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空軍七十年簡史（六）：能戰方能止戰_風聞
帧察点-帧察点官方账号-微信公众号帧察点，微信之外第一分发平台。2020-04-16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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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29日，蘇聯克涅維契機場。
在夏末的這場瓢潑大雨中，空21師62團（當時隸屬瀋陽軍區空軍空1軍）剛剛上任的代理團長，正駕駛着一架殲-6小心地滑行着。
孤零零的殲-6從一排圖-22M2超音速轟炸機身邊滑過，放在不太遠的過去，這些“逆火”都是它要準備全力對付的目標，然而眼下的問題，並不在這些轟炸機上。
▲雖然名氣不如改採用新型進氣道和發動機的圖-22M3大，但圖-22M2也遠非當年的人民空軍能輕易對付的
四天前，他們團的飛行員王寶玉駕駛着這架殲-6，借低空特技訓練之機叛逃到了克涅維契，聽説當時這裏就在下雨。而那一天對於他們團同樣不啻於“晴天霹靂”：老團長被停職，副團長被緊急任命為代理團長；而他的首要任務，就是跟隨空軍赴蘇接收小組乘坐一架圖-154專機趕到克涅維契，並儘快把這架殲-6飛機飛回國。至於王寶玉，此時已經被押上了圖-154先期起飛——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乘坐首長專機。
雖然整個接收小組都發現了，這時候的蘇聯已經是強弩之末，幾乎什麼都缺；還好燃料不在其列，這架殲-6已經加滿了蘇軍免費提供的油料，理論上能夠輕鬆飛回蛟河場站。但由於王寶玉叛逃時着陸動作過猛，導致飛機減速板液壓收放設備被震壞，蘇方雖然盡力修理，但終因缺乏備件而無能為力。代理團長決定不再拖延下去，就這樣開着減速板起飛，而這樣阻力就會大不少，耗油率也會高一些。
殲-6開始加速滑跑，身後兩道熾熱的加力火焰吹起了跑道上漫天的積水，現場的蘇軍很快就看不見它了。當水霧凝成雨滴再次落下時，中蘇兩軍歷史上最後一點不快的見證者，已經離開了這片即將改旗易幟的土地，也為人民空軍歷史上最後一次叛逃事件劃上了句號。
▲就在事件前兩個月，中蘇兩國剛剛啓動了引進蘇-27的相關談判（中方代號為“906工程”），圖為1993年，在共青城飛機製造廠內等待交付的首批最後一架蘇-27SK，遠處可見等待交付俄軍的其他“側衞”
能夠把叛徒與飛機在短時間內全部順利拿回來，在這類事件的善後處理史上是非常罕見的，與中蘇兩國關係的全面緩和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與之相比，1989年9月6日，空49師145團飛行員蔣文浩駕駛殲-6叛逃對岸控制下的金門——也是海峽兩岸間最後一次同類事件——自然就沒法指望對岸還能把人機奉還。
為了防止我們曾在第四部中提及的，1966年李純光、胡英法雙機超低空截殺載有吳文獻等叛徒的蔣匪HU-16水上飛機一事再發生，他們還讓蔣文浩穿上蔣匪海軍少校制服偽裝身份，搭乘補給船從金門先到澎湖，次日再搭乘小型運輸機從澎湖起飛，在戰鬥機的掩護下飛抵台北。
▲如今看來，其實這些準備都有些多餘，在當時的海峽另一邊，無論從意願還是從能力上説，都已經很難再為這個人再次掀起“海空霹靂”了
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這兩件事的不同結局，其實對應的也是人民空軍這一階段加速發展的兩大背景：與蘇/俄關係的再度升温，對台戰備等級的再次上升。雖然看着和人民空軍第一次騰飛的背景頗為相似，但由於國內國際環境與當年都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其間發生的故事，當然也有了不一樣的味道。
1991年3月22日，海灣戰爭落幕不到一個月之後，曾在上一部裏迎接美國空軍“雷鳥”飛行表演隊的北京南苑機場，又來了一羣新的客人。
▲右上角的蘇-28，是蘇-25UT雙座教練機在1989年參加巴黎航展的代號，此次參展的8種飛機中，圖中未顯示的另兩種是蘇-27UB和米格-29UB
後世經常以海灣戰爭為例，講述美軍主導的現代化高科技戰爭模式對中國軍隊的衝擊如何如何。其實對於美軍各類新裝備的作戰效能，通過之前“蜜月期”的參觀學習與技術跟蹤，我軍還是做到了較為及時的掌握的；從事後的更多相關材料來看，當時更大的衝擊在於——伊拉克空軍蘇制現代化裝備的作戰效能，竟然如此之低。
雖然在第一時間，有人還抱有“幸虧選了蘇-27而沒有選擇米格-29”的僥倖，但在幾輪戰況總結後大家都明白，即使當時升空抗擊多國聯軍的是蘇-27——哪怕是蘇聯人親自駕駛的蘇-27——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區別。然而在並沒有可選餘地的情況下，不僅單價3000多萬美元的蘇-27（後來有個具象化的描述：“十萬下崗工人一年的生活費）”仍然是需要繼續“買買買”的裝備，談判引進蘇-30多用途戰鬥機也是兩條腿走路的一部分。
▲將原本為“八二工程辦公室”美方專家準備的空軍小湯山接待站轉為“906工程”的俄方專家，是當時頗具時代意義的象徵
作為全面引俄先進裝備的一部分，人民空軍在1992年4月引進4套S-300PMU的同時（代號924工程），還同時決定引進2套當時俄方還處於試驗中，採用性能更好的48N6E導彈，配套83M6E“大鳥”旅團級指揮自動化系統，具備更強反導能力的S-300PMU1地空導彈兵器（1993年又增購了2套）。
▲當然，資本主義的羊毛能薅還是要薅的，1995年6月，首部通過引進英國AR-51C雷達發射機、接收機和信號處理機，加上國產天線等設備組合而成的REL-51型L波段兩座標雷達投入值班，極大提升了東南沿海空情引導能力
總之在1996年第四季度，當兩個團的蘇-27和8個營的S-300全部到位時，在當時的對岸看來，先於海軍完成首批引俄裝備列裝的人民空軍，確實已經形成了“武力犯台”之勢。而且面對F-16和幻影-2000尚未成軍，只能靠自行生產的IDF和1996年10月剛剛值班的“愛國者”PAC-2頂在一線的台偽空軍時，人民空軍似乎處於先進裝備質量不輸，總體數量優勢巨大的利好局面，然而實際情況卻遠沒有這麼樂觀。
首先，作為空軍新裝備的拳頭機型，殲-7E、殲-8B和強-5C當時均有嚴重的質量問題：殲-7E存在起降飄擺、羅盤故障、機翼材質缺陷等多項問題，先後三次停飛，累計達10個月，被迫退出空軍1994年的重大檢驗性演習；殲-8B則暴露出了發射霹靂-8時尾焰燒機翼，多項成品配不齊，只能當“和平鴿”等多項問題；強-5C機載電源系統設計存在缺陷，多次空中斷電，造成一等事故……長期以來大量隨機成品壽命有限的問題並未解決，飛機交付後頻繁需要進廠換件修理，可用率非常低。
▲除了老生常談的，首批引進的26架蘇-27一度只有9架可用之外，1996年之前幾年，全軍主戰機種平均完好率僅為60%，部分機型不足50%的情況，都使得“首戰用我”根本無從談起
實際上，從1995-1996年空軍做的相應準備情況來看，這一時期的應急戰備，基本等於**“讓賬面上的飛機能更多、更安全地飛起來、落下去”**。這樣到1997年，讓新機的完好率提升到了70%以上，基本貫徹了空軍提出的必須搞好“首次突擊保障”的理念，這才使得對台戰備中的數量優勢初步得以體現。
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想到，要想讓數量優勢進一步發揮出來，更加強大的空情保障和空地一體化指揮系統必不可少。在這一時期，中以合作、最終被美國攪黃的A-50I/“費爾康”空中預警機項目（代號“圓環工程”）是其中最為有名的一個；而當時在對俄談判中，同樣有一個最終未能成交的項目，這就是“國境”（Рубеж）殲擊航空兵團指揮自動化系統。
▲左上角部分就是“國境”系統
“國境”系統包括1個指揮所、2個引導站和3個帶有指令發送站的起飛指揮所，能自動接收、處理和顯示不同雷達的情報，最多可向部署在3個場站的20架不同型號殲擊機發出戰鬥準備和戰鬥行動的命令，並引導其攔截空中目標（最多可同時處理76個空中目標）。這型70年代末期研製的系統，其中一大亮點是可以混合引導米格-21等二代機和蘇-27/米格-31，考慮到殲-7/8本質上就是米格-21的發展型，因此我軍對其很感興趣。
雖然空軍上報總參的考察計劃（包括引進配套的防空雷達）得到了批准，然而由於蘇軍過於希望將這兩套“國境”系統賣個好價錢，因此在對我軍推薦時誇大了其性能指標，我方在實際考察後認為相對其實際性能來説價格偏高；加之“國境”的指揮邏輯更適合攔截美軍轟炸機和巡航導彈集羣，而不太適合與台偽空軍戰術飛機機羣的交戰，我軍在實地感受了蘇聯國土防空軍截擊機確實是“飛行的地空導彈發射架”之後，引進“國境”的計劃就此擱置。
▲基於同樣的道理，擁有無源相控陣雷達和遠程空空導彈的米格-31，就更不適合中國了
不過既然蘇/俄指揮地空導彈發射架的科技樹都點到天上去了，與其正牌地導兵器配套的防空指揮自動化系統自然更值得考慮。前文提到與S-300PMU1配套的83M6E“大鳥”，是蘇聯解體前研製的最新一代旅團級產品，其體現出的強大指揮能力（使得S-300系列的作戰能力提高50%），不僅使得我軍決定在S-300PMU1未完成國家試驗前就引進（但83M6E拖到2000年才交付），並促成了後來S-300PMU2和S-400的引進，紅旗-9也受其影響，配備了類似的指揮自動化系統。
既然預警機和“大鳥”這倆體系倍增器裝備在2000年之前都是吃不到用不上的，要想在這段時間實現“能戰方能止戰”，還得從短平快的事兒抓起：從1994年第四季度開始，南空和廣空對各自一個團的殲-7B升級了霹靂-5乙格鬥導彈的離軸使用能力；1995年年底，我軍又與意大利完成了關於殲-8B使用的、之前受美國製裁影響一度擱置的第二批次“阿斯派德”半主動雷達制導空空導彈技術狀態的後續談判。
▲在總參等部門的多次交涉與催促下，意方最終通過使用法制燃氣發生器替代美製產品的方案，完成了這批60枚“阿斯派德”導彈的改裝，於1996年第一季度緊急完成交付驗收
總之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到了那場“千軍萬馬過海峽，萬里驚濤把路開”的“聯合96”前，空軍最終又增加了220架能掛載空空導彈作戰的飛機。在“聯合96”演習中，空軍出動的173架飛機投擲/發射了近80噸炸彈，274枚空空導彈和火箭彈（這兩個一起計算也是有趣）；S-300和紅旗-2地導兵器共發射14枚導彈。而****為了保障演習戰備，空軍緊急訂購了大量應急物資，加上裝備搶修費用，總計近5億人民幣。對比一下，1997年國家計委批准發行的三峽工程債券也不過10億元而已。
現代化戰爭就是一場燒錢的比拼，在中國經濟處於進入世貿組織前後的轉型發展期間，軍費增長速度還不可能太快的日子裏，要想全面填補過往薄弱的基礎是不可能的。實現“能戰方能止戰”，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在“戰備”前面加上“對台”兩個字——集中力量，專幹一件事。
▲軍費在GDP中佔比，從1996年的歷史低點1.01%回升到2002-2009的1.4%，箇中最大的推動力不言自喻
“聯合96”落幕後不久的1996年9月，空軍在西北大漠深處舉行了一場代號為“西部969”的、相比更強調震懾性意味的前者，在內容上更有針對性的（因此選擇在這個更利於保密的地方舉行）多機種演習。由時任試訓中心司令員李鎖林率領的試訓中心小分隊，除了使用掛載“阿斯派德”的殲-8B完成了我軍國產殲擊機的首次中距攔射攻擊之外，由李司令員親手組建9年之久的人民空軍首支假想敵部隊（此時已換裝殲-7E）也在演習中首次亮相。
▲作為1996年空軍新版訓練大綱的領先改訓單位，該部在“西部969”與兄弟部隊的殲-7、殲-8對抗中取得了三勝一平的成績
自“西部969”之後，空軍又在這裏先後舉行了“西部97”、“西部99”兩次空空戰法研練，先後驗證了殲-7、殲-8面對F-16和IDF時“突破中距打近距”的戰法，蘇-27對抗幻影-2000-5的“強強對抗”戰法研究。為了將戰法研究中的成果在全軍推廣起來，應空軍首長的要求，試訓中心組建了一個二代機高難科目培訓班，“中國版利佩茨克”的定位逐漸清晰。
▲通過對二代機部隊訓練水平的普遍帶動，一些作風訓風紮實的單位逐漸在二代機部隊中脱穎而出，較早實現了換裝三代機
雖然這一時期中美在台海直接對抗風險也在加大，特別是1999年5月8日的炸館事件之後，先後催生了“西部99”中模擬對抗隱身飛機的戰法研練，以及蘇-27殲擊機打“戰斧”巡航導彈的“蘭劍-1”戰法研練，等等應對強敵介入台海可能方式的應急舉措；但多數人也都清楚，確保應對三型三代機全面形成戰鬥力、E-2T預警機、“愛國者”地空導彈完成部署之後的台偽空軍，才是眼前最為重要的事情。
▲就在蘇-27在“蘭劍-1”中打下兩枚由鷹擊-8改裝的巡航導彈靶標後不久，2000年，“紅劍-1”戰術對抗輪訓也在這裏打響
2001年，空軍首次進行了蘇-27和殲-7、殲-8混合編隊的“紅劍-2”空空戰法研練，通過編隊目標信息實時共享技術等的攻克，演練了對抗台偽空軍三代機的戰術；2002年，隨着具備使用RVV-AE主動雷達制導空空導彈、進行雙目標攻擊能力的蘇-30初步形成戰鬥力之後，新一輪“強強對抗”空空戰法研練再次展開……
▲在“洋辦法”還沒辦法的時候，“土辦法”它也是個辦法
在這段時間，“9·11”事件迫使美國不得不將其戰略中心轉向中東，接連發送了兩場影響持續至今的戰爭；而2000年開始執政的台偽陳水扁政權，其“台獨”、“去中國化”言論和行動卻越發露骨。為此人民空軍在2004年先是組織了針對3月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 ，代號“403”任務的對台應急作戰準備；而在陳水扁靠着“兩顆子彈”事件成功連任後，代號“408”的對台應急作戰任務再次箭在弦上。
在“408”任務之前，人民空軍還於2004年6月在南京軍區空軍某場站進行了代號為“402”任務的靜態展示，向三軍首長和兄弟軍兵種部隊代表展示了包括蘇-30、殲-10、轟-6H和“大鳥”在內的一批各兵種新裝備，增強全軍打贏信心。
▲“402”任務中這張蘇-30MKK滿掛地面展示的圖片，也是那時候頻繁出現在各種雜誌和網站上的經典之一，背景裏是至今仍活躍在一線的圖-154M/D電子偵察機。雖然空警-2000/200這時候仍然處於試飛階段，但靠着圖-154和運-8平台撐起來的空軍電子偵察機部隊，總歸是實現了應急時期“情報先行”的建設目標
這一期間另一件為人所知的大事兒是，從2004年開始，到2005年年底，人民空軍先後對當時我軍數量最多的三代機——100多架蘇-27/殲-11完成了增掛RVV-AE主動雷達制導空空導彈的升級、並進行了國產數據鏈的加裝。相比1996年為殲-7乃至殲-6實現遲到的“導彈化”的無奈，“主動超視距化”當然是高大上了不少。
▲蘇-30+Kh-31P提供的人民空軍第一代實用反輻射作戰能力，對當時打擊台偽空軍“強網”防空指揮自動化系統關鍵節點，以及“愛國者”地空導彈系統的計劃都有着重要作用
儘管此時人民空軍戰術航空兵的對地打擊能力，仍然要靠現代化改裝後的“小強”們無畏的臨空突擊來實現，乃至持續今日的名場面——“側衞打火箭彈”輔助，但裝備鷹擊-63的轟-6H導彈機終於讓空軍有了實用的防區外“點穴”能力（“點穴”這個詞兒，也是那個年代經常和“撒手鐧”一起提到的高頻詞彙）。就連向來容易被人忘記也是人民空軍一部分的空降兵部隊，也迎來了劃時代的03式傘兵戰車。
▲“和平使命-2005”中俄聯演，某種意義上算是對我軍這一階段形成戰鬥力新裝備的一個小規模檢閲
回過頭來思考那個年代軍事小説中經常涉及的一個話題：如果陳水扁第二任期開端的2004-2005年無限制“作死”的腳步比現實位面還快還猛烈，迫使我們在2005年3月頒佈《反分裂國家法》後不久，就不得不在台海發動統一戰爭，人民空軍能不能“首戰用我、用我必勝”？
▲在人民空軍地導部隊入閩輪戰每年上萬次收錄標註的空情中，2003-2005年這三年，我機敵機出動比為35%、33%、42%——當然出動的敵機中，有很多是被我軍“欺騙”的結果
嚴肅的説，雖然在這一時期茁壯成長的第二炮兵戰術彈道導彈力量的輔助下，我軍奪取首輪制空權的希望比1996年大了不少一點半點，但經歷首輪高強度消耗後、部隊從裝備保障到人員訓練上的“後勁”如何，如何應對強敵在我軍最為虛弱的時刻突然介入的可能性……仍然有些讓人不敢往細了想。
▲為了應對這些問題，中俄雙方甚至就戰時高價租用俄空軍蘇-27、伊爾-76乃至蘇-25強擊機的相關問題進行過溝通
**但總體來説，如果台偽政權此時宣稱“獨立”，其將付出的、遠比1996年可能面對的更加慘痛的代價，對其延續統治、繼續撈錢的目的帶來的打擊都是毀滅性的。**從這個角度出發，儘管那十多年來的苦心經營，仍然帶有很多舊時代有形或無形的殘餘，“能戰方能止戰”這個目標仍然在那一代人手中初步實現了。
最艱難的時光仍未結束，打贏的主動權何時掌握在我們手裏？
（未完待續）
▲參加402地面展示任務的殲-10，這架飛機是2003年為飛訓中心生產的第二架0批機（試生產型）。當時誰能想到，僅僅15年後，下一款劃時代的國產戰機也將來到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