不包括中國在內的個別國家，2022年所有發展中經濟體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的中位數僅為21.0%，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這一數據僅為20.3%。

因此，高盛只是在做一個“自證預言”。據預測，中國將把投資佔GDP比重大幅削降至35%。在這種情況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肯定會放緩——這是決定經濟增長率的根本原因，上文已經進行了分析。但中國為什麼要如此做？中國為什麼要將投資在GDP所佔的比例削減至其他（計算不準確）增長速度慢得多的發展中國家相同的水平！

顯然，如果中國採用和其他不太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相同的宏觀經濟結構，那麼中國GDP增速將放緩至其他發展中經濟國相同的增速——這意味着，與他們一樣，中國將繼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將是一個自證預言。但中國沒有理由以這種方式進行經濟自殺。

圖13

在此要補充一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卡內基亞洲項目駐北京的高級研究員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Pettis）的説法也值得一提。這並非因為佩蒂斯代表任何主要機構，而是因為沃爾夫和《經濟學人》等其他媒體常常讚許地引用他的觀點，儘管佩蒂斯長期以來對中國GDP增長的預測極不準確。佩蒂斯在2012年寫道：“我仍然認為中國下一個10年的平均增長率幾乎不會超過3%。”而事實上，2010—2019年中國GDP年均增速為7.3%，相當於佩蒂斯預測數字的兩倍多。

從佩蒂斯提供的數據來看，他似乎和高盛一樣，犯了同樣的錯誤，即沒有將中國排除在他引用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數據之外。佩蒂斯主張中國應大幅提高消費佔GDP比重，這必然會導致投資佔中國GDP比重大幅下降。具體來説,佩蒂斯錯誤地認為，中國的家庭消費水平應該向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看齊：“為了使中國的消費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消費一致，普通家庭的消費佔GDP的比重必須恢復10%-15%，以犧牲企業、富人或政府利益為代價”。但家庭消費佔GDP比重增長10%-15%是錯誤的，因為這不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家庭消費增長水平——他在評估時包括了中國。因此，這是重複計算。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發展中國家家庭收入佔GDP比重中值為70%，而中國2022年家庭支出佔GDP比重為37%。這樣一來，要“為了使中國的消費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消費一致”，中國就需要將家庭消費佔GDP比重提高33%，而非佩蒂斯所説的10%-15%。

鑑於消費和投資加起來佔中國經濟的100%，如果中國消費增速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大致”接軌，其投資佔GDP比重將因此大幅下降——如前所述，發展中國家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比重中值為21%。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保持一致反過來意味着中國GDP增速也將大幅下降——過去10年，其他發展中經濟體GDP年均增速中值為2.4%，而中國為6.2%。簡而言之，如果中國真聽從佩蒂斯的建議，中國GDP增速將下降61%，幾乎是三分之二。

在經濟增速急劇放緩的同時，中國消費增速也將同樣大幅下降——過去10年，發展中國家消費年均增速中值為3.0%，而中國為6.4%。如果中國經濟增速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保持一致，中國消費增速將下降53%——這對提高中國生活水平來説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

一種詭異的“沉默”

最後，有必要指出的是，這同樣也適用於包括一些中國作者在內的其他提出類似論點的作者，沃爾夫、佩蒂斯和類似的觀點在統計上必然是不繫統的——因為如果將其系統化，他們的分析將立即暴露出缺乏現實性。他們的説法有一種奇怪的“沉默”——某個要素在他們的計算中從未提及，但沒有這個要素就無法計算GDP增長。

如上文所述，GDP增長由兩個要素決定——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乘以經濟體的ICOR。但是，儘管佩蒂斯和沃爾夫給出了他們呼籲中國採用的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的數字，但他們沒有給出他們預測的ICOR的數字。

通過研究這些數字，可以清楚地瞭解為什麼沃爾夫和佩蒂斯沒有給出第二個要素，儘管這是計算他們預測GDP增長所必需的。因為計算結果和點明這一點將揭示他們提出的政策將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速將大幅放緩——這與沃爾夫和佩蒂斯提出的他們的建議將可持續地加快或至少維持中國當前經濟增速的情況正好相反。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由決定經濟增長率的基本算術決定的。由於GDP增長率等於ICOR乘以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那麼如果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降低，那麼GDP增長率必然會下降，除非提高ICOR才可以彌補這一點。因此，確切地説，中國的ICOR是8.1。如果中國的ICOR保持在8.1，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降至35%，那麼中國的GDP年增長率將降至4.3%。如果中國的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降至30%，中國的GDP年增長率將降至3.7%。在這兩種情況下，中國都無法到2035年實現GDP總量和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標。

只有中國的ICOR下降，中國經濟增速急劇放緩的情況才能避免。確切地説，要保持5.2%的GDP年增長率不變，如果中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為35%，中國的ICOR將不得不從8.1降至6.7。如果中國的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為30%，其ICOR將不得不從8.1降至5.8。但正如國際比較表明的那樣，這樣的數字根本不現實。

中國的投資在促進GDP增長方面的效率，已經高於包括所有G7國家在內的世界前20大經濟體中的19個經濟體。如果中國的ICOR必須變為6.7，其投資在促進GDP增長方面的效率將比美國高33%，比英國高78%。如果中國的ICOR不得不變為5.8，其投資在促進GDP增長方面的效率應比美國高40%，比英國高81%。在中國的投資在促進GDP增長方面的效率已經比美國高出20%，比英國高出74%時，關於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的説法還值得相信嗎？

這就是為什麼沃爾夫和佩蒂斯，以及所有呼籲中國通過大幅提高消費佔GDP比重來大幅降低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的人，不得不對他們的ICOR數字保持沉默的原因，因為公佈這一數字會表明他們的説法不可信。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不得不炮製假新聞，聲稱中國的投資在促進GDP增長方面的效率低下——因為如果真如此，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的下降可能會被較低的ICOR所彌補，以保持不變或加速的增長率。但任何國際比較都會表明，這種説法完全不可信。因此，沃爾夫和佩蒂斯的建議不會導致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甚至維持下去，而將導致中國經濟增速急劇放緩。

預測中國經濟增速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如果沃爾夫和佩蒂斯以及其他提出類似論點的人想得到重視，他們就應提供他們對中國ICOR的預測數字以及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但他們並未如此做，這表明：

（1）要麼是考慮到國際比較，他們給出的數字不符合現實；

（2）要麼是他們的提議實際上會讓中國經濟增速永久性大幅放緩。

同樣，對於那些主張大幅提高消費佔GDP比重，從而相應減少投資佔GDP比重的中國人來説，他們不應該發表含糊的、不嚴謹的經濟觀點，而應該回答三個確切的問題：

（1）他們主張的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應是多少？

（2）他們預測的ICOR是多少？

（3）因此，他們預測的GDP增長率是多少？

那些不回答這些問題的人都難稱得上嚴謹，他們只是沉溺於“嘴皮功夫”——用一種完全不靠譜的方式為經濟政策建言——要麼是沒有弄清楚自己所主張的政策的確切含義，要麼是出於某種原因隱瞞了這些政策可能會帶來的後果。

總之，上述事實和經濟關係清楚地表明，中國大幅提高消費佔GDP比重，從而大幅降低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的建議會產生什麼後果。如果中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降低到所有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水平，或者降低到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的水平，中國GDP增速當然也會放緩至其他中等收入經濟體水平。但在這種“經濟自殺”的情況下，中國將無法躋身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將完全陷入馬丁·沃爾夫所説的處境：“中國GDP增速放緩至美國水平，從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和德國的前車之鑑

最後，為什麼有人要敦促中國採取大幅減緩本國經濟增速、相當於自殺的政策？

對於中國的西方敵人來説，希望中國採取這種政策的原因顯而易見。上文所述清楚地表明，反對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人是寄希望於減緩中國經濟增速，從而阻止中國實現其經濟目標。從根本上降低投資佔GDP比重是其具體的手段。

美國正是利用這種手段，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成功地擊敗了競爭對手德國和日本。如圖14所示，這些經濟體的固定投資總額從峯值水平大幅下降——德國固定投資總額佔GDP比重從1964年的30.6%降至22.1%，日本固定投資總額佔GDP比重則從1969年的40.4%降到6.2%。德國的固定投資總額佔GDP比重降至接近美國的水平，略高於20%，日本與美國的固定投資總額佔GDP比重的差距從19.2%的峯值降至僅4.2%（見圖14）。

圖14

如圖15所示，固定投資淨額佔GDP比重下降幅度更大。（世界銀行只有1970年起的國際可比數據。）

圖15

1970年，日本固定投資淨額佔GDP比重為21.7%，德國為16.6%，美國為8.4%。正如本文開頭所指出的，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反映為何德國和日本當時的GDP增速遠快於美國——得益於資本存量增加，德國的固定投資淨額佔GDP比重高出美國8.2%，日本的則高出美國13.3%。世界銀行發佈的最新國際可比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美國固定投資淨額佔GDP比重實際上高於德國和日本，其GDP年增長率也是如此。1970年至2021年，美國的固定投資淨額佔GDP比重下降4.3%——從8.4%降至4.1%，德國的固定投資淨額佔GDP比重下降14.8%——從16.6%降至1.8%，日本的固定投資淨額佔GDP比重則降幅驚人——從21.7%降至-0.2%。到2021年，日本固定資本形成淨額為負。也即是説，日本資本存量實際上正在下降。

不可避免的是，鑑於上述分析的固定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必要關係以及這些趨勢，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速急劇放緩。因此，正如本文開頭所分析的那樣，美國的競爭地位之所以得到恢復，並不是因為自身經濟加速，而是因為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速因固定投資水平急劇下降而急劇放緩。

西方被傲慢矇蔽了眼睛

除了美國蓄意制定減緩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的政策外，關於中國應將固定投資水平大幅降低至西方水平的説法也被西方的傲慢所掩蓋。由於這種傲慢，許多西方經濟作者只能想象西方經濟優於中國。因此，當他們發現中國的經濟結構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不同時，他們就會得出結論，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唯一的原因是他們自認為中國低西方一等——儘管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增速遠遠快於西方！

傲慢使他們看不到顯而易見的實證結論：如果中國經濟表現遠遠優於西方國家，那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結構和政策具有優越性。因為中國正在超越西方國家，如果這些西方作者能夠打破他們的傲慢，他們會看到唯一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客觀上應督促西方國家靠攏中國的經濟結構，而不是相反。

事實上，在某些特定領域，中國成功的壓力實際上正在迫使西方國家向中國靠攏。例如，拜登政府通過《通脹削減法案》等措施，放棄了對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的放任態度，向中國的產業政策靠攏。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最近承認的那樣：“中國清潔技術公司真正讓西方感到震驚的是，它們的技術往往優於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金融時報》還引用曾任中國歐盟商會主席，現為該會名譽會長的伍德克（Jörg Wuttke）的產業政策觀點：“‘在10年或20年前的歐洲和美國，他們認為如果我們與中國打交道，中國會變得更像我們。但中國實際上讓我們變得更像他們。’”

西藏才朋光伏電站（圖片來源：新華社）

但是，如果從總體上客觀地承認世界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將摧毀西方的傲慢，這些經濟作者無法做到這一點，反而發明了經濟“假新聞”。

舉一個典型的例子，佩蒂斯指出，中國應向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更“正常”的結構靠攏。佩蒂斯聲稱，如果不提高消費佔GDP比重，從而降低投資水平：“消費將不可能在推動中國下一階段的增長中發揮更正常的作用。” 但是，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事實表明，截至2022年的過去10年，中國若真成為“正常”的西方發展中經濟體將是一場災難。根據最新的全球綜合數據，發展中國家GDP增長中位數僅為2.8%，消費增長中位數為3.0%，而中國的GDP年均增速為6.2%，消費增速為6.4%。中國為何會希望成為一個“正常”的，即西方構想的發展中經濟體——這意味着巨大的倒退。

同樣，高盛認為，中國之所以會以這種經濟自殺的方式削減投資，是因為“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高達34%”，在中國的宏觀經濟結構和西方的經濟結構之間尋找差異，只能傲慢地認為是中國錯了，儘管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增速遠遠超過西方經濟體，高盛卻不合邏輯地説中國應該調整經濟結構。

當然，中國的宏觀經濟結構不同於其他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因為中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領導者。如果中國沒有不同，它就不會成為領導者——其他經濟體要想取得成功，需要的是它們變得更像中國，而不是中國變得更像其他發展速度較慢的它們。

作個比較。假設高盛對某個行業的客户表示：“有一家公司的表現遠遠優於其他公司。因此，你不應該模仿、學習或變得更像最成功的公司，你應該變得更像不太成功的公司。”相信任何客户都會嘲笑這樣的建議，然後立刻取消與高盛的合同。但這正是高盛對各國的建議：不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應該向更成功的國家中國學習並向其結構靠攏，而是説中國應該變得更像那些不太成功的國家！

當評估世界經濟增長事實時，這種情況尤為明顯，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報道不得不炮製“假新聞”，捏造事實。一如往常，如果一個理論和現實世界不一致，那麼只能二選一。第一是放棄理論，第二是拋棄現實世界。由於傲慢或其他一些因素，這些西方報道無法放棄他們的理論，即他們自認為高人一等，因此他們被迫熱度現實世界——發明與現實相反的説法。因此，西方報道中炮製“假新聞”並非偶然，這是為了防止真正的事實刺破他們傲慢的意識形態泡沫。

中國的經濟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如果説美國攻擊中國的原因顯而易見，為什麼部分中國媒體會附和美國的説法，從而客觀上幫助美國對付中國？

第一個原因是純粹的混淆概念。令人遺憾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經濟學的錯誤理論不斷出現在部分中國媒體上——本文作者和其他人就此寫了諸多文章。雖然習近平指出：“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麼經濟理論。10”，但部分中國媒體的部分人仍然在宣傳西方經濟學，反對馬克思主義。

其次，美國希望那些中國人支持西方，希望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終結。美國可作如是想是因為在蘇聯，儘管俄羅斯在社會主義被摧毀後遭受了國家災難，但一些成為寡頭的個別人卻從這一過程中一夜暴富。因此，美國希望中國也存在這樣的勢力。

第三，美國寄希望於在國際社會大肆傳播假新聞，令部分中國人不能客觀地看待中國經濟中存在的真正問題。上面所寫的一切，並不意味着中國經濟中沒有真正的問題需要處理——正如中國自身也曾提到過。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例如民營投資水平低、股市問題、青年失業——在筆者最近的文章中進行了分析，比如《比較中國經濟，某些人是如何做到“謠謠領先”的？》

系統的國際比較清楚地表明，任何客觀和平衡地評估都反映，儘管存在這些真正的問題，但中國經濟增速仍遠遠超所有其他經濟體，尤其是西方經濟體。因此，對中國經濟的任何客觀評估都必須始於這一事實——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如此熱衷於炮製“假新聞”來掩蓋這一現實。

第四，正如中國媒體廣泛報道的那樣，美國試圖利用部分中國人面對西方時缺乏“自信”和盲目欽佩西方的現象。令人遺憾的是，這種現象在中國的一些媒體圈子中存在。這種缺乏自信是已經分析過的西方傲慢的另一面。美國注意到中國的宏觀經濟結構與西方不同，而非承認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快於西方，是希望於誘導部分中國人認為，因為中國與西方不同，所以中國錯了——即系統地利用部分中國人缺乏自信的現象。當然，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並沒有因此而受到波及。正如習近平所説：“中國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11” 但美國注意到，部分中國媒體表達了這種情緒，因此它希望利用這種情緒損害中國。

最後一點將我們帶回到決定性的問題上來——從中國以外的地方完全有可能看到美國試圖做什麼——美國試圖通過大幅降低投資水平來減緩中國經濟增速，也就是説，美國想以擊敗日本、德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方式大幅減緩中國經濟增速。則是除了摧毀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條已不在議程之上）之外，這是對中國最危險的攻擊——中國經濟能否實現其增長的目標。

最重要的一點是，與日本、德國和亞洲四小龍不同，美國沒有辦法迫使中國走這條路——無法謀殺中國。相反，美國不得不利用上述所有論點來試圖誘導中國在經濟上自殺。這一問題的結果攸關其他國家的利益，因為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的良好增長表現有助於其他經濟體。但只有中國人民，沒有其他人，有權決定中國人自己的命運。

註釋：

1，見布賴恩·佈雷姆納(Brian Bremner)2007年所著的《The Great Bank Overhaul》第204-210頁，由美國麥克勞·希爾公司出版。

2. 見查爾斯·杜馬斯（Charles Dumas）和黛安娜•喬伊列娃(Diana Choyleva)2011年所著的《The American Phoenix》，由倫敦profile books出版社出版。

3，見洛克菲勒國際主席魯希爾·夏爾馬( Ruchir Sharma) 2023年10月24日所著的《中國經濟規模要到2060年才能超過美國》（China’s economy will not overtake the US until 2060），摘自英國《金融時報》：https://www.ft.com/content/cff42bc4-f9e3-4f51-985a-86518934afbe

4，見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2023年10月24日所著的《政治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最大威脅》（Politics poses the biggest threat to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摘自英國《金融時報》網站：https://www.ft.com/content/5c88b523-9312-4057-948b-0f0ac625725d

5，見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2023年12月20日所著的《中國的債務不是問題》（China’s debt isn’t the problem），摘自英國《金融時報》網站：https://www.ft.com/content/630f828c-ce4b-4f41-a867-9593bfaf0528

6，高盛：《中國：中等收入》，高盛投資策略集團，紐約：高盛，2022：69。

7，同上。

8，同上。

9，同上。

10，見習近平2015年11月23日講話《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https://www.gov.cn/xinwen/2020-08/15/content_5535019.htm?gov

11，見習近平2017年10月18日講話《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2/1124/c448638-32573772.html?eqid=ff699eef000002230000000364757f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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