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亮：拯救紙團——韓寒身後的兩代人
人類需要傳奇。有一個時代，傳奇渾然天成，產生於“迷信”，產生於人類不死的夢想。西班牙淪陷了，我們還有《喪鐘為誰而鳴》，世界淪陷了，有人還能聽見天國的歌聲。倘若傳奇也淪陷了呢？
從1970年代後期説起吧。那時，革命傳奇樣板戲再也演不出新花樣。等到烏托邦終於破碎，無數青年覺得人生彷彿白卷。遲來的春風裏，他們把白卷展開，塗抹一番心血，運氣好的能成書，運氣不好的，直到白頭也依然覺得自己就像一團廢紙。
一團廢紙還有用嗎？有用，扔進一杯水裏，就是新概念比賽作文題。
比賽評委出題想到了紙團，這也許是偶然，也許不是。生於1950，回想自己從上山下鄉到單位煎熬的歲月，如果看見杯子和紙團就觸景生情，那再正常不過。
用自己的紙團成就他人的傳奇，並非僅此一家。1980年的某一天，丹徒一個15歲候補小木匠跑到鎮江城裏的文教局，想要開一份“人造成績單”以便參加高考補習班。辦事員已經下班出門，看見這孩子衣衫襤褸，許是有觸動，竟然回辦公室幫他辦了，蓋完章還説了句：“苟富貴，勿相忘。”一絲惻隱便成就數年後的先鋒文學傳奇。在紙上蓋章的女士可沒有製造傳奇的想法，只是出於人情。但修行在個人，高考並沒有為未來作家格非設立單獨考場。20年後的新概念作文比賽為一個少年舉行單獨考試，是人情還是作弊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1999年，新時期文學的傳奇本身已經瀕臨破滅。
格非
並非掙脱了革命就有生路，新時期文學傳奇的最後餘光“先鋒文學”，發現通過文字對一切現實發起的“無邊的挑戰”最終會指向自己。自身的經驗已經耗盡，只能用想象力的重複冒充想象力的豐富。小説再次降格為廢紙。
沒有傳奇，就需要驚奇。新概念時代，不僅需要單獨考試、需要七步成詩，更需要變廢為寶，用你的廢紙團成就他人的狀元榜。《杯中窺人》的出籠，或許就是這樣一個隱喻。
但是倘若廢紙團也有春天？
因為廣泛的質疑，新概念明星的傳奇沉了下去，一些紙團卻浮了上來，紙團上還有隱約的字跡。當人們忙着從字跡裏尋找“口供”，有沒有注意那裏面其實有我們從來沒有好好理解的陳年往事？
紙團當中的一個是韓先生的。為了證明兒子寫作沒有代筆，《説説我自己》卻説出了難得一見的回憶。
生於1957，那是真正的凡客。
1966年，高音大喇叭響起來的時候他才10歲，沒趕上文革前三年的盛大節日與風暴——造反派、工總司、上海公社……上街看大字報就像上網看帖子。風暴也席捲過金山某公社吧，韓先生沒説，或者還不會説，不像40後諸如楊小凱們，曾經滄海並早已找到講述回憶的方式，更不會有問“中國往何處去”的視野。我訪問過幾十位這一代的普通工人文學青年，對文革的回憶都很籠統。籠統地説，他們比40後懵懂，比60後拘謹，盲從別人的表達方式，最多如吳亮，寫出一部《我的羅陀斯——上海七十年代》，還願般執拗地用私人性回憶做一部自己的紀念碑。
六年小學四年中學，韓先生的青春期正好處在沉悶的文革後期。哥哥姐姐們造反都造煩了。城裏，一度揚眉吐氣的普通造反青年早被整治得灰頭土臉。而村裏，韓先生畢業之後繼續默默務農。他當時的精神世界是怎樣的？
李陀、北島編撰的《七十年代》一書裏，比比皆是50後作者們，可惜多為現在的名流知識分子、流亡精神貴族，天生麗質難自棄的腔調多了些。像格非、蔡翔的農民、工人敍述鳳毛麟角。倒是王安憶小説《小鮑莊》裏的“文瘋子”更接近普通農村青年。土生土長的文瘋子鮑仁文，一心要當紅旗下的大作家，不安於務農，田裏長草了也還是隻顧埋頭寫作。他纏着村裏的紅軍老戰士，硬要他按照革命樣板故事的規定回憶往事。他立志過新生活，哪裏知道自己嚮往的“新”在城市已經要變成“舊”。
比起文瘋子，韓先生可能要務實很多，沒那個雄心，也沒那麼失敗，不過總有些不甘心。
1977年，空氣在變化。小鮑莊的高中生“文化子”在“文瘋子”的鼓勵下考上了大學。韓先生也考上了。
他説：“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後，拼命複習，但理科外語都不懂，只得報考文科類的，後來被華東師範大學（當時好像叫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錄取。”
下鄉知青考大學的故事，我們已經從諸如劉震雲《塔埔》一類知青小説裏聽過不少。那些悲情與希望如今早變了形，發展到幾年前的電影《高考1977》，竟然變成一個高考版的超男超女故事。無論如何，高考助現代化再次起飛，專業人才重受重視，專家治國與專業壁壘同時恢復，磚家階級也趁機還魂。1980年代是知識分子最得人心的時代，想想電影《牧馬人》，多少人願意獻身於他們。
韓先生眼看就要一步踏入風光的新時期，卻不幸因為肝炎退學又回到了鎮上。鎮上的日子還是舊的，體制還是1970年代的。
金山文化館
他説：“所以回來就到了亭新公社的文化站工作。當時的文化站和現在的文體中心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就一間辦公室，就我一個人。所做大部分的工作就是為公社機關服務，比如開會拍照，並自己沖印貼在公社門口的畫廊裏，佈置會場等等。文化站裏的上級業務指導對口單位是縣文化館和縣文化局。”
這工作要是給文瘋子，他會開心死，可是韓先生不能。
路遙小説《人生》裏的農民知識青年高加林，進過城，便無法繼續做農民也無法攀上高枝，裏外不是人。現實中的知識青年可不像高加林那麼糾結，當時《青春》雜誌上有篇爭議小説叫《杜鵑啼歸》，講農民已婚大學生與城市高幹女墜入愛河，其實就是高加林的青春偶像版。續篇《飛向遠方》在馬鞍山青年文學刊物《採石》上發表，當地一位1978級大學生告訴我，那時候在學校演情感話劇，觀眾都同情農村來的男人，考上大學就應該和村裏那位離婚，這是自由，愛情不能強求。
自由、愛情就是那個時代的傳奇那個時代的烏托邦。不過韓先生離開了傳奇，不是文瘋子，不是牧馬人，也不是高加林，他是凡客。同時又是三者的結合，總孕育着一點新的東西——不久他開始以“韓寒”這個筆名發表文章。
韓寒這個名字從問世起就註定承載着上一代人的壘塊。那一代普通知識青年把自己的理想寄託在子女身上，哪管子女面對的世界到底怎樣。
韓先生自己成了一個體制內文學青年。那是文學青年的時代。北島在《回答》裏説：“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只帶着紙、繩索和身影”，一般來講，我們從這裏看到的是一種崇高決然的理性主義形象，卻很少想到這背後有一種無奈——除了紙以及在紙上寫寫東西，別的本事還真沒有。
韓先生説自己數理化不好。這可不是特例。我訪問的那一輩工人作者，數理化都沒學好，不是忘光了，就是在中學期間學工學農學兵，數理化老師無心教課。文革時期意識形態刊物《學習與批判》上講過一個工農兵學員擺脱資產階級教師獨立自主用辯證法學好化學的故事。確實有革命家想要改變專業等級制的教育方式，但畢竟言過其實，沒能落地。普通青年們沒學好知識，卻得到了理想，又不想做工農，那就只好搞文學。紙張人生就是這麼開始的。
1970年代，往日著名作家們下放在各地平凡崗位上，工人農民也有機會登門求教。作家張弦就在馬鞍山的電影院看門。不止一個工人作者向我回憶起張弦的教導——不是人人都有文學才能，你可能做個木匠更適合。張弦似乎忘了，正是有這些不適合的文學青年，才有了作家出名的羣眾基礎。無數不遇青年做了文學土壤，成為另一種無法落實的理想主義情感的酵母。1980，那確實是個政治地位、經濟資源重新分配的年代，哪怕是做文藝人士也比工農好。所以1980年代另一種説法更佔上風：“你怎麼知道你只能當木匠？不想當將軍的兵不是好兵！”
密涅瓦的貓頭鷹總在黃昏時刻才起飛，黎明時分，凡客們並不知道自己所處的真實位置和命運角色。擺脱木匠身份的畢竟是少數，當上將軍的更稀有。他們的作品都很普通，像韓父這樣發表過一些豆腐塊還獲過獎就很不錯了。從馬原格非孫甘露的先鋒派文學甚至更早從王蒙的現代派開始，文學熱開始退潮，因為普通文學青年開始退出。我的訪問對象們普遍反映看到現代派，立刻覺得自己不是搞文學的料。現實主義普通文學青年的最後掙扎就是寫《一地雞毛》（劉震雲）、《風景》（方方）之類的所謂新寫實小説——憑着書寫自己的失敗，他們終於成功了一次。現實主義就此謝幕，文學青年紛紛轉崗——進宣傳科，考文憑，經商……回憶往昔，他們會説：我不後悔，我擁有美好的過去，我擁有了不一樣的靈魂。
韓先生不用轉崗，他所屬的舊文學體制繼續存在。源自羣眾文藝時代的文化站要求他繼續寫作，市場化改革則逼着這個舊機構尋找新出路。他們找到了一條陽關大道，就是《故事會》。
前世今生故事會
韓先生比文瘋子運氣好，他説：“金山有故事創作演講的傳統，縣裏也經常組織培訓等。後來就陸陸續續的寫了些故事及散文等東西。發表在上海的解放日報市郊版，上海的故事會、故事大王及外省市的一些故事刊報刊上。”
故事會
一個幾乎被遺忘的世界被韓先生拉回我們面前。恐怕每個人都有關於《故事會》的童年記憶。田間地頭講故事，爸爸媽媽講故事，同學一圈講故事……《故事會》自身的故事又是怎麼來的？無數紙團浮出水面。
比起兒子的《三重門》，看上去比較土的《故事會》才是新時期文學的最大神話。單看發行量，1985年第2期高達760萬冊。《故事會》寫作不會產生偶像，也很少有人珍藏《故事會》，你借我借，最後都成廢紙。
李雲對《故事會》有很詳細的研究，可惜至今只有論文，沒有集結成書。
我們這一代看到的《故事會》已經不是過去那個，《故事會》最早的發源地就在金山。
建國後金山第一個講革命新故事的故事員是幹巷的楊志餘，1952年就開始給羣眾講《高玉寶》。1963年，大講革命故事成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有效方法，金山出現了大量故事員，縣文化館舉辦培訓班傳授故事。“為幫助故事員解決故事腳本的困難，向廣大工農兵羣眾推廣優秀作品，擴大社會主義宣傳陣地，豐富羣眾的文化生活”，1963年7月，《故事會》在上海創刊。到了1964年，金山縣由文化館牽頭，培養了上千故事員。上千！我的故事我的團！
與所有文學刊物一樣，《故事會》在文革中暫停，到1974年才以《革命故事會》的名頭復刊，故事的革命激進性登峯造極，正好反襯現實中革命無可奈何花落去。不過能有寫作機會還是好的，《朝霞》文學雜誌創辦就撓癢了很多基層文學愛好者的心。誰知道韓先生那時候有沒有摩拳擦掌呢？
韓先生説：“縣裏每年對各公社（鄉鎮）有業務考核指標，比如羣眾文藝創作、演出等等。為了應付這些考核，或者説是工作吧，各個公社鄉鎮就得組織人員進行創作。組織者自己當然也得寫。這個時期，硬着頭皮學寫故事、表演唱、小散文等等。”
羣眾文藝，既有羣眾的一面，也總有利用羣眾的一面，就在這兩面博弈中重新塑造着大眾。1980年代，故事會以另一種方式開始了這場博弈。根據李雲的研究，文革結束後，《故事會》首先批判曾經對故事會大加推崇的姚文元，要求故事為四化服務，再後來乾脆徹底告別革命。可是故事總要有內容，不講革命就要講別的，所以編輯們瞄準了“民間”。為什麼要去民間？李雲認為可能是因為知識分子嚮往民間文學所象徵的“天籟自由、順乎性情”。這大約説出了知識分子的壘塊，卻只差一步沒説出當時“民間”的政治和市場價值——文革結束後各種關於四人幫的坊間笑話、傳言得以進入書面載體《故事會》，以膚淺的方式配合政治變幻。膚淺，是“故事會”認知現實的方法特點。犀利，則是“故事會”的表達方法特點。膚淺加犀利，也是當代博客的特點。
改革開放年代的“民間”又是一種世界。比起純文學，“故事”更容易放下身段取悦大眾。到1984年，全國竟然已有近70種故事刊物。全國優秀故事大獎賽，故事創作培訓班之類商業活動層出不窮。韓先生多次參加成績不俗。李雲認為《故事會》在告別革命意識形態之後，最終又淪為消費意識形態的附庸。但是根據我的記憶，恐怕還沒有那麼悲觀。80年代的《故事會》還是保留了大量純樸智慧的敍述，畢竟有那麼多昔日質樸的底層訴求延續下來。
看看韓先生的成績，根據金山文化信息資源共享網上的介紹，韓先生“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先後創作故事61篇，其中《暗號照舊》和《難得糊塗》先後獲第五、七屆《故事會》全國優秀作品大獎賽三等獎和一等獎，《難成眷屬》與張道餘的《女廠長的傳奇》同獲1991年中國新故事學會舉辦的中國最佳新故事獎。該獎項全國共四名，金山奪得其半。《尋找小霸王》被《故事大王》讀者評為1993年度‘我最喜愛的故事’，《養豬難賣》獲中國新故事學會第二屆全國微型故事獎，《新官上任》和《壓在箱底的花棉襖》分別獲1994年故事會全國優秀作品大獎賽短篇和超短篇故事二等獎，《沒有盜賊的失竊案》獲1995年《故事大王》好作品獎，《退一步海闊天空》獲《故事會》全國優秀作品大獎賽超短篇故事三等獎。”
這些名字似曾相識嗎？若隱若現嗎？故事曾經像風一樣穿過我們的耳畔，我們就於這耳邊風裏生長，卻不一定清楚風在我們身上究竟留下怎樣的痕跡。兩個時代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是是非非兩代人
1979年第9期《上海文學》發表了陳村老師的成名作《兩代人》，事關50後與他們的父輩。作者以一個兒子的視角描述家庭在政治風暴中的不幸，希望父親能夠走出文革，挺起腰桿，敢於説真話。在結尾處，“我”對父親的大段勸導達到了高潮。但是我不禁要問，通過一番看似豪邁、超越、昇華的勸導就能改變鬢白的父輩嗎？顯然不可能。可是主人公還有另一個非常實際的請求——要求主編身份的爸爸勇敢地發表兒子女朋友的小説。這個隱蔽的請求一定被當代文學研究者們忽視了，這個請求竟然真正實現了——陳村的小説獲得了發表！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穿越，“我”的期望不僅穿越文本在陳村身上實現，而且穿越30年歲月落在子女一輩身上——端坐在各種新概念式活動評委席上的50後作家們，要在17歲少年身上創造出他們自己早已失落的文學神話！
這又是一個“兩代人”的故事，主角是承上啓下的50後韓先生們。上一代沒有滿足的鄉愿，要放在下一代人身上實現。我們毫不奇怪，那些年屆半百、看似古板的作家文人，往往認同晚輩的一切。身在體制內，卻特別欣賞體制外如魚得水的“天才”少年們，吃體制飯卻天天反體制。所以，如果下一代中間出了所謂叛逆者，別以為他們真地叛逆了上一輩，因為他們的“叛逆”往往得到上一輩的由衷讚許。而上一代流連於自己的無間記憶裏，試圖在新一代人身上照見自己的願景，照來照去，卻把新一代變成自己貧乏的影子。
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那麼多1980年代作家們如此支持韓寒，如此義無反顧投入論戰。只是，這場大戰有助於超越自己的記憶嗎？
好比吳亮，當他在《上海七十年代》裏反覆強調要用自己的私人回憶來拒斥1970年代公開世界之時，他的每一次自我封閉其實都只是對那個年代的確認和無法擺脱。他的個人主義也正是那場失敗運動自身的產物。
而韓寒的同代人，以為韓先生們的歷史與自己無關，以為只是這次驚擾了他們，其實他們一直與我們同行。拯救紙團，事關我們從哪裏來，往哪裏去。希望更多的廢紙團被重新打開，被重新閲讀。它們的價值要遠遠超過韓寒的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