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誤判導致生育率暴跌——《華爾街日報》
Liyan Qi
中國的生育低谷來得比許多人預期的更快，引發了人口崩潰的擔憂。而應對這一後果的複雜性，或許源於四十多年前的誤判。
當今中國人口結構的劇變，並未被1980年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設計者所預見——這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實驗之一。當時全球政府都擔憂人口過剩會阻礙經濟增長。一位曾留學莫斯科的導彈科學家根據人口增長軌跡數學模型的計算表格，主導推動了這項政策。
四十年後，中國在發展階段比其他主要經濟體更早面臨老齡化。生育率下降與老年人口增加的雙重壓力可能拖累經濟增長。在獨生子女一代中，年輕女性生育意願持續走低——且適齡女性數量逐年遞減。當局對改變該政策塑造的生育觀念束手無策。
最新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新生兒數量同比減少逾50萬，加速了自2022年開始的人口負增長。官方歸因於育齡婦女數量鋭減（較上年減少超300萬），並承認"羣眾生育觀念轉變、婚育時間推遲"的影響。
一些研究人員認為政府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人口萎縮實際上開始得更早。
數據公佈後，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大學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預測，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僅剩5.25億。這比他們先前預測的5.97億有所下降，與現在的14億相比更是斷崖式下跌。
“我們對2022年和2023年的預測已經很低了，但實際情況比預期更糟，“維多利亞大學高級研究員、墨爾本人口研究負責人彭秀建表示。
中國的生育率正接近每位婦女生育一個孩子，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1更替率。上世紀70年代末，生育率還保持在3左右。
當時中國正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即將開啓經濟改革。當一羣科學家警告説如果不限制生育措施，百年後中國將面臨超過40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時，鄧小平等領導人深感憂慮。
1980年初《人民日報》刊登的這些科學家的文章提出，中國應對人口過剩的解決方案"需要將生育率降至1...即每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
當年秋天，中國開始在全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但當初的計算忽略了一些關鍵因素。
1985年成都街頭宣傳計劃生育政策的廣告牌。圖片來源：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Getty Images### 人口焦慮
當時中國並非唯一擔憂人口過剩的國家。20世紀60至70年代全球人口的激增引發了人類繁衍速度將超過糧食產量增長的恐慌，這一觀點早在近兩百年前就由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提出。
文革結束後，中國官員正逐步恢復科研工作。雖然社會科學家曾遭受毛澤東紅衞兵的迫害，但從事軍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仍受到部分保護。
其中就包括宋健——這位中國原子彈計劃之父的門生，當時正從事衞星與火箭研究的頂尖科學家。宋健曾赴莫斯科留學，獲控制論數學分支與軍事科學高級學位。文革動亂期間，軍方將其派駐戈壁灘的火箭衞星發射基地以避風潮。
後來官至國務院分管科技的國務委員的宋健，現年92歲。針對發送至國務院和中國工程院的採訪請求，其本人未予回應。
1975年，宋健隨中國學術代表團訪問荷蘭特文特大學時，結識了荷蘭數學家赫特·揚·奧爾斯德。三年後，二人在芬蘭學術會議上再度相逢。
現已80多歲的奧爾斯德談到，他與其他數學家的研究如何受到全球資源有限警告的啓發，以及數學模型如何應用於生育率分析。
2004年，宋健與荷蘭數學家赫特·揚·奧爾斯德合影。圖片來源：埃爾克·托克索普斯奧爾斯德在郵件中寫道，宋健用流利的英語與他人交談，並表現出對數學建模的濃厚興趣。他表示，如果兩人未曾相遇，中國肯定也會實施某種人口政策，但可能會稍晚一些。“我感覺自己就像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塊，“他寫道。
隨後幾年，宋健不斷完善其模型，並與科學家團隊開始計算不同生育率對中國人口規模的影響。1979年底，他開始向官員提交基於這些模型的報告。他計算出，如果每位婦女生育率保持為3個孩子，到208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42.6億。
憑藉計算機輔助數學模型和政治人脈，宋健引起了高層領導的注意。研究獨生子女政策的哈佛大學人類學家蘇珊·格林哈爾希表示，宋健認為人口快速增長將阻礙中國成為富裕的現代化國家。
“他用即將到來的人口-經濟-生態危機這種駭人説法來説服人們，“她説。
為了打消疑慮，官員們表示，如果出生人口下降過多，中國可以調整政策。1980年，共產黨在一封公開信中説：“30年後，當前特別嚴重的人口增長問題可能會得到緩解，然後（我們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裏，生育率就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年輕女性羣體仍然龐大，這使得人口繼續增長。但新生女嬰的數量正在迅速減少。
1989年，北京一家婦產醫院裏的嬰兒。圖片來源：Peter Turnley/Corbis/Getty Images### 影響
幾十年過去，越來越多的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指出這項政策已經過時且存在缺陷。他們説，隨着預期壽命的延長和經濟狀況的改善，中國的生育率本就會自行下降。
宋健的人口計算中缺少的一個因素是人類行為。政府有時採取強制墮胎和絕育等粗暴執法手段，再加上長達數十年的關於小家庭好處的宣傳，留下了一種持久的獨生子女心態。該模型也沒有考慮到傳統上對男孩的偏好。如果夫妻只能生一個孩子，他們會更願意生男孩。
年輕女性現在是中國人口困境的核心。她們越來越不願意生孩子——而且她們的人數每年都在減少。
哈佛大學人類學家格林哈爾希表示，在獨生子女政策下成長起來的女性，她們的成長軌跡與北京所追求的“少生優生”人口目標一致：受過良好教育、精明且獨立。她説：“這些女性不會接受迴歸家庭成為家庭主婦。”
研究人員稱，除了文化與社會變遷外，宋健的模型未將經濟因素納入考量，例如鄧小平改革引發的大規模人口向城市遷移，這對生育率下降的影響遠超人們想象。
上海社會科學院課題組負責人、已退休的人口學家左學金十多年前就曾對人口塌陷發出預警，指出當初實施生育限制措施的前提條件已全部消失。
去年遊客在北京故宮拍照留念。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武漢某私立婦產醫院，護士正在照料新生兒。圖片來源：Getty Images“多年來中國的主要擔憂一直是人口過多，要讓政府和公眾相信中國將面臨人口快速減少和老齡化問題非常困難，”左學金在郵件中寫道。
宋健曾表示，他認為獨生子女政策是明智之舉。他在2010年發表於母校濟南大學的文章中寫道，中國成功拆解了可能引發"人口爆炸"的炸彈。“零增長（人口）是現代人類的宿命，也是當代中國的緊迫任務，“宋健寫道。他預測中國人口要到2035年後才會開始減少。這一估計偏差了十多年——官方數據顯示，人口下降始於2022年。
中國政府稱該政策減少了4億人口出生，並經常將此作為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包括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峯會上。人口學家對這一數字提出質疑，認為隨着經濟條件改善，中國生育率本會自然下降。
人口學家的緊急呼籲
即便2015年取消獨生子女政策時，中國領導人也並未完全廢除生育限制，而是轉向二孩政策。如今，政府正鼓吹迴歸"生育友好文化”，鼓勵生育三孩。
企業家、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不斷傳遞中國需要更多新生兒的理念。
攜程集團聯合創始人兼董事長、北京大學經濟學研究教授梁建章共同創辦了育媧人口研究所，這家民間智庫專注於人口與公共政策分析。
梁建章估計，中國需要將國內生產總值的5%——大致相當於其教育支出——用於直接補貼，以促進生育並降低育兒成本，才能使生育率回升至1.4，即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他的公司為長期員工提供每名子女每年1萬元人民幣（約合1406美元）的現金獎勵，直至孩子年滿5歲。
人口學家正試圖跟上出生率急劇下降的步伐。聯合國基於中國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假設生育率為1.19對中國人口做出的預測，已經與現實不符。
聯合國人口估計和預測部門負責人帕特里克·格蘭德表示，他們的計算試圖捕捉長期趨勢，並不適用於快速變化。他同意其他研究人員的觀點，認為中國的生育率更接近1.0。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生育率逐年快速變化的國家，我們得出的人口（預測）數字將比兩年前的預期要小，”他説。聯合國計劃在7月份更新其預測。
1月，老年人在北京的一個公園裏鍛鍊。圖片來源：mark r cristino/Shutterstock
2022年，孩子們在阜陽放學回家。照片：謝爾頓·庫珀/LightRocket/Getty Images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婦產科高級科學家、中國生育限制政策批評者易富賢長期認為，實際情況比官方數據顯示的更為嚴峻。根據從入學率、新生兒疫苗接種數等其他可得數據拼湊出的出生人口估算，易富賢認為中國人口早在多年前就已開始萎縮。
“幾十年來中國所有人口政策都基於錯誤預測，“易富賢表示，“中國的人口危機超出中國官員和國際社會的想象。”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社會學家蔡泳指出，一旦年輕一代形成觀念，就難以改變。
蔡泳認為，隨着鼓勵多育的官方宣傳和政策面向新一代，生育率有可能回升，但"即便發生，也不會是短期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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