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舟：2025，西方已經集齊了火山、迴旋鏢和烏托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宇舟】

特朗普1月20日就職，他本次的就職典禮並不太平，內有“獨狼襲擊”和加州山火；外有威逼盟友、政潮不斷。而這背後不僅僅只是局部操作的心血來潮或漏洞失誤，更是整個西方陣營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所形成的火山，正在一股股“試煙”，醖釀着更大規模與頻率的噴發。

在前文《攻守之勢正在改變：2025等待回答的四問》，筆者提出我們已經處於大時代的轉折點，本文是前文的下篇，站在傳統發達國家的視角，再一次論證力量對比因何而改變，我們所看到的社會現象之下有着怎樣的政治經濟脈絡，而這些問題又是否會成為社會發展的共性癥結，究竟依靠什麼才能打破所謂的“慣性”。

一、西方國家近期政潮的根源，是經濟發展陷入了結構性矛盾

近期德法加韓等國政潮不斷，美國則在短短四年又一次政黨輪替，某些人極力要為我們營造的西方發達國家恢復快、就業好、財富增、外資搶的形勢大好，與現實卻是那麼地格格不入。但凡他們所言有那麼幾分真實，我們都只能得出一條結論，就是西方老百姓吃得太飽，好好的日子不過，非要換一批更加激進的政府，將對刺激的追求貫徹到底。

其實，吹鼓手舉出的每一項“形勢大好”的數據，背後都自有一番曲折，瞭解來龍去脈以後，我們才能明白導致這一系列政潮的經濟基礎，這是每一户人家普適的柴米油鹽、喜樂悲歡。而將這些悲歡匯聚起來，是它們基本面已經出現了普遍性、週期性、結構性的矛盾，在轉折點此消彼長的進程中，它們構成了“消”。

從基層角度來看，最直觀的痛點就是近年以來生活壓力攀升，體感急劇惡化，而這其中首當其衝的又是疫情爆發以來迅速拉高的通脹，生活成本急劇攀升，美國各主要盟國的通脹率都出現了極其相似的走勢。

各國近十年來通脹率對比（單位：%）。 圖表來源：Trading Economics。

這種趨同的走勢也是西方國家自身經濟日益陷入對美依附的縮影。在美國政策的影響下，它們或是對全世界最大的工業國家發動貿易戰、構築關税壁壘，主動推高本國從生產製造到消費全鏈條的物價水平；或是策動多方向的地緣衝突，造成能源危機；或是量化寬鬆，連續貨幣超發，且熱錢投向脱實向虛，形成大量泡沫……在多方因素影響下，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問題，最終在新冠大流行後被引爆。

即使在官方數據通脹趨於緩解的2023年以來，依然能夠看到與官宣數據不符的差距。根據麥肯錫調查，雖然2023年下半年歐盟27國的名義工資增速為6.3%，但實際工資平均比2019年降低1.2 個百分點。2023年，共計88%的歐洲人認為2023年物價上漲，其中59%的歐洲人認為物價“強勁上漲”。歐盟自己的報告也承認，通脹依然是民眾認為最重要的議題，沒有之一。

物價高企的同時，貧富兩極仍在持續分化。據歐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基金會（Eurofound）提供的統計圖表，法德意等國的收入和工資不平等現象，較疫情前又有了加劇之勢。美聯儲近期公佈的2023年底美國家庭淨資產統計同樣耐人尋味，簡單的算術平均，每户家庭資產可達120萬美元。不過，如果按每户淨資產中位數計算的話，每户僅為19.2萬美元，進相當於算術平均數的16%，“被平均”現象更為突出。

2007-2022年德國、意大利、法國的收入不平等（紅線）、工資不平等（黑線）和就業水平（虛線）演變。 圖片來源：Eurofound。

仍以美國為例，從紙面上看，家庭財富在疫情中反而還加速增長，2020年以來的家庭淨資產名義增速達到了40%，哪怕剔除20%左右的通脹，實際淨資產仍有20%的增幅。可是其中不乏房價攀升的託舉，同樣是美聯儲在2023年的統計顯示，房屋價值中位數已是家庭收入中位數的4.6倍有餘，美國家庭的住房負擔能力降至歷史低點。截至2022年，超過3/4的家庭淨資產不足10萬美元，較2019年疫情時期僅增長了4%，剔除通脹以後將是負增長。

在最近陷入“第51州”風波的加拿大，房地產對資產價格的託舉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全國曾在2021-2022一年內平均房價增幅高達30%，大多倫多地區甚至同期增幅達到1.5倍。但超越了需求者正常消費水平的房價最終成了有價無市的紙面富貴，全國房市在沒有“三條紅線”的情況下陷入了更為嚴峻的蕭條，作為他山之石提醒着大洋彼岸：房地產的結構性調整，根本上究竟是監管的問題，還是價格與需求的問題。

再回到美國，從家庭的收入五等份劃分，來看不同層級家庭保有的財富佔比，也能發現貧富差距仍在加大，疫情以來，除了最富有的1%家庭財富佔比仍在增長，其他層級都在持續下滑。

疫情以來美國家庭淨資產（左）和收入五等份的家庭財富佔比（右），最富有的1%家庭（深紅色線）財富佔比仍在增長，而其他層級都有不同程度地下滑。 圖片來源：東北證券、路透社。

相比之下，歐美國家的就業確實普遍處於疫情以來的恢復階段，部分國家的新增就業人數和崗位需求仍處於階段性高點。但也在積累不確定性，以美國為例，反覆“修正”就業人數的伎倆已然路人皆知，即使按紙面統計數據，將一個長週期合訂起來看，過去三年，新增非農就業人數也在不斷下滑，且作為風向標的建築業和製造業就業都出現了降温跡象，後者甚至已經出現了負增長。

即使按統計口徑，美國新增非農就業也呈現下降趨勢。 圖表來源：東北證券，2025年美國經濟展望，2025-1。

根據美國移民研究中心的統計，美國出生的本土居民正在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進程正在加速，適齡（16-64歲）人口未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比重，已從2000年的16.9%增加到2024年4月的22.1%。

更有意思的是，移民對於就業增長的刺激也在遞減，甚至從疫情以前就出現了這樣的趨勢，截至到2017年，1990年後進入美國的移民及其後代，只是將適齡人口的就業份額從63.9%提高到64.4%。

造成此類現象的原因在於，一方面，高精技術類工種始終處於稀缺狀態，此類移民的流入反而是越來越少，且極易受到日趨隨意的政策干擾。美國近期圍繞H1-B簽證引發的風波正是該問題的縮影，“政府效率部”的負責人之一拉馬斯瓦米甚至痛斥“美國文化長期以來崇尚平庸而非卓越”，無法滿足這方面需求。

另一方面，則是在衣食住行、運輸倉儲相關的基礎製造和服務類行業，供給真正過剩，新移民佔比過高，且不少受教育移民的技能和教育背景與該類工作不符，出現嚴重“錯配”。

不僅是美國，移民輸入就能促進就業的“理所當然”，正在西方國家遭受普遍挑戰。本輪加拿大政潮中，輿論對特魯多的一大抨擊點就是：創紀錄的移民水平卻幾乎沒有帶動可工作納税人的人口占比。其實加拿大隻是諸多反面典型中的一個而已，從多國數據來看，都出現了移民增速大大“跑贏”就業率增幅的情況。

因各國統計數據發佈時間不一，故起訖時間有些許誤差。美法兩國為2023年較2015年的增幅，德國為2021年較2015年的增幅，加拿大為2021年較2016年的增幅。 圖表來源：根據Fred（聯邦儲備經濟數據庫）和各國統計局數據彙總自制。

而這些現象的表象背後是更為深層的人力資源供需結構矛盾。西方國家“產業空心化”的過程，造成了基礎行業的大量遷移。高新技術看似蓬勃發展，但從場景到應用的轉化卻有邊際效益遞減之勢。只靠一味的概念炒作，缺乏大面積的應用推廣，甚至連基礎加工都在國外，長此以往不僅高精尖行業的就業受到限制，連能夠給被他們蔑稱為“低端移民”提供的基礎行業工作機會，也一樣越來越少。此時出於“政治正確”引入的移民，在不事勞作的環境中又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陷入基層矛盾的惡性循環。

此時正是在技術領域，已經出現了工業革命以來前所未有的“科創東移”現象。根據聯合國下屬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的全球百大科技集羣排行榜，進入榜單的歐洲（不含俄羅斯）科技集羣由2017年榜單中的35個減少到2024年榜單中的27個，美國由同期的30個減少到20個，中國內地由4個增長到26個（含港台共計28個）。在前20大集羣中，2017年，美歐中分別有7個、6個和3個；2024年則變為6個、1個和8個。

2017和2024年全球百大科技集羣分佈。中國頭部科技集羣的增加不僅是數量的增加，還是覆蓋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全方位增加。 圖表來源：WIPO。

這樣的變化也已經傳導到了生產和出口，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所提供的數據，已經實現工業化的高收入國家，其製造業增加值在1990年佔全球份額高達74%，到2000年仍有72%，卻在本世紀加速收縮，到2022年僅有49%。在製造業出口中的份額由2000年的75%收縮至2022年的56%，預計再過幾年同樣將跌破一半份額。

也正是在從技術到產業正在經歷這樣一番東昇西降的歷史性節點，歐美國家經濟增長的驅動內核正在受到嚴峻挑戰，這也同樣會讓它本已存在的財政問題被進一步放大。

近年來西方國家的財政情況仍在趨向惡化。一方面，政府債務擴張速度跑贏經濟增速已是普遍現象，且仍在持續飆升之中，美國自不必説，歐盟平均的政府負債率已經突破了80%，除德國尚能控制在65%以內，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主要國家都已突破100%。

另一方面，財政赤字也仍在擴大，在G7國家中，政府赤字率基本都達到了上一輪金融危機結束以來的階段性高點，像美德法意等國更是達到了歷史性高點，財政資金的缺口日益擴大。根據《馬斯特裏赫特條約》，加入歐盟的要求包括了赤字率低於3%和政府負債率低於60%。若是以此考核，截至2023年，G7國家已經“全軍覆沒”。

G7國家政府負債率（左）和赤字率（右）。 圖表來源：根據各國統計局數據彙總自制。

歐洲央行在去年底剛發出警告，如果不能降低公共債務，促進增長，扭轉“政策不確定性”，歐元區將面臨另一場債務危機的風險。但要削減投資規模、收縮財政開支、挖掘新增長點，在當下時點又談何容易。尤其是對於非美西方國家來説，要保證本國經濟政策的獨立自主、不被某些域外強國所綁架更是難上加難。

更為黑色幽默的是，這些國家追隨美國戰車，已經給本國帶來了生產生活成本全鏈條上漲、財政大幅度惡化。在特朗普上任後，居然還將面對美國的領土和主權讓渡要求，並公然干涉本國領導人更迭。更有甚者，“盟主”的行為還先於俄羅斯觸犯了整個防務聯盟的相關條約，真是“組團防賊七十年，方知團長是盜長”。

除了赤裸裸的政策綁架與內政干涉，經濟上的“美元鐮刀”也是人所共知。近年唱衰中國經濟的一大理由就是美元匯率不斷上升，導致按美元計價的中美GDP差距又有所拉大。其實拉入其他國家一對比，就會發現比中國壓力更大的大有人在。如果都按美元計價，其他G7國家的GDP幾乎是十年不增長、甚至負增長的。而這絕不僅僅只是生產總值的計數口徑問題，其背後是一個國家的資產定價體系和跨境資本流動問題。

按美元計價的G7國家和中國GDP，從中就能窺見世界經濟格局變動，以及為什麼説“天下苦美久矣”。 圖表來源：作者自制。

面對這樣的匯率鐮刀，中國能做的是發揮自己強大的製造和建設能力，以一籃子工業品和消費品錨定自己的貨幣，在外部環境波雲詭譎的情況下，依然穩定本國生產生活成本，同時輸出正外部性，構建一個個雙邊多邊乃至全區域合作機制，去對沖某些國家級印鈔機對各國資產定價體系的擾動。

這需要一個國家同時具備廣闊的發展縱深、強大的實體經濟和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中國能夠做到，可其他這些發達國家呢？當這些所謂的發達國家，從原本的“加油包”，不斷淪為某一個發達國家的“放血槽”時，它們的“發達國家”招牌又還能懸掛多久？它們的內部合作機制還能持續多久？

這樣星星點點的現象，同樣構成了時代轉折點到來的子夜寒星。

由着上述問題，我們也不禁要問一句：對於經濟現象的分析，是不是隻該停留在對於淺層數據的排列組合？是否應該從構成這些數據的基本要素、社會現象、民眾體驗出發，放置到時間、空間的維度去進行完整的覆盤？

很多人都説講經濟學的人太多，其實筆者覺得，這些年恰恰是能做“比較經濟學”的老師還是少了。有些輿論一面嘲諷着自己國家的進步，割裂了現實條件與外部參照系的比較，去貶損實實在在的成就，連帶着“宏大敍事”都被他們説成了貶義詞。可另一面呢，又樂得替西方發達國家鼓吹“宏大敍事”，安於幾個數據一列就套公式一樣的得出結論，分析手段和2500年前的鄭人買履別無二致。

所以這些年筆者越發明白，為什麼有一門課一定要叫“政治經濟學”。在寫作本文時，也欣聞文一老師牽頭主編的《宏觀經濟學》取得重大進展，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我也有幸親眼看到文老師對於這套教材的傾注投入。祝願本書能早日與莘莘學子見面，也祝每一位立志講好中國故事的老師和同志，在我們自主知識體系的探索中不斷登上新高峯！

轉折時代的火焰，是各條戰線多少這樣的同志齊心協力點燃的，温暖了子夜，等候着日出。

二、上層建築在結構性矛盾中，日益極端、撕裂和失能

把視線再轉回西方國家的這波政潮，其實又一次以躲過聯動的形式論證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大約在2015年前後，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與執政黨輪替就開始加速，這是經濟形勢傳導到基層痛感的必然反應，激活的遠不僅僅只是美國的MAGA。2021年以來這短短四年光陰，部分國家政治領導人的更換速度甚至已經接近或超過了前十年。筆者判斷這還很可能只是新一輪大動盪的“上半場”。

西方主要國家1991年以來每十年更換領導人次數，可見大多數國家出現了近年加速的趨勢。 圖表來源：作者自制。

之所以有如此判斷，是因為輪替加速的表象背後，是政治鬥爭正在走向極化。這裏必須請出魯迅先生壓陣。他在《中國小説史略》中，在論證為什麼“譴責小説”不同於一般諷刺小説的原因在於“雖命意在於匡世……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

這種看到膿瘡不僅不悲痛，反而享受起指責的快感，進而洋洋得意的模樣，何嘗不是如今西方政壇大量反對黨病態的真實寫照？一旦這樣的“譴責型政黨”，僅僅依靠批判激發的共鳴贏得選舉，也只會轉變為“譴責型政府”，繼續喋喋不休地譴責前任攤子太爛、譴責政壇掣肘太多、譴責國外佔便宜太甚……

既要抱殘守缺，堅持“民主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東方之上”，不敢真正直面生產關係的積弊；又要轉移矛盾，將自己無法兑現的承諾轉為對除自己以外的全體責怪，將譴責的嘴炮發揮到極致。且兑現壓力越大，譴責越是妙嘴生花。

之前已有專文分析，很快我們就會看到特朗普之流再一次表演如上，而這種黨同伐異只會把本國政治推向下行螺旋，政壇熱鬧了，社稷荒廢了，如同無人看守的莊嚴古墓漸漸在蛇蟲百腳的喧囂中淪為荒冢。

而相互譴責的沼澤之下，是西方政治左右光譜的紊亂。過去幾百年，曾有過形形色色的分類角度，試圖將西方政黨的左右翼加以精細化的區分，用“無微不至”的顯微鏡視角，形成了一系列我們耳熟能詳的教條，烙進了西方政治學教科書，但如今卻發現如今大批政黨在實踐中卻已是左右橫跳。

西方對左右翼的若干維度分類。結果主流政黨早已經“左右橫跳”了。 圖表來源：作者自制。

幾十年來，經歷了凱恩斯主義和里根-撒切爾時期，西方所謂的“左右翼”政黨來回穿插於政府幹預和新自由主義之間，早已不是涇渭分明。再強調“小政府”，也時不時擴大財政投資、干預市場分配、對選民“贖買”；打着“改革與平等”，卻往往在平權運動中傾向某些少數族裔和團體，乃至主義變生意，反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諸多“白左”政黨價值觀喊得山響，在經濟政策上卻比右翼還要貼合利益團體鼓吹的自由放任；更不用説當本國產業優勢喪失時，對保護主義的取向更是跨越左右，不約而同地試圖封殺潛在對手，此時又視市場如無物、契約成棄約。

説白了，左右翼分類的根源在於代表的階級利益，這點被淡化迴避以後，兩波看似代表不同人羣、實則代表同一階級的黨派，又能有多大的區別呢？

也難怪諸如瑪麗·勒龐這樣的極右翼領導人會宣佈“左翼和右翼之間的古老辯論已經走過了它的時代”，這又引出一個更為諷刺的事情——西方傳統政治光譜裏部分“極右翼”政黨，現在反而可能比傳統的左右翼建制派們更貼合實際一些，他們的政見也不能一律以“民粹”、“極端”呼之，反而不時冒出一些切中時弊的主張，諸如反對本國盲目追隨他國捲入不必要的國際衝突、控制移民數量、反對平權氾濫、抵制過度環保動保等等。社會現狀更是讓一些激進主張似乎成了糾偏猛藥，結合高通貨膨脹、高本土失業、高兩極分化的基層痛感，吸引到了越來越多的選票。

“極右”向中間派靠攏，幹了本來中右該乾的事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過了戴高樂、阿登納他們要讓歐羅巴自立自主的旗幟，也不知歐共體諸多先賢們泉下有知，對此又會作何感想。

這種光譜的紊亂，反映了被某些人鼓吹為名言至理的西方意識形態正在加速動搖，圭臬一般的教條隨時可以轉為實用主義，卻又偏偏回避了如何通過改革生產關係，重塑造血能力，只是專注於將大量資源投入到討好選民、虛假平權、塑造假想敵、製造仇恨與對立之中。這讓執政黨的實用主義，又進一步墮落成只關注眼前利益的應激反應，這種短期刺激帶來的弊病與漏洞，勢必為在野黨所利用，從而加劇上文描述的彼此攻訐。

由此，執政黨往往會用極端的、激烈的手段，去推動他們認為“政治正確”的事情，一旦引發強烈的民意反彈、嚴重的社會後果，推動在野黨上台後，後者又會以更為極端的、強硬的手段推翻上一屆的決策，貿然顛覆又會得罪相當一批人羣，出現新的嚴重後果……由此進入一個不斷下行、不斷劣質化的“極端循環”。

此時無論是政局的穩定，亦或是政治與經濟的相互促進，更有一個國家發展所必需的長效規劃機制、一個社會所必需的價值基本認同，都會受到嚴重破壞，契約變“棄約”的迴旋鏢打回的是自己，瓦解的是認同、穩定與發展。

其實對於這類問題，並非是沒有解藥，某一副藥方已經研發了兩個甲子，經歷了大量試驗，並在西方日益加速的輪替中，展現了自己強大的續航力與穩定性。

這副藥方的名字就五個字：民主集中制。

可問題來了：他們敢學嗎？

就算敢，以如今的政壇風氣與政客能力，又學得像嗎？

由廟堂上的“極端循環”不斷傳導到江湖，就是全社會政治極化的加速。一系列社會調查和數據積累都顯示，這種由政治對立引發的社會撕裂，已經到了近幾十年最為嚴重的節點。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一年後的統計顯示，美國兩黨支持者的 Facebook 用户幾乎沒有共同的興趣；對彼此政黨的感情落差也在擴大。 圖表來源：The Conversation，ANES。

社會撕裂的盡頭就是分離主義抬頭。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政治中心曾在2021年拜登就職半年後做過一項調查，結論相當驚人：居然有52%的特朗普選民和41%的拜登選民支持根據政黨路線將美國劃分為多個國家。

同年的一項另一項民意調查將美國分為五個地理區域，發現 37% 的美國人贊成從他們自己的地區分離出來。44%的南方美國人贊成分離，共和黨的支持率為 66%，而民主黨在太平洋各州的支持率為47%。

美國不同區域各派選民對本區從聯邦分離的支持率分佈。 數據來源：Bright Line Watch.

當然，會有人認為口頭宣泄並非真實政治主張，但從動態視角來看，這些30年前絕對純屬夢囈的“口頭宣泄”，如今甚至能夠作為一項議題，登上成為美國主流媒體的版面，成為高校研究機構追蹤的課題。如果上文描述的系列亂相繼續蔓延，結合經濟、市場與技術優勢的持續喪失，30年後又當如何？

在這些政治撕裂與基層離心之上所表現的，就是現實社會治理失能的事件不斷產生，無論是極端襲擊的不斷增多，還是山火風災的救援無力；無論是遠大規劃的紙上畫餅，還是操作不當引發的人禍連連……更有那形形色色的史密斯專員，都在以實際行動侵蝕國家的意識形態根基，讓那些曾經所向披靡的價值觀日漸空洞和可笑。

特朗普這樣的政客，在“二進宮”前面臨的就是這種情況，而筆者在一系列前文中已經分享過對他政見、班底和約束條件的看法，我相信，這個依然在圍繞表象問題和涉外噱頭炒作，而不敢直面本國經濟基礎矛盾的總統，他的未來四年，無非是向着深淵多踩幾把油門。

還記得《美國兩黨藥方：如何背離了經濟基本面和民眾關切？》的最後一句話嗎？

“最多再進行兩三次類似的總統大選，美國人民的制度自信就會被深度動搖了。”

這樣的判斷不僅適用於美國，其它歐美國家甚至會更早、更快、烈度更大，以十年為期，我們拭目以待。

也正因此，這幾個月從外國揹包客單方面免簽入境的好評如潮，再到外國網友湧入小紅書後的豔羨連連，其背後都有着深刻的社會背景，是東西方轉折臨界點的濃縮與記錄。

必須承認，我們的軟實力已經落後於硬實力，在輿論宣傳上依然存在不少“術”的不足。但只要當經濟基礎之“勢”、社會治理得“法”這兩大前提依然存在、並能鞏固提高時，作為“術”的説服也只會是時間問題，甚至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自有大儒為我辯經”，或者像本次小紅書事件那樣，普通的APP用户表現出的戰鬥力就勝過十幾年説教。

我還是祈禱在意識形態領域千萬別是躺贏，期待看到千千萬萬同志在這個看不見的廣闊天地裏輸出真理。

三、“歷史終結”才是烏托邦，我們與時俱進的征途將是文明真正的模樣

行文最後，筆者想起了一個60年前進行、如今又被炒紅的實驗——25號宇宙，讓小鼠們在一個相對寬廣的空間，提供無限的食物和水、適宜的温度和病毒防控，最終這個“老鼠們的烏托邦”，卻在老鼠數量剛達到承載極限55%的時候迎來了崩潰。

後世雖然有不少反對者，舉出了種種認為這個實驗不夠嚴謹、不適用人類社會之處，諸如生活環境控制的偏差、老鼠近親繁殖導致的缺陷、圈養造成的過度族羣互動……甚至是老鼠內分泌與人類的區別。連試驗者本人也只是指出，該實驗研究的是在過度密集的社會空間下造成的社會心理問題，並無其他意圖。

可這個實驗如今又被翻回，恰恰是一部分當代人面對當前這個世界，體會到了更為深刻的隱喻。當現實所謂“發達社會”、“福利生活”的一個個標杆，日益走向它們鼓吹的反面時，人們似乎能夠跨越環境和物種的一系列質疑，去重看這場實驗，人類文明似乎真有成為動物世界的可能。

本文無意評論這個實驗的精確程度，只作為一個延伸思考，即使被反方認為的“過度闡發”確實應驗，人類真有可能在“烏托邦”裏迎來“動物世界”，我們可以警醒，而無需焦慮。因為這恰恰證明了我們所追求的社會形態，絕不是西方造謠的“烏托邦”。

我們孜孜以求、先輩們甚至為此拋頭顱、灑熱血的社會形態，與烏托邦的最大區別就在於：我們謀求的不僅是不斷發展生產力，實現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更是把這樣的發展內劃到社會的機制、倡導與個人的價值之中，形成人人都可以出於自我實現需要、主動勞動去創造價值的精神文明，而不是簡單地躺平領糧、混吃等死。

回看上文所提到的從技術、生產直到輸出的全球格局變化，作為中國人，我們也都很清楚促成這個進程的主力是誰，這個70年前才開始大規模工業化的國家，如今的製造業已經突破了全球份額的1/3，並且超過了其他9大工業國製造業產出總和。並且還在向着更大、更快、更新繼續發展，繼續勇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潮頭。

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多少億人、多少代人被激發出了主人翁精神，正是這樣驚人的主觀能動性，百川匯海、眾人拾柴，才凝聚起了如此氣勢磅礴的宏大偉業。

這一刻，好想穿越回去告訴他們、感謝他們…… 圖片來源：作者自制。

在歡慶之餘，我們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對內來説，我們追求的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動力是激發了內生出來的，不是壓迫了“卷”起來的。對外來説，點開科技樹的進程，也意味着對高附加值的攀登，在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與總需求尚未徹底爆發以前，這樣的利益格局重塑也將加劇我們和某些傳統強國的集體紛爭。

我對未來最大的信心，就是陪伴我們一代代人成長的新中國，早已給了我們刻入骨子裏的自尊自信，我們知道為何而生、為何而戰，我們從義務教育年代就消化了勞動創造文明的基本原理，我們不缺少能把自己的工作變為發揮創意、自我實現又能報效祖國的同袍，有多少人甘願為“要做就做到第一”的快感去奉獻此生。

與這樣的精神境界和物質勞動相比，那羣一面攻擊我們“烏托邦”，一面鼓吹“歷史終結”卻不事生產、不知終點的人，把虛無的理論奉為終極真理，鼓吹一個制度就能讓霸業萬歲萬萬歲，其實才是真正在給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營造烏托邦。

巧得很，也正是在他們吹噓“歷史終結”的年代，有一位無論怎麼悽風苦雨都能永葆笑容的東方長者，把“與時俱進”説成了口頭禪，將老一輩集體經歷的這段人生經驗，又刻進了後輩中國人的DNA之中。

這一代的新人，與躺着高喊“終結”的“烏托邦”，如今已經説了再見，踏上了新一段與時俱進的征程。這一代將從趕超變成引領，縱使是引領，也依然有着廣闊的星辰大海等待着他們的腳步，一如他們這五千年來的歷代父祖。

與時俱進的魅力就在於：推陳出新卻又一脈相承，這也是為什麼能夠“文明聖火，千百年未絕者，唯我無雙”。 圖片來源：作者自制。

這才是當代文明，當代人類，該有的朝氣和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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