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正把美國變成新興市場 - 彭博社

Adrian Wooldridge

新興市場企業深諳其生存法則。

攝影師：曼德爾·恩甘/AFP/蓋蒂圖片社

在我們所有人的記憶中，新興市場企業一直試圖向美國企業學習。多元化集團曾效仿美國企業掌握業務聚焦的藝術；家族企業掌門人將子女送往哈佛商學院深造；雄心勃勃的管理者研讀邁克爾·波特、加里·哈默爾等西方商業大師的著作。

如今美國企業需要回禮了。美國正在迅速褪去西方外殼，轉型為新興市場。而最懂得如何規避此類市場陷阱並把握機遇的，莫過於那些畢生深耕於此的企業：想想1945年成立的墨西哥賓堡集團，歷經國內外動盪成為全球烘焙巨頭；1868年創立的印度塔塔集團，跨越殖民統治、民族解放和新自由主義革命屹立不倒；或是1926年誕生的土耳其科奇控股，在世界最動盪的角落蓬勃發展。

彭博社觀點羅馬尼亞重新投票將審判30年腐敗史美國治世終結為英國帶來機遇賀錦麗渴望被傾聽 加州正在聆聽流放華爾茲治不好美國外交的無能美國正加速倒退為一個欠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常由喜怒無常的強人統治，他們將國家生活的每個角落政治化（並擾亂）。唐納德·特朗普比大多數人都更情緒化。新興市場的統治者無視市場規律，動用國家工具重塑國民經濟。特朗普正用關税恢復國家偉大，儘管股市痛苦哀嚎。新興市場因缺乏有效的政府或市場機構而佈滿"制度真空"。特朗普將政府重要部門送入碎木機，削弱了《反海外腐敗法》等企業依賴數十年的監管安排。特朗普治下繁文縟節的激增——尤其是因其變幻莫測的關税制度——正將美國變成現代版印度"許可證統治"。

美國企業最需向新興市場學習的是如何應對政治不確定性。每家跨國美企現在都必須考慮：與外國勢力一度穩定的關係，可能因總統又一條推文或“真相”而瞬間改變。所有企業無論行業規模，都必須應對不斷變化的關税與價格。如果説1980年代後的主要企業挑戰是管理距離，那麼今天的核心挑戰就是管理政治。

企業正投資提升政治敏鋭度與政治影響力，有的聘請政治諮詢公司，有的組建內部政治顧問團隊。有些企業每天召開戰情室會議研判白宮最新動向。但在轉型過程中，企業過度依賴西方政治專家（尤其是退休政客），未能充分汲取新興世界的政治智慧。這正是BCG和麥肯錫等全球諮詢公司發現的新優勢。

新興世界提供瞭如何將政治轉化為自身優勢的範例。要討好統治者的親信，因為決定合同的是私人關係而非客觀標準。每個強人國家都有這樣的"企業家"——他們將與統治者的親密私交轉化為商業帝國：匈牙利首富洛林克·梅薩羅什曾是管道工，只因恰巧是維克托·歐爾班總理的童年摯友；俄羅斯最成功的建築巨頭阿爾卡季和鮑里斯·羅滕貝格兄弟，不過是因少年時代與普京同上過自衞術課程。但對於外國企業而言，與本地公司成立合資企業的理由日益充分：既能掩飾外資身份，正如某顧問所言，也因"美國正變得越來越不可理喻"。那些不得不應對多疑的中國政府的公司，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但新興世界同樣提供了政治反噬的警示案例：強權領袖慣於向成功企業家展示誰才是主人，普京對眾多寡頭如此，習近平對阿里巴巴前掌門馬雲亦如是。特朗普已對幾家在其失勢時作對的大型律所實施報復，若參照新興世界強人的行事邏輯，未來他很可能僅因"能夠做到"就再度出手。

企業需向新興世界學習的第二課，是韌性優先於效率。自1980年代自由市場革命以來，美國企業出於合理的市場考量，一直宣揚業務聚焦與組織精簡的優勢：綜合企業存在折價效應，而精幹公司可通過市場採購應對突發需求。但在領導層反覆無常與關税壁壘高企的時代，抗風險能力遠比效率重要得多。

直到最近，像塔塔這樣的新興市場企業集團還在試圖縮減其龐雜的業務組合，轉型為西方式的單一業務公司。如今美國單一業務公司需要重新學習企業集團的智慧。企業集團擅長應對不確定性，因為它們擁有多樣化的業務，這些業務遵循不同的商業週期運行：當一項業務下滑時，另一項業務可能正在上升。企業集團還具備應對混亂環境所需的規模和範圍。規模和範圍能幫助你處理關税規則帶來的巨大行政負擔——這些規則可能每週都在變化。規模和範圍還能幫助你彌補更廣泛社會功能的缺失，比如為工人提供體面的培訓或可負擔的住房。社會整體功能失效越嚴重，企業就越需要將核心社會功能內部化。

新興市場還提供了大量案例，展示如何應對各種意外危機——這些危機大多數西方人以為已成為過去，但由於特朗普、基礎設施老化和社會契約的瓦解，它們正變得司空見慣。哈佛商學院網站上的《創建新興市場》項目尤其具有啓發性，該項目收集了180位成功企業家關於如何應對動盪、政變、社會崩潰、銀行擠兑等危機的訪談。

有兩段訪談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段是與Nando’s聯合創始人羅伯特·布羅津的對話，講述他如何在種族隔離制度垂死之際創立了這家辣味雞肉帝國。1994年，公司通過"讓消費者在動盪中開懷大笑"來應對南非的緊張氛圍，甚至在曼德拉剛出獄時就推出由模仿者出演的廣告。而第二段訪談對象是埃及食品公司Edita創始人兼CEO哈尼·貝爾齊，他通過實施"多價位策略"——對不同食品採取差異化漲價幅度，來應對通脹飆升，確保低收入消費者不會被"逐出市場"。

能從新興市場汲取經驗的不只是企業CEO。特朗普身邊政策制定者同樣如此。特朗普關於前任未能構建成功超級大國基礎設施的批評並非全無道理。也並非所有強勢領導人都未能實現國家振興。從韓國朴正熙到台灣蔣介石，一連串亞洲領導人曾引領經濟騰飛。波士頓諮詢的阿帕娜·巴拉德瓦傑指出，成功的新興市場改革者將關税視為政策組合拳的一部分，這套組合拳還包括：通過廉價資本扶持民族企業、重點投資教育科研等基礎設施、培育良好國際關係。他們更堅持數十年如一日推行連貫政策，把關税當作實現戰略目標的工具，而非反覆無常的談判籌碼。

特朗普魯莽政策的悲劇性，並不在於他正在摧毀一個近乎完美的經濟模式——新自由主義。在特朗普當選讓所有人變成自由貿易狂熱分子之前，大多數人已承認該模式的缺陷。真正的悲劇在於，當美國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亟需重建之際，他卻未能從另一個久經考驗的經濟模式——國家主導的大推進式發展中汲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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