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利·斯科特的《拿破崙》電影和我們對歷史英雄的需求 - 彭博社

Adrian Wooldridge

英雄？

攝影師：Lia Toby/Getty Images 歐洲雷德利·斯科特的拿破崙承諾成為本季電影的亮點。斯科特已經證明自己是歷史史詩的大師，他的作品角鬥士。華麗的預告片和評論表明，這部新電影將擁有一切大片的元素：騎兵衝鋒、軍事遊行、炮火、近身格鬥和嗜血的革命人羣。感恩節還能要求什麼呢？

這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盛大作品也給了我們一個藉口，重新審視歷史上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偉大的男人和女人在歷史中扮演着什麼角色？歷史是由追求夢想的獨特個體創造的嗎？還是由廣泛的無情力量產生的？這不僅僅是一個無聊的問題。我們給出的答案塑造了我們在學校和大學教授的歷史，也影響了我們對公民生活的態度：我們越強調人類行為的作用，我們就越傾向於成為積極的公民。

拿破崙在歷史中的角色問題分裂了19世紀兩位最偉大的作家。托馬斯·卡萊爾用拿破崙來闡明他的觀點，即“世界歷史”本質上是“偉大人物的傳記”。相比之下，列夫·托爾斯泰則將他描繪成一個被歷史的雄偉力量所席捲的可笑小人。歷史學家卡萊爾認為，對待過去的正確態度是對偉大精神塑造事件的方式感到驚奇。小説家托爾斯泰則認為，正確的態度是要看到個體和事件之下更深刻的潮流。

從那時起，公眾傾向於支持Carlyle，歷史界傾向於支持Tolstoy。拿破崙據説是除了耶穌之外擁有最多傳記的人（第一部大型傳記是在他30歲生日之前寫的）。他也是許多先前電影的主題，從最早的電影之一開始，路易斯·盧米埃爾（Louis Lumiere）於1897年拍攝的短片，到無聲電影的傑作之一，阿貝爾·岡斯（Abel Gance）的《拿破崙》。但大多數歷史學家通常都不關注拿破崙這個人，更不用説拿破崙這個情人了，而是專注於歷史的更深層次：羣眾的情緒，糧食的價格或帝國主義的邏輯。

E.H.卡爾（E.H. Carr）的經典著作《什麼是歷史？》（1961年）——一直是牛津劍橋歷史考生世世代代的必讀教材——讓人們對“偉大人物”理論的蔑視有了一種感覺。卡爾將歷史的這種觀點描述為“壞國王約翰和好女王伊麗莎白的觀點”，並認為這屬於原始民族和兒童採用的歷史觀。這種觀點或許適合幼兒園，但絕對不適合嚴肅的歷史研討會，那裏嚴肅的歷史學家們討論社會力量和經濟趨勢。（卡爾將他的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用於撰寫一部14卷的有利於蘇聯俄羅斯的歷史著作，這部作品在相信和乏味方面表現出了同等的程度。）

卡爾對“偉大人物”理論的鄙視得到了相互交織的歷史學時尚的支持。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如埃裏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和E.P.湯普森（E.P. Thompson）推動了“自下而上的歷史”——即普通人的歷史，而不是軟弱的精英們的歷史。法國歷史學家如費爾南·布勞德爾（Fernand Braudel）專注於“匿名、深刻和沉默的歷史”，而不是僅僅是事件的歷史。（布勞德爾的兩卷本《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對海洋有很多論述，對菲利普幾乎沒有提及。）

它也得到了看似不協調的知識傾向的支持。政治學家淡化了個人的作用，因為他們想證明他們的研究對象是可預測的科學。如果命運可以被任何一個人的心血來潮改變，那麼所有那些乏味的量化有什麼意義呢？而後結構主義理論家如羅蘭·巴特和米歇爾·福柯試圖在追求權力更深層次的結構時將個人從歷史中抹去。

歷史學家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個人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而是在既定權力關係的背景下這樣做的。如果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不是希臘最有權勢的國王，他就不可能征服已知世界。如果一場大革命沒有推翻舊政權並使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拿破崙也不可能奪取法國的控制權。但結構決定論可能會走得太遠，完全剝奪歷史的主體性和個性。

考慮一些問題。如果許多保守黨領袖所希望的那樣，海爾法克斯勳爵成為首相而不是温斯頓·丘吉爾，英國是否會堅決對抗納粹德國？如果特德·希思繼續領導保守黨，英國的80年代會像現在這樣嗎？或者如果李光耀沒有掌控新加坡，它會成為今天這樣的經濟強國嗎？

在歷史上有一些特定時刻——戰爭爆發時，政權崩潰時——為偉大的個人留下了空間。矛盾的是，許多偉大的男人和女人覺得他們不過是比自己更偉大的東西的代理人：丘吉爾談到與命運手牽手，俾斯麥談到抓住歷史長袍的邊緣與其一同前行。但事實上，他們也可以改變事件的方向。

偉大的領袖之所以成為改變者，正是因為他們調動了人類的品質，這些品質不能簡單地歸為社會“力量”或“經濟”因素：決心、魅力、遠見、想象力，甚至欺騙。丘吉爾激發了信仰，因為他拒絕承認英國處境危急的可能性。戴高樂恢復了法國的戰後地位，因為他通過講述輝煌的故事重振了國家對自身的信念。李光耀憑藉意志力和遠見將新加坡打造成全球經濟樞紐。“亨利·基辛格在《領導力》中指出：“看似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由人類行動變得不可避免的。”領導力。

拿破崙仍然是單個個體改變歷史進程能力的完美例證，以至於直到今天，雄心勃勃的年輕MBA學生夢想成為金融或零售業的拿破崙。他確實出現在了合適的時機——當革命失控，人們渴望秩序和國家統一。但他特立獨行的決定也以無法預測的方式塑造了事件。如果説拿破崙卓越的軍事才能將一個默默無聞的科西嘉人變成了歐洲的主宰，那麼他災難性的虛榮心也驅使他發動了一場註定失敗的征服俄羅斯的戰役。

他也是最著名領袖靈魂中善惡並存的完美例證。有許多人是徹頭徹尾的壞人：最明顯的是希特勒，還有列寧、斯大林、波爾布特等許多其他人。但沒有人能夠被完全歸為善。偉大的拿破崙既證明了歌德對他的描述“處於永久的啓蒙狀態”，也證明了斯塔埃爾夫人對他的描述“一個東方的暴君，一個新的阿提拉，一個只懂得腐化和毀滅的戰士”。

現在控制着大學和學校所教授的歷史的新歷史學家們已經做了很多好事。他們從無名之輩中拯救了普通人的歷史。他們揭示了許多隱藏的權力和影響結構，推動着日常事件。但他們在淡化個人的作用或譴責道德判斷方面做得太過火了。是時候反擊了。

將偉大的個人重新置於歷史教學的核心不僅有益於我們集體的公民教育，它還教導我們歷史是選擇的問題，而不僅僅是既成事實，並且這些選擇是道德上的，而不僅僅是技術上的選擇。這對激發年輕人對過去的興趣也有好處：試着思考拿破崙從法國文明的邊緣上升到歐洲權力的巔峯，然後不被其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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