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從耶倫訪華看美國在新質生產力競爭中的“中國焦慮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現如今，美國對華政策凸顯自相矛盾的兩面性：一方面，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在中國訪問期間，以一種平易近人的姿態與不同的中國人接觸，展示了她似乎真的非常喜歡中國美食，並在經濟政策上表現出總體平靜的態度。但緊接着，與耶倫試圖向中國展示禮貌和理性的態度相反，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舉行了一場公開的反華峯會，聯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對中國發出了政治和軍事威脅。

事實上，美國的這種“兩面派”做法並不矛盾。這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這種政策是從現實情況出發的，而非美國經濟的“神話”對其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的影響。因此，本文的大部分內容將分析美國的基本經濟形勢，特別是與中國的關係，並在文末探討其對地緣政治和即將到來的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必然影響。

耶倫訪華期間，與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一起在北京三里屯喝精釀啤酒。（圖片來源：ICphoto)

耶倫訪華“漏底”了美國經濟的真實現狀

耶倫短短五天的訪問，足以撕掉美國空洞的宣傳和偽裝，讓人們清楚地瞭解到中美真正的經濟狀況。圍繞耶倫訪華的嚴肅討論涉及其中的核心問題，實際上是美國承認：

中國在關乎世界經濟下一發展階段的關鍵行業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美國不願意或無能為力（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採取能夠使其成功贏得競爭的措施。

在2024年總統大選即將到來之際，這些經濟問題也必然密切地影響到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國內政治。下文將從耶倫訪華的核心目的開始，逐一追溯這些問題的根源。

正如公開披露的那樣，耶倫此行的目的是試圖説服在綠色能源產業領域擁有全球壓倒性優勢的中國削減產能。中國佔據全球太陽能電池板產業鏈產能的80%、全球風力渦輪機產能的60%，甚至西方媒體也承認中國在電動汽車和其他電池生產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與此相關的是，2023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出口國，尤其是中國電動汽車在全球電動汽車銷量品牌排行榜中處於引領地位，而該行業以前由日本和德國等高收入經濟體主導。

然而，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發佈2023年經濟數據之後，美國媒體關於中美經濟表現的荒謬説法一度佔據新聞頭條。例如，《華爾街日報》斷言：“中國經濟一瘸一拐地進入2024年，相比之下，美國經濟有韌性”；或者 《華盛頓郵報》則聲稱：“美國令人驚訝的強勁經濟表現超過了所有主要貿易伙伴。” 事實上，2023年中國GDP增長5.2%，而美國為2.5%——中國GDP增速是美國的2倍多。這延續了新冠疫情暴發四年以來的趨勢——在此期間，GDP增長20.1%的中國GDP增速是GDP增長8.1%的美國的2.5倍。拙文《比較中國經濟，某些人是如何做到“謠謠領先”的？》對這一數據和其他數據進行過詳細分析。

但耶倫訪華在媒體上獲得的頭條新聞比上述統計數據要多得多，這不僅僅是因為汽車、太陽能電池板或電池等特定產品比GDP等更抽象的概念更容易被公眾直接感知和理解。直接影響數十億人的現實是，至少自20世紀初以來，整個世界正在經歷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一的能源供應的最大變革——一如當年大規模電氣化和石油動力汽車的普及。從更深刻的意義上講，這是自工業革命開創了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世界能源供應以來，該領域最大的變革——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是用煤炭，20世紀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氣混雜用。

中國電動汽車在歐洲市場表現亮眼（圖片來源：網絡）

當今世界，許多國際協議和各國政府的實際行動承認，如果要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後果，就必須重建世界能源供應結構。這一現實正在導致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所有主要經濟體向可再生能源供應轉型，儘管最終將涉及數十萬億美元的支出。

因此，中國成為世界領先的綠色能源產品供應商，確實改變了其與世界經濟的關係。儘管自2013年以來，中國一直穩居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但其之前的主導地位往往最直接地體現在中等技術或消費品等領域。中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則意味着，中國的產品對其他國家的生產越來越重要——中國商品越來越多地被用於幫助其他國家生產先進的產品。

鑑於此，美國宣稱“綠色產品產能過剩對全球構成威脅”的説法顯然是荒謬的。相反，綠色產品產能不足、無法在必要的時間段內完成轉型才是對全球構成威脅。

正如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廖岷所言：“以新能源汽車為例，根據國際能源署測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車需求量將達4500萬輛，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裝機需求將達到820吉瓦，是2022年的約4倍。當前產能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特別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對新能源產品的潛在需求巨大。”

鑑於全球這一巨大規模的產業轉型同時發生在許多領域，顯然沒有一個國家，甚至中國或美國，能夠獨自滿足這一需求。許多國家即將而且正在以不同形式參與這一轉型。不同的國家將根據其相對優勢和效率在這一轉型中找到不同的位置。正如廖岷所言：“應結合全球分工和國際市場情況分析產能問題。”

同樣，美國宣稱“中國應該將產能限制至只滿足國內需求”的説法也是荒謬的，美國公司也絲毫不會效仿——路透社表示：“耶倫利用她九個月來的第二次中國之行抱怨説，中國政府的’過度投資’使工廠產能遠遠超過了國內需求。”例如，美國、德國或日本在許多行業出口量巨大，因為它們在這些行業具有相對優勢。

同樣，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在各個經濟行業都應該保持貿易平衡的想法也是荒謬的——250年前問世的被奉為現代經濟學“開山之作”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也駁斥了這樣的觀點。相反，不同經濟體在不同生產類型中的不同比較優勢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一，也是國際生產力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根本基礎。不同的經濟體在不同的生產領域有不同的優勢，因此每個國家都通過專攻這些領域而獲益，而在效率較低的行業，它從效率較高的國家進口產品。這些問題顯然自經濟學誕生以來就已經被人們所瞭解。它們構成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基礎之一。

《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

正如廖岷所説：“中美經濟互補性強，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 舉個實際的例子，中國在許多綠色技術領域無疑是世界領先者，但美國和西方公司目前在先進的微芯片和其他行業的生產方面仍領先於中國。因此，雙方發展的最合理基礎是這些經濟體相互出口其最有效的產品，並從其他國家進口其生產效率更高的產品。正是美國通過關税、技術抵制等方式阻礙了這一進程。

相反，美國的所作所為正在導致“雙輸”——儘管從中長期來看，美國的損失將超過中國。正如下文將要分析到的，中國有資源開發美國目前更占主導地位的高科技生產領域，比如華為Mate 60 Pro的推出凸顯了這一點。當然，在這些情況下，中國在短期內必須承擔將額外資源用於研發以開發此類技術的成本，但從中長期來看，美國和其他參與抵制中國芯片和技術的公司將是輸家，因為由於中國替代產品的開發，他們將失去市場份額。

眾所周知，從比較優勢和效率的角度看，認為一個國家在各個經濟行業都應該保持貿易平衡的想法是荒謬的。相應地，國際組織確實也認可合理的國際需求，即各國的總體貿易應保持相對平衡——也就是説，它們不應出現過度的國際收支順差或逆差。2023年，中國經常賬户順差佔GDP的1.5%——經常賬户順差為18611億元，GDP為1260582億元。這實際上較2022年2.4%的佔比有所降低——按照國際標準，兩者都處於合理均衡區間。

事實上，美國擔心的是在國際貿易中，自己有越來越多的產品無法保持價值鏈高端地位。美國對於全球化的設想是：自己在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中佔據主導地位，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將擁有中低技術和附加值產業。相應地，美國的生活水平會較高，而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水平則會更低。但是，現實和美國預想的相反，在全球化中，中國正在進軍高科技高附加值產業，人民生活水平也相應大幅提高。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美國發現自己越來越無法競爭？原因之一是美國的幻想、自欺欺人，以及相應地無法準確分析問題，從而令其克服這些問題。美國確實很難準確分析形勢，因為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打破美國霸權和西方傲慢妄想——這在心理上是非常困難的。

為什麼美國的競爭力越來越難以為繼？

要了解為什麼美國越來越無法在和平經濟競爭中擊敗中國，有必要分析經濟基本面。美國當局目前無法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堅持粉飾自身，這些美化掩蓋了現實，使其無法關注其真正的問題。例如，美國經常聲稱它將領導世界經濟，因為它具有獨特的“創造性”“創新性”“創業性”等。這簡直是一個神話。當然，美國擁有非常有才華/技能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專家、商業領袖等。但中國、印度、韓國、德國和其他國家也是如此，認為美國人在某種程度上比其他國家的人更聰明或更有動力的想法，只能再次證明美國的傲慢毫無根據。

拋開傲慢/種族主義的方式，試圖闡明美國的優勢在於其制度和國家機構的優越，也被逐漸質疑，甚至證明是錯誤的。美國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週期性僵局；特朗普支持者和民主黨人之間的極端衝突；人們普遍相信特朗普真的贏得了2020年總統大選等欺詐性説法；2021年1月6日對美國立法機構的襲擊事件；金錢在美國政治體系中的不成比例的作用；美國總統選舉團經常向在普選中落敗的候選人提供選票；非選舉產生的最高法院有能力過度統治立法機構和壓倒性的公眾輿論；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美國政治制度極度缺乏信心，絕大多數人認為美國正朝着錯誤的方向發展，這一切都表明，美國的制度體系功能失調，而不是運轉良好。相比之下，即使是美國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也發現，中國人民相信自己的國家正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

就理論和思想而言，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幫助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多數量人口生活品質的最大改善，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美國的“零和”思維使其根本無法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或“共同繁榮”等理念。事實上，按照本國標準，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無論是明年還是後年，中國都將達到世界銀行制定的高收入經濟體標準。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當中國躋身高收入經濟體時，它的高收入經濟體人口將超過所有其他高收入經濟體人口的總和——後者僅佔世界人口的16%。

美國政府甚至無法承認或考慮這些事實的影響，因為要這樣做，就必須放棄美化自身，面對現實。但是，正如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第二任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所言：“事實是頑固的東西；無論我們的願望、傾向或激情是什麼，都無法改變事實的狀態。”除非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準備開始拋棄美化自身，直面經濟事實，否則它無法充分解決問題。

現在我們來分析影響經濟發展的真正的決定性因素，特別是關於美國。當然，所有國家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是各自獨特要素的綜合體。僅就佔世界GDP大部分的四個國家——中國、美國、日本和德國而言，它們就大相徑庭。但事實表明，它們以及所有大型經濟體都有共同的特點。特別是，就目前而言，儘管有許多因素影響短期經濟發展，但在美中關係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大型經濟體的中長期增速顯示出其淨固定資本投資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相關性（固定資本形成淨額是指固定資產原始價值減去已提折舊後的淨額）。

為避免誤解，有必要強調的是，這種相關性只適用於較大的經濟體，不適用於其他因素，包括大型經濟體對它們的影響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小型經濟體。但後一點對美國和中國都無關緊要，因為它們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大型經濟體的典範。

為説明這一點，圖1呈現的是自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至2021年全球前25大經濟體淨固定投資與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這些經濟體合起來佔世界GDP的83%，因此完全主導了世界經濟發展。它們在這個特徵上的相似性是壓倒性的。全球前25大經濟體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與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高達驚人的0.89，R平方關係為0.79。在現實世界中存在近乎完美的相關性。

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説，即勞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固定投資只是跨越時間的勞動社會化，即在當前生產週期中使用以前生產週期的產品。但是，為了將注意力集中在事實上，並將其後果呈現給那些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下文將使用“西方經濟學”術語來闡述。

圖1

上述數據説明了為什麼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是中國和印度——它們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最高。同樣的關係也表明了為什麼其他全球南方主要經濟體，如印尼和土耳其，增長速度遠高於美國或七國集團（G7）其他成員國——這些全球南方主要經濟體淨固定投資水平遠高於全球北方經濟體。

以東亞為例，同樣的過程解釋了為什麼像韓國這樣歷史上比日本貧窮得多的國家會如此迅速地趕上日本——按照當前美元匯率計算，2007韓國人均GDP僅為日本的67%，而到2022年，這一數字為95%，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韓國人均GDP實際上比日本高10%。日本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降至0.1%，而韓國這一數據為11.1%，解釋了這樣的結果——與此相對應的是，2007—2021年，日本GDP年均增速為0.2%，而韓國為2.9%。

最後，對於這一點，有必要澄清在部分中國媒體中出現的一些錯誤的“庸俗”經濟學理論。淨固定投資在經濟中的這種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與創新相反，而是對創新的重要補充——停留在理念層面的創新不會產生任何東西，但它必須體現在需要投資的生產中（計算機、微芯片、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等）。其次，庸俗經濟學混淆了“生產要素”一詞的物理和經濟意義——但在這個問題上，經濟（價值）意義而非物理意義是決定因素。例如，微芯片的物理尺寸很小，但其價值遠高於煤炭等物理尺寸較大的產品。同樣，需要大量投資才能製造的高附加值產品，如太陽能電池板、高效電池等，實際上對環境無害，是保護環境的基礎。

與所有主要經濟體一樣，中國正在明智地放棄勞動密集且經常破壞環境的生產要素的生產方法——煤炭、化石燃料、對大片土地的破壞等。但從經濟角度來看，取代這些要素的產品的附加值甚至比它們正在取代的產品更高——例如，與建造微芯片工廠或製造最先進的電池所需的投資相比，開煤礦的投資微不足道。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嚴謹的西方經濟學，如增長核算法，當然預測到了上述事實關係。它們都將固定投資（資本）作為關鍵的生產投入進行分析。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嚴謹的西方經濟學均認為，提高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將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就當前目的而言，甚至沒有必要討論因果關係問題。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與GDP增長之間存在如此高的相關性意味着，如果不提高大型經濟體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就不可能大幅提高其GDP增速，而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的任何下降都將伴隨着GDP增速的下降。

現在來談談這些事實對美國的確切影響。美國經濟事實表明，通過提高美國投資效率與中國競爭的戰略實際上是完全不切實際的。原因是，從國際角度來看，發展中經濟體的代表中國和發達經濟體的代表美國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較高。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反映GDP增長1%所需投資總值佔GDP總值的比重。中國ICOR為8，美國為10。增量資本產出率越低，投資效率就越高。詳細比較見拙文《為什麼在中國投資效率更高？這真的是一個“體制問題”！》。由此可見，中美兩國投資效率都非常高。

就淨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而言，美國僅使用GDP的2.6%作為淨投資，就可以使其GDP增長1%，這比前25大經濟體3.5%的中值效率高得多。鑑於美國的投資效率已經很高，實際上，美國大幅提高GDP增速的唯一途徑是提高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假設美國保持這種高水平的投資使用效率。2007—2021年，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平均為4.3%，GDP年均增速為1.6%——如上文所述，美國僅使用GDP的2.6%作為淨投資，就可以使其GDP增長1%。

根據美國這一潛在GDP增速計算，2007—2021年，美國固定資本消耗（折舊）佔GDP比重為16.1%，總固定資本投資佔GDP比重為20.5%，四捨五入到小數點後一位，淨固定資本投資佔GDP比重為4.3%。假設折舊水平保持不變，並且沒有現實的方法來降低折舊水平，那麼美國淨固定資本投資佔GDP比重要提高到8%，就需要美國總固定資本投資佔GDP比重提高3.6%，從20.5%升至 24.1%。在淨固定投資和GDP增長的相關性相同的情況下，必須使用GDP的2.6%來促進GDP增長1%，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GDP年均增速將提高至3.1%。要將美國淨固定資本投資佔GDP比重提高到10%，美國總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必須提高5.6%至26.1%。如果實現這一目標，那麼美國GDP增速將達到3.8%

這當然屬於強勁增長 ，但對美國經濟內部結構的研究表明，它們並非不可能。但它們需要在政策上做出重大改變，而問題是美國已經表明自己不願意做出這些改變。

資料圖/路透社

如何重振美國經濟？“開方”容易“服藥”難

要了解美國應該選擇何種政策，請記住消費和投資加起來必然佔美國國內經濟的100%。因此，忽略庫存（庫存佔經濟比重極小），提高美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必然需要降低美國消費佔GDP比重。唯一的選擇是減少哪種形式的消費。

顯然，一種可能性是大幅降低美國居民消費佔GDP比重。但這將意味着短期內大幅降低居民消費，從而降低美國生活水平，這將非常不受歡迎，美國政府也很難在此問題上獲得民眾認同。但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在不降低居民消費佔比的情況下，降低美國消費佔GDP比重，從而提高投資效率。

首先是軍費開支——從經濟角度來看，軍費開支絕大多數是一種消費形式（根據美國官方數據，美國軍費開支的78%是用於消費）。根據美國官方數據，2023年，美國軍費開支為9950億美元，佔GDP的3.6%。因此，削減美國軍費開支將為美國的投資釋放出非常可觀的資源。例如，將美國軍費開支降至GDP的2%（美國的北約盟友的軍費開支佔比），將釋放出GDP的1.6%用於投資，幾乎是將美國淨固定資本投資佔GDP比重提高到8%所需資源的一半。

事實上，由於美國官方數據將軍人退休金、軍事債務利息支出等項目排除在外，大大低估了其軍費開支水平，因此儲蓄的空間越來越大。吉塞拉·塞爾納達斯和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最近對美國國民賬户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2022年美國實際軍費開支為15370億美元，佔GDP的5.6%，而美國官方數據為9280億美元，佔GDP的3.6%。

美國可以釋放大量資源進行投資的第二個領域是醫療支出，因為美國的醫療系統效率極低。在任何可比經濟體中，美國私人醫療系統使用的經濟資源比例最高，結果最糟糕。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9年，在幾乎每個國家的支出因新冠疫情的影響而大幅增加之前，美國GDP的16.7%用於醫療支出——例如，以發展水平相當的經濟體為例，德國用於醫療的GDP佔比為11.7%，法國為11.1%，日本為10.8%，英國為9.9%。

但美國私人醫療系統的效果遠不如其他國家——2019年，美國的預期壽命為78.8歲，而德國為81.3歲，日本為84.4歲，英國為81.4歲，法國為82.3歲。採用其他國家使用的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公共醫療系統將釋放巨大的資源來提高美國投資。例如，將美國的醫療支出降至德國的水平將釋放GDP的5%，或者其本身就足以將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提高到8%。減少美國軍費開支，並使其效率極低的醫療系統合理化，將很容易釋放出足夠的資源來大幅提高美國投資。

總之，在考慮如何提高美國經濟增速和競爭力時，美國實施社會主義制度可能是一個過於激進的解決方案！但對美國來説，它當前面臨的困境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它甚至不會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進行合理的改革。

簡言之，美國在發展新興產業的投資方面越來越無法與中國競爭，原因並不在中國——問題出在華盛頓，而非北京。美國在這些關鍵領域的問題不是因為中國，而是因為美國拒絕改變其軍事政策、外交政策或極其低效的醫療系統。

更大的危機：美國的“競爭乏力”將蔓延到新興產業

最後，要將這些宏觀經濟問題歸結到公司/行業層面，並考慮其財務影響——這直接引出了核心問題。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所有的投資都必須由等額的儲蓄/資本形成提供資金——有必要指出的是，從經濟角度來説，儲蓄不僅僅包括居民儲蓄，還包括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實際上，政府儲蓄通常為負，因為政府擁有預算赤字）。

在每個主要經濟體中，絕大多數儲蓄/資本形成都來自本國經濟。美國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2023年它使用了8450億美元的國外資金，佔其GDP的3.1%，為其投資融資，但這仍然意味着美國84%的固定投資是由國內提供資金。因此，與中國相比，美國固定投資水平較低，反映了美國國內資本形成總額/儲蓄水平較低——截至2022年的國際可比數據顯示，中國國內資本形成總額/儲蓄總額佔GDP比重為47.0%，美國則為17.1%。

為準確評估這對國際經濟競爭的巨大影響，一個更具説明性的衡量標準是用美元來顯示這一點。如圖2所示，2022年中國國內資本形成總額/儲蓄總額為8.4萬億美元，而美國為4.6萬億美元。因此，就絕對值而言，中國國內儲蓄總額/資本形成總額為194%，是美國的近兩倍。事實上，中國國內資本形成總額/儲蓄總額超過美國和歐元區的總和。

圖2

正是中國在可用於投資的資本形成總額/儲蓄總額方面的巨大領先優勢，反過來又使其在新興產業發展方面的領先地位成為可能。正是由於缺乏這些資源，美國發現自己在越來越多的產業方面無法與中國競爭。

每一個新的產業，每一種新質生產力都需要投資。因此，中國在為這些新興產業配置資源方面擁有無與倫比的能力。正如廖岷所言：“中國新能源產業歷經數十年長足發展，目前所具備的競爭優勢根植於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工業體系和豐富人力資源，更離不開企業對研發創新的巨大投入以及企業家的不懈奮鬥精神。”

美國在創造此類投資資源方面落後，因此將投資資源分配給新興產業的難度越來越大。此外，正如上文所述，美國不願意採取能夠創造資源的措施。這一進程在現階段不會停止。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甚至還沒有發明的新興產業、新技術和新產品。中國有資源在這些方面進行大規模投資，而美國沒有。

如果美國已經發現中國現在許多行業的技術具備領先地位，那麼未來中國將在更多行業處於領先地位。儘管美國現在可以對華為或TikTok等個別公司採取行動，但在未來，中國將有太多這樣的公司讓美國“應接不暇”，屆時美國也將無法對中國這些公司採取有效措施。最初美國試圖壓制一兩家公司的做法，將開始接近於壓制美國無法競爭的全新行業——例如，在可再生能源轉型方面，世界的進程已過半。

如果美國決定將自己的經濟鎖定在關税背後的高成本/相對低效的生產中，雖然此舉對美國來説是自殘，但中國可能對此無能為力。不過，除了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圈子之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會同意。為什麼任何一個以發展為目標的國家都要從美國購買更昂貴的產品，而不從具有完全相同的技術能力，甚至在許多情況下具備更高的技術能力的中國購買？即使美國決定切斷與中國的聯繫，這在實踐中也絕非易事，只要中國保持目前的活力，世界大多數國家就不會這樣做。

美國的選擇：忽悠中國“自廢武功”

使這種情況更加尖鋭的是，美國的局勢正在惡化，而非改善。圖3有助於瞭解美國上個世紀經濟的起落。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在美國從大蕭條、二戰和二戰後經濟繁榮中走出來的巔峯時期，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實際上達到了上述更快經濟增長時期的水平。1943年，在美國二戰巔峯期，即其整個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升至14.8%。1966年，在戰後繁榮時期，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為10.9%。但到2023年，在經歷了近60年的下降後，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僅為4.4%。由於以上分析的過程，除非美國扭轉這一趨勢，否則它無法恢復快速經濟增長，也無法擁有資源在越來越多的新興產業中成功贏得競爭。

圖3

這種經濟發展趨勢所帶來的實際後果顯而易見。正如上文分析所示，隨着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下降，其經濟增速也隨之下降。圖4反映了這一過程：隨着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下降，美國GDP長期年均增速亦隨之放緩，從1953年的6.3%降至1969年的4.4%、1978年的4.0%、2002年的3.5%和2023年的2.1%。由於美國不願意採取措施提高其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上述事實關係意味着它不可避免地陷入緩慢增長模式，並且在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融資方面越來越困難。

圖4

最後，在這些直接的經濟問題上，由於美國不願意/無法採取措施提高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也沒有辦法“謀殺”中國經濟，美國試圖與中國競爭的唯一途徑就是要求中國進行經濟“自殺”。具體來説，這意味着中國應該將其投資水平降至美國的水平。顯然，美國不能公開要求中國這樣自廢武功，而是以要求中國提高消費佔中國GDP比重為幌子——因為消費和投資加起來必然佔中國國內經濟的100%——提高消費佔中國GDP比重必然意味着降低投資佔中國GDP比重。

拙文《美國庸俗經濟學給中國帶來的危險遠甚於美國航母》就此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所以在此沒有必要贅述。值得注意的是，耶倫在訪華期間延續了這一套路。正如《紐約時報》指出：“ 在與中國官員會面時，耶倫試圖主張中國應該更多地關注消費。”《華盛頓郵報》同樣強調，耶倫認為：“中國當局應促進國內消費。”

結語：耶倫訪華結果對美國內外政策有何影響？

下面將簡要總結耶倫訪華對美國內外政策的影響。

美國只有拋棄零和博弈思維處理國際關係，並且認識到國家間的共同利益是國家合作的基礎，這才是符合世界、中國和美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正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表明的那樣。但是，目前美國不準備這樣做，這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美國對中國的連續攻擊以及近期針對中國的外交和其他行動。

首先，基於以上分析的原因，除非美國進行能夠使其投資水平急劇提高的經濟變革，如果中國拒絕改變路線進行經濟自殺，那麼美國在和平經濟競爭中失利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由於美國一直不願/無法採取必要的經濟措施，發展全球新興產業，於是選擇了在這種競爭中獲勝的風險最小的措施——試圖説服中國通過大幅提高消費佔其GDP比重和大幅降低投資水平來進行經濟自殺。美國意識到它在這方面面臨着巨大的障礙，因為習近平強調，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麼經濟理論。”

美國敦促中國採取的政策甚至與嚴謹的西方經濟學也完全矛盾，詳細分析請見拙文《美國庸俗經濟學給中國帶來的危險遠甚於美國航母》。儘管如此，美國希望，錯誤的理論和那些希望像俄羅斯寡頭那樣通過國難一夜暴富的買辦分子，或者其他勢力的疊加效應，能夠説服中國走上這條道路。正是為了這一點，耶倫在訪華期間試圖傳播錯誤的理論和極具破壞性的經濟政策。

第三，美國很可能在這方面遭受失敗。因此，它必須為其他人和自己準備更危險的選擇。這些選擇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儘管美國在和平經濟競爭中失利，但它仍然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美國的軍費開支超過排在其後的九個國家的總和。但是，這種情況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變化，包括在核領域，因為中國的經濟成功轉化為軍事實力加強——鑑於美國在朝鮮、越南、伊拉克、利比亞和其他地方的軍事侵略記錄，中國自己的核威懾能力是對美國最頂級的剋制。

在目前的情況下，危險在於美國將決定在失去該領域的領先地位之前，承擔軍事或軍事相關解決方案的風險。美國外交政策/軍隊中掌握話語權的集團中的少數人積極倡導在中國台灣省周圍採取與軍事有關的行動，甚至戰爭。這與最近美日菲峯會就南海行挑釁之舉如出一轍。當然，如何應對相關的軍事威脅是中國的內政，只有國家領導人才能獲得相關的信息並做出決策。但總的來説，從外部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對國家安全的關注是完全合理的。

美日菲三國領導人在華盛頓舉辦三邊峯會（圖片來源：ICphoto)

第四，美國越來越多地轉向軍事相關政策，這既引發了國際危機，也對美國內政產生了重大影響。許多美國東歐問題專家曾警告稱，美國試圖將北約東擴至俄羅斯邊境，將不可避免地引發一場重大危機。戰爭在烏克蘭適時爆發，這是自1945年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但目前俄羅斯正在贏得這場戰爭。在中東，美國對以色列政策的支持，包括內塔尼亞胡領導下的該國有史以來最極端的政府，首先導致了10月7日的武裝衝突，現在又導致了加沙的長期戰爭和以色列在那裏進行的大屠殺。反過來，以色列的這些行動不僅帶來了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而且導致了全球對其政策的極為廣泛的反感，從而引發了國際社會開始孤立為以色列實施這些行動提供支持的美國。加沙正在發生的這些屠殺事件，現在甚至在美國國內也引發了對以色列政策的廣泛反對——南希·佩洛西等堅定的民主黨建制派呼籲立即停火就是明證，而反對聲音已經到了民主黨人明確認為這是對拜登連任的威脅的地步。

簡言之，越來越多地訴諸軍事相關解決方案，在國際上損害了美國，並影響了美國內政和2024年總統大選。然而，不幸的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樣，美國並沒有放棄這些政策，而是試圖加倍實施侵略性的軍事相關政策——正如美日菲峯會和美國欲吸收日本擴充奧庫斯（AUKUS）聯盟所示。

因此，正如本文開頭所説，耶倫訪華與拜登-岸田文雄-馬科斯峯會的好戰言論並不矛盾，而是美國基本經濟形勢不可避免地產生的一枚硬幣的兩面。

註釋：

1.財政部副部長廖岷就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訪華情況向媒體吹風並答問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4_08_730981.shtml

2.見《觀察者網》報道《財政部副部長廖岷就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訪華情況向媒體吹風並答問》：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4_08_730981.shtml

財政部副部長廖岷就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訪華情況向媒體吹風並答問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4_08_730981.shtml

3.同上。財政部副部長廖岷就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訪華情況向媒體吹風並答問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4_08_730981.shtml

4.同上。財政部副部長廖岷就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訪華情況向媒體吹風並答問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4_08_730981.shtml

5.同上。

6.見習近平2015年11月23日講話《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https://www.gov.cn/xinwen/2020-08/15/content_5535019.htm?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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