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人陳昌凱｜社會變遷、（工具）理性化與焦慮_風聞
政治学人-不止于学术，不限于态度。微信公众号：政治学人2019-06-20 15:06
迴歸生活的政治·圓桌論壇
第二十九期
你為什麼如此焦慮？
問題發佈
**你快樂嗎？**你多久沒有發自內心地大笑了？還記得那個放鬆自在，肆意想象的自己嗎？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不得不開始考慮未來，被現實推着前進。工作、學業、生活，四面而來的壓力使人喘不過氣。更糟糕的是，與家人和朋友的交談似乎也成為了一種巨大壓力。原本期待着一場歡暢的閒聊，卻意外收穫了對比、炫耀、暗中較勁，羨慕和嫉妒幾乎讓聊天每每鎩羽而歸。我們漸漸成為了“話題終結者”，拒絕打開心扉，複雜的內心卻難以平靜。這背後透露的焦慮，正成為描述公眾心理狀態的標籤詞彙。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2017年發佈的《國家治理創新報告》指出，如何降低民眾心理上的焦慮感，是治理現代化面臨的三大難題之一。我國第一部心理健康藍皮書《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7—2018)》聚焦我國公務員羣體的心理狀況，指出我國35.2%的公務員處於中高等焦慮狀態，可以窺見焦慮正在社會中蔓延。
對此，我們不禁要追問：這種跨越年齡，存在於不同職業與社會階層，並體現在職場、婚姻、戀愛、社交、健康等多方面的**焦慮，到底是如何產生的？中國人為何感到焦慮？中國人的焦慮具有獨特性嗎？**或者説，**這種焦慮是“現代性的焦慮”還是“中國式焦慮”？普遍性的焦慮和個體性的焦慮又有什麼不同？**本期邀請
前情概要·觀點梳理
面對“焦慮”，從個人層面而言，是重新反思自身需要及其滿足方式的契機；於社會層面而言，既能促使社會提供滿足充裕性需求的空間與媒介，也為反思公共價值取向與社會資源調適提供了新視角。
喪失了主體性，人們沒有了判斷的標準，同時也失去了對外在世界的控制感，所以人們迷失了，焦慮就如病毒一樣瀰漫開來。
焦慮的社會心態反映了我們的社會治理體系還存在問題。因此，通過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來降低社會焦慮是提升人民幸福感和獲得感的重要途徑。
從政治學的角度理解焦慮要關注制度和社會結構變遷。在轉型中社會整體保障尚不充分，年齡、市場競爭、貧富差距和教育軍備競賽、養老隱憂等普遍焦慮，大多由制度和保障不完善所引發，結構性因素投射入家庭生活、教育經歷、工作環境引發的焦慮，只有靠發展才能緩和。
學人觀點：
方曼博士從個人層面切入，其中“匱乏性需要”的討論非常有價值，一下子就點到了當下不少人的焦慮所在。我們似乎有一種慾壑難填的貪婪，覺得自己應該做得更多，需要更多的東西才能得到滿足。但其實，當我們真的得到了，卻又產生了新的、更高的需求。所以我們始終處在一種無法滿足的焦慮狀態。就像Goodin等人（2005）提出了一個“選擇（choice）”和“必要（necessity）”的差異，我們對於時間不夠用的焦慮，常常是因為我們將時間花在了我們“選擇”的很多事情上，但對於一個人的生活而言，或許這些事情並非是“必要”的。如果我們無法滿足那些看上去很“重要”的需求，很可能並不會給我們帶來多大的影響。這也許形成了我們的壓力錯覺，引發誤導出來的焦慮。
王伯承博士有關“客體――網絡的自我呈現”的討論非常有意思，其實在是在提示我們一種可能常常被忽略的，網絡世界中的信息強迫性。網絡閲讀以超鏈接的形式呈現信息，讓我們只能看到部分信息，而不能觀其全貌。這種“不完全的信息”使個體意識到仍然存在自己尚不得知的信息，可能會引發一個新的不確定情境，由此使個體產生一種相對於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而言的內部不確定性（internal uncertainty）（Dequech, 2004；Kamal & Burkell, 2011）。**不確定感是一種引發焦慮與缺乏自信的認知狀態（Kuhlthau, 2004），它會引發產生個體搜索信息的動機，以降低不確定感。**人們渴望獲取與掌握信息，因為信息是以一種社會資本的形式存在（Nahapiet & Ghoshal, 1998）的，它可以為人們在社交中處於優勢地位提供保證。然而，當人們發現自己永遠都不可能掌握所有信息時，不安全感與焦慮感就會油然而生，並且形成一種帶有強迫性的習慣來對抗這種負面的情緒。而在當今移動互聯環境下，智能閲讀器恰好可以讓人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不斷地上網去搜索、閲讀更多的信息，從而增加信息閲讀的強迫性，其實也是在默默增加着焦慮。
鄧雪博士談到的社會治理問題我並不熟悉，所以我並沒有資格進行評論。但卻讓我想起了米爾斯（2006：200）在他的《白領》一書中談到的地位恐慌，人們總害怕被拋到社會之外，被社會徹底淘汰。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圖海納認為，法國的社會已經從金字塔的等級結構變為一場馬拉松賽。“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即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經不再是社會結構中的底層，而是處在了社會結構之外（孫立平，2003：17 ）。”
2006年，國際知名的波士頓諮詢公司發佈的《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在中國，0.4%的家庭佔了有70%的國民財富，而在發達國家，一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佔有50％至60％的財富，中國已經成為財富最為高度集中的國家之一。” 當財富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的時候，就意味着貧富差距正在進一步加大，社會階層間、特別是富裕階層與中下階層間的壁壘可能日益加深，社會隔離的現象也隨之日漸嚴重，社會的穩定性變弱，同時，也意味着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拋到“社會結構之外”。
牛長璐博士提到的，在社會變遷之下的彌散性的不安全心態，我非常贊同。中國這幾十年間的變化，我們所有人有目共睹：人們的工資收入的數字比以往大大增加，同時房價也從過去的幾十元一平方飆升到了幾萬，甚至十幾萬；人們想要住的房子也越來越寬敞，但房價卻又遠遠超出了一個年輕人的承受水平，於是便有了買不起房的“蟻族”和小到極至的“膠囊公寓”；人們因為工作、生活而產生的人口流動極大地增加了，而同時“農民工”和“外來人口”卻總會常常成為城市裏被遺忘的“重要”羣體；有的人似乎一夜暴富，通過互聯網賺得盆滿缽溢，有的人卻早早“被”下了崗、失了業，成了社會的弱勢羣體；有的人根本不用工作，靠將自己擁有的土地賣給國家而成為億萬富翁，有的人卻因為遭遇“強拆”而不惜以自焚相威脅來換得更多的補償；購物不再需要各種“票據”，消費壁壘得以消除，人們可以購買到任何想要 的商品，但當人們談婚論嫁時，貨幣起的作用似乎也越來越大……
今天我們談到焦慮，首先要把它框定在某個範圍內，因為這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概念。**從注重個體的心理角度來看，焦慮很可能是一種個人的特質。**同樣一次考試、同樣一件事情，可能有些人坦然處之，有些人卻坐立不安。這時，我們常常會説那些人有焦慮的特質，因為他們比較容易焦慮。儘管這種焦慮特質形成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個人的成長環境、所受的教育、父母的應對模式，甚至是神經或是基因等先天因素，但這種個體的焦慮相對是簡單的，有時常常並不會引起我們太大的關注，因為既然它是個人層面，那麼完全可以通過調整個人的生活方式、人格特點，或是後天的訓練而得以改變。就像前面提到的，如果是網絡的廣泛使用，或者是消費的升級，讓有些人感到焦慮的話，那麼我們就通過某種方式教會他們遠離網絡、清心寡慾就可以改變這種焦慮了。所以，個體的焦慮並不可怕，再嚴重，也不過是個人的“小事”。
**然而，當我們把焦慮放到更廣闊的領域，當我們發現焦慮的個體越來越多，甚至開始成為一種主流的社會心態的時候，那麼焦慮可能就已經脱離了心理學，或者説是個體的微觀層面，不得不從更加宏觀的層面來考量焦慮問題了。**就像在當下的中國，雖然可能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我們遠離手機，減少網絡信息的轟炸，就可能恢復內心的平靜；只要我們遠離消費，減少奢侈與符號化的購買，就可能找到消退焦慮的侵襲，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夠做到呢？因此，當2011年8月，《人民日報》分三期用三個整版的篇幅，對當下社會的普遍焦慮的心態予以了充分關注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有些無奈地説：“隨着經濟社會發展和競爭加劇，焦慮不再是’弱勢羣體’的專利，而漸成一種普遍心態。在許多人看來，身邊往往危機四伏，總有原因讓人感到不安（人民日報，2011-08 -04）。”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原來人們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現在變成了’三十而富’，……‘好像30多歲你還沒富，你這輩子就沒機會了。一旦被這樣的成功模板驅使着，不焦慮幾乎是不可能的’（人民日報，2011-08-18）。”在這樣的社會事實面前，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身不由己”的無奈，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身不由己”並不是我們個人的選擇問題，而恰恰是我們好像別無選擇。
**所以，我想將視角再拉回到社會變遷上來。**過去的40年，中國社會變遷的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幅度之深、速度之快，都是史無前例的，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美國的基尼係數從1967年的0.397，到2008年的0.466，也用了40多年的時間，上升了0.07。而中國從1981年的0. 281，到2008年的最高點0.491，不過只有27年，數值卻飆升了0.21。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地説是美國社會變遷的3倍，但凡親歷這個社會變遷過程的人，無不會驚歎於我們社會的飛速發展。由於我們將其他國家幾個世紀的變遷發展，濃縮在了短短的四十年當中，社會變遷的速度之快、範圍之廣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理性的預判範圍。所以，每個人的發展軌跡似乎都是獨特的，是不可複製的，人們沒有辦法從他人的成長與發展中獲得有效經驗，預知自己可能的未來，自然無從知道每條發展路徑可能達到的未來是什麼樣的。今天選擇的道路，可能明天就不得不做出改變、甚至轉向；今天設定好的發展路徑，以期望實現某個目標，可能明天就發現，要實現同一個目標必須選擇一條完全不同的路徑。整個社會的不確定性急速上升，而面對這樣瞬息萬變、甚至是毫無範本與規律的社會，人們必然顯得手足無措，從而產生焦慮與恐懼。
在一個變遷緩慢的社會中，你的父輩的今天就是你的未來，按照你父輩走過的路，你就可以慢慢邁向既定的目標，然而，今天的中國社會，不要説你父輩，就連你兄長走過的路都未必能夠遵行，看看那些不停生長，又不斷破產的互聯網企業，你就能夠感受到這種令人恐慌的不確定性，巨大的焦慮感自然就會產生。劇烈的社會變遷雖然是集體焦慮的一個原因，但更可能只是一個背景，而（工具）理性化的單一標準，可能才是最重要的社會動因。
我們為什麼放不下手機？因為今天打開互聯網，不停有人在向你鼓吹，你必須以最快的速度瞭解現在的經濟與市場，然後以最快速的行動佔得先機。我們為什麼停不下購買？因為今天使用APP，不斷有人告訴你，“這本書很好，你應該看一下！”、“那篇文章很重要要，你必須讀懂它！”雖然我們對真、善、美可能依然有着自己猜到的見解，但今天我們在做判斷的時候，不得不考慮資本的多少、點擊量的大小等等。究竟一個人有沒有能力可能很難判斷，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一個讀過100本書的話，一定要強於只讀過10本書的人。於是，在互聯網上到處都有各種幫人讀書、替人總結觀點的“高端產品”。
**馬克思•韋伯認為，現代化就是一個（工具）理性化的過程。而我們過去幾十年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更像是將“量”用來作為“質”的替換物。**因此，人們才追求一件又一件的工作“量”、一秒又一秒的時間“量”，彷彿完成了就是“優秀”的。
歸根到底，在急帶的社會變遷之上，我們是要更多的事情，創造更大的（理性價值）。而這樣的不斷追求、不斷趕超的體驗，卻一步步增加了我們內心的焦慮與恐慌。
主持人點評：
薩塞克斯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生王子謙：
非常感謝四位嘉賓熱烈的討論和陳老師精彩的點評。“焦慮”這個問題確實觸動了很多人敏感的神經，無論是從心理學、社會學角度去討論焦慮產生的根源，還是從公共治理的角度探討政府應該在這件事情上承擔的責任，不斷地追問和求索其實就説明了我們深受焦慮的困擾同時渴望尋求解脱。
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人，甚至從更“虛無”的角度講——“歷史的進程”都在“焦慮”的解決上大有可為。但是，放下這篇討論，首先可以有作為，或者最能讓我們快速感受到焦慮感減少的努力仍然來自於我們自己心態的調整。我們沒有必要在痛苦的蘇格拉底和快樂的豬之間二者選其一，而是可以在這中間找到我們的平衡點和我們的位置。
童年時拯救世界的夢想仍然可以存在，對自己未來一定會“叱吒風雲”的豪言壯語也不必放下，那是理想、激情與勇氣。但是歲月、經歷和教育賦予我們的是睿智和深刻，能讓我們知道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我們其實不必太過在意別人的看法，愛我們自己以及回應家人、朋友對我們的愛，在生活的磨難中仍然不斷完善自我，我們就會成為自己世界裏的超級英雄。
張愛玲説，出名要趁早，但出名真的很重要嗎？朋友圈裏的點贊和積極的評論所帶來的快樂真的有那麼多嗎？莫扎特年少成名，但卻在35歲去世。黃旭華、于敏、程開甲、劉先林、屠呦呦、南仁東、戚發軔，劉先林等中國老一輩科學家，被人熟知時大多已白髮蒼蒼，但這並不會減少歷史與人民對他們的認可和尊重。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步調，也應該形成自己對所謂“成功”的認知，改變我們能改變的，認清我們暫時只能接受的事情。停止對“焦慮”感到焦慮吧，去積極探求獲取主觀上感到幸福的能力。
“有功夫絕望的話，還不如吃點好吃的去睡覺呢。”
本期圓桌論壇參考文獻見鏈接🔗：https://shimo.im/docs/2vlODCS3bWsTmr3h/
更多精彩內容請戳：https://mp.weixin.qq.com/s/lEr3IjclNUHnUHeodgHY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