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數代以來最具權勢的政治人物卻無法贏得農民的支持——《華爾街日報》

新德里——數千名農民駕駛拖拉機包圍了印度首都，威脅要湧入城市，要求政府為農產品價格設定法律保障底線。這是該國最大選民羣體之一在今年全國大選前展示力量的行動。

此舉與今年歐洲各國首都農民採取的措施相呼應，也是印度強大農業遊説團體的一貫做法——他們過去的抗議曾多次迫使政府讓步。

但屈服於農民要求可能加劇阻礙印度成為發達經濟體的結構性問題：依賴低效的農業部門來吸納其龐大人口就業。

上週在德里-北方邦邊境，印度警察在阻擋農民示威的路障旁警戒。圖片來源：Sajjad Hussain/法新社/蓋蒂圖片社經濟學家指出，印度亟需在工廠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才能擺脱對農業的依賴。當前農業領域勞動力過剩，政府補貼和干預扭曲了農民的種植選擇和收入。

印度約有2.6億農業人口，佔總人口五分之一，而其他所有行業的總就業人數約為3.1億。受疫情和就業機會匱乏影響，近年來務農人數持續膨脹。

農業經濟學家阿肖克·古拉蒂指出，儘管過去四十年間農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減半至18%，但該行業仍吸納了印度45.8%的勞動力，“這是因為非農經濟擴張速度不足”。印度大多數農場規模較小，農户收入微薄；而在較富裕的農業區，化肥過度使用和地下水枯竭正引發環境危機。

上週抗議活動中，印度農民在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散人羣時奔跑。圖片來源：阿努什裏·法德納維斯/路透社抗議活動始於上週，農民聚集在德里周邊農業邦的邊界地帶，要求政府除現行糧食福利計劃中已大量收購的水稻和小麥外，對更多農作物品種以預設價格實施保底收購**。**此後數日，農民與發射催淚瓦斯的警方持續衝突，這是納倫德拉·莫迪總理任內第二次重大農政對峙。

作為印度數十年來最具權勢的政府，莫迪當局曾試圖推動農業領域實行市場化定價並引入私營資本，稱這些改革對實現農業現代化和提高農民收入至關重要。此舉激起農民強烈反對，他們擔憂在新體系中處於不利地位，尤其當改革最終可能取消官方稱為"最低支持價格"的預設保底價時。

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圖片來源：Jon Gambrell/Associated Press印度一位部長週一表示，與農民的談判正朝着積極方向發展，政府正在考慮為少數新增作物提供短期價格支持的提案，這表明農民再次取得了一些政治上的成功。

政府迫切希望在全國大選（預計在4月和5月舉行）之前平息抗議活動，並避免像2020年那樣因三項旨在放開印度農業市場的法律而引發的長期對峙。在議會下院佔多數席位的政府成功推動這些法律獲得通過，這一壯舉對之前的聯合政府來説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但許多農業專家表示，政府因行動過快而失算，未能充分徵求各邦和農民的意見並爭取他們的支持。不久之後，數千名憤怒的農民在首都周邊舉行了持續一年多的靜坐抗議，最終莫迪政府罕見讓步，撤銷了相關立法。

經濟學家和政策專家表示，抗議活動再次爆發進一步證明，印度亟需在農業之外改善就業和收入機會。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對印度農業進行重大重組可以提高效率並增加部分農民的收入，同時減少對環境不友好的激勵措施，例如為種植水稻（一種耗水作物）提供灌溉用電補貼。

印度古瓦哈提郊外，一名稻農正在稻田裏工作。圖片來源：Anupam Nath/美聯社但對於數百萬缺乏其他就業選擇的羣體而言，這樣的改革可能帶來痛苦的動盪。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印度政策專家理查德·羅索表示：“在中國，當人們離開農田時，隨着中國經濟開放新產業，城市正湧現大量新崗位。而如今在印度，如果你離開農場進入城市……城裏並沒有現成的工作機會。”

羅索指出，印度政府需加大力度推動"印度製造"計劃，該計劃是莫迪政府為吸引投資建廠、促進就業增長而實施的。莫迪上任近十年間推出的這一計劃，日益聚焦於生產高科技產品以減少對華貿易逆差，但太陽能電池板等許多產品並不以創造大規模就業著稱。

印度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已從2022年3月財年840億美元的峯值，下滑至接下來12個月的710億美元，表明"印度製造"並未如莫迪預期那樣激發國際資本對印度市場的興趣。

58歲的旁遮普邦稻麥種植户博哈爾·辛格正與農民車隊一同等待抗議活動是否向新德里推進的消息。他表示，若失去政府支持，自己的家庭將陷入經濟困境。

上週，印度農民在哈里亞納邦與旁遮普邦交界處抗議期間進行祈禱。圖片來源：Narinder Nanu/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農業之外沒有容易獲得的工作，”他説。他補充道，其他工作太難找了，需要人脈或行賄才能得到。“如果我兒子在農業之外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我們家就不會如此依賴”政府為我們種植的作物支付的價格，辛格説。

在導致大量人口從大城市外流的疫情之後，許多印度人選擇留在自己的家鄉，而不是去城市工作。自2019年以來，多年來一直在下降的印度農業工人數量估計增加了6000萬。這標誌着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尋常的趨勢，因為發展中國家本應在工廠增加數千萬個工作崗位，並減少農業工人。

這些數字也加深了農村的困境。

農業勞動力過多“是所有這些騷亂背後的因素之一，”政府農業定價諮詢機構前負責人古拉蒂説。“實際工資停滯不前，甚至下降了。”

其他印度經濟學家表示，疫情期間政府實施的一項計劃可能導致了農村勞動力的膨脹，該計劃每月向大多數家庭免費提供5公斤大米或小麥，覆蓋約8億人。一些農民從這一救濟中雙重受益，既自己領取免費糧食，又通過生產補貼糧食獲得報酬。

古拉蒂表示，印度在極度貧困時期實施的食品福利計劃應當縮減規模，這正體現了農業政府補貼往往更多惠及消費者而非農民的現狀。他還指出，允許大型私營企業進入農業領域雖遭許多農民反對，但能引導種植者轉向消費者願意支付更高價格的農產品，最終有助於提高農業收入。

但他坦言，這些論點常在大選年的政治喧囂中被淹沒。

“政府必須鬆開一直為保護消費者而壓制價格的剎車，賦予市場自由定價權。”**,**他説道。

拉傑什·羅伊對本文亦有貢獻。

聯繫作者：特里普蒂·拉希裏 [email protected] ；克里希納·波卡雷爾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