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關税：美國能挺過去，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們是好事——彭博社
Clive Crook
請檢查你的計算。
攝影師：温·麥克納米/蓋蒂圖片社歐洲1777年聽聞大陸軍在薩拉託加戰役中取得決定性勝利時，約翰·辛克萊告訴亞當·斯密：“大不列顛必將衰亡。“據辛克萊回憶，這位《國富論》（前一年出版）的作者勸他冷靜：“放心吧，年輕的朋友，一個國家的韌性遠超你的想象。”
儘管斯密畢生推崇自由貿易的益處，但若目睹當今重商主義回潮，他定會説出同樣的話。這是一記重擊，但並非世界末日。值得玩味的是：當下盛行的災難化論述往往無濟於事。而特朗普總統貿易政策的擁護者卻容易犯相反錯誤——認為只要天沒塌下來，政策就必定成功。若導致增長放緩與持續低迷，這雖非"衰亡”，但也絕非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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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大多數估算，直接經濟損失無疑是可承受的，尤其是對美國這樣龐大且相對封閉的經濟體而言。一項最新研究通過對比完全開放貿易與完全封閉貿易的收益，探討了風險上限。對美國來説，完全封閉經濟將導致國內生產總值損失2%至8%。
相較於完全中斷貿易，貿易量減少的代價顯然會更小。本月早些時候，美聯儲發佈了一份關於特定關税影響的研究報告。其經濟學家模擬了美國對華進口關税提高60個百分點的情況，分兩種情景：其他貿易伙伴是否適用10%的"基準關税”，一組假設貿易赤字不變，另一組假設赤字縮減。模型顯示，對中國加徵60%關税、對其他所有國家徵收10%基準關税，同時貿易赤字減少25%，將使美國GDP下降略低於3%（中國損失大致相當；由於貿易格局變化，其他國家基本持平）。
此類研究揭示了貿易壁壘引發變化的複雜性。例如，關税理應減少進口從而縮小貿易逆差，但為何某些美聯儲模型假設逆差不變？實際上，貿易逆差未必會縮小——逆差減少可能推高美元匯率，最終反而增加進口、減少出口，抵消初始效果。無論如何，整體外部平衡取決於儲蓄與投資缺口，關税僅能間接影響這一關係。
或者考慮一下完全關閉經濟所帶來的驚人低預估成本。關於GDP損失2%至8%的估計背後有一個假設，即用進口替代國內商品的便利性——所謂的替代彈性——可以從當前的貿易數據中估算出來。但隨着經濟接近自給自足狀態，當某些關鍵外國產品難以或無法替代時，這種彈性可能會突然下降。廢除進口的成本可能比預期大得多。（當然，理性的重商主義者會謹慎行事，避免走得太遠：完全封閉的經濟並非目標。）
其他複雜因素不勝枚舉。貿易對競爭和創新的影響是什麼？這要視情況而定。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貿易的競爭可能會刺激創新，但如果外國競爭激烈到足以摧毀國內產業，該產業的創新力反而會下降。貿易的動態效應——即貿易對增長的影響——比上述研究中捕捉到的靜態效應更難估算。
在諸多不確定性中，有兩點值得強調。首先，儘管存在複雜性，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貿易確實能帶來淨收益——在這一點上，亞當·斯密是正確的。如果抑制貿易代價高昂，那麼具體多高昂並非最關鍵的問題。你根本不該這麼做。誠然，美國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和豐富的自然資源，這些優勢意味着貿易帶來的收益可能比其他經濟體更小。但重申一次，微薄的收益總比沒有強。
其次，新重商主義的代價不僅限於從既定的自由貿易體制轉向既定的管理貿易體制對GDP的影響。這種轉變涉及巨大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動盪，其本身就可能代價高昂。
經濟結構調整消耗資源；它創造就業機會，也摧毀就業機會。"中國衝擊“具有破壞性——但徒勞地試圖逆轉它將會再次造成破壞。在第一種情況下，存在總體收益；而在第二種情況下，將會出現總體損失。
地緣政治動盪可能涉及最大的代價。新重商主義使美國領導的聯盟和多邊機構承受巨大壓力。認為美國被這些安排所利用的觀點並非毫無根據——毫無疑問存在一些搭便車行為——但總體上看，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一直是開明的自我利益的體現。瓦解全球貿易秩序，並將其視為對自私的所謂朋友的遲來報復，就是拋棄美國的力量。如果是為了換取微小的經濟收益而採取這種政策，那將是糟糕的政策。而為了換取實質性（即使不是毀滅性）的經濟損失，這樣做簡直是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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