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保齡球瓶大王的中國夢正經歷信仰危機

企業家趙弗蘭克位於中國盱眙的保齡球製造工廠。中國盱眙——如果你曾打過保齡球，很可能用過中國一位名叫趙弗蘭克的人制造的球。

在這家工廠裏，工人們將液態聚酯倒入圓形模具，每年生產數萬個銷往美國的保齡球。

這些保齡球，加上對保齡球館的投資和銷售設備，使趙成為中國保齡球行業的巨頭之一。

從工廠員工轉型為企業家的他，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通過聽磁帶學習英語，並與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人合作，擺脱了貧困背景，取得了超乎想象的經濟成功。

2016年，在他事業巔峯時期，趙在上海繁華的外灘地區建造了一家保齡球館，配有迪斯科燈光和提供200美元一瓶的格蘭威特蘇格蘭威士忌的酒吧。他服務於麥當勞、安德瑪等美國公司的高管們，他們想在這裏舉辦派對。有些晚上，他還聘請來自巴西的舞者表演。

隨後，政府對經濟的收緊控制和新冠封鎖接踵而至。趙表示，自2016年左右以來，他的業務縮減了一半，他努力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國家中維持生計。外灘的保齡球館已不復存在。

這家工廠每年生產數萬個保齡球，銷往美國。由於許多年輕人不願從事工廠工作，尋找廉價勞動力變得困難。過去為幫助小企業發展而突破繁文縟節的政府官員，現在正在擠壓私營部門。

“需要採取一些措施來改變這種情況，”57歲的趙先生説。“自80年代以來，這個國家，我們的經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有很多人努力工作並變得富有。但現在我們正在失去工作，失去那種精神。”

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經濟開放釋放了一股被壓抑的企業家能量。像趙先生這樣的個體商人的堅韌，以及接受市場改革的國家官員的務實態度，在幫助約8億人擺脱貧困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

但是，那種感覺只要通過努力和一些勇氣就能實現一切的時代，在習近平執政十年後，正在讓位於陰霾。

中國領導人現在將國家安全置於經濟增長之上。對主要商界人士的打擊使一些抵抗者入獄。經濟面臨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包括鉅額債務積壓、人口老齡化和過度建設的房地產市場，這些都限制了企業家的機會。

最重要的是，包括封鎖和三年幾乎關閉邊境在內的不可預測且嚴厲的新冠防控措施，讓許多企業主對冒險持謹慎態度。

自趙先生將工廠遷至盱眙後，生產線工資已上漲30%。### 從鄉村生活到工廠車間

趙先生出生於1966年，當時中國陷入文化大革命，這場長達十年的動盪旨在以暴力手段清除中國的資本主義影響。

他的祖父在共產黨執政前的國民黨政府時期擔任地方官員，在勞改營度過了20多年。趙在四川省農村長大的早期記憶之一，是看到父親跪在一塊木板上，在批鬥會上被憤怒的村民包圍。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國逐漸推行市場改革。

趙成為了一名中學教師。隨着中國經濟的開放，他對四川以外的生活產生了好奇。他花了相當於約25美元的兩個月工資購買用磁帶教學的英語課程。

他曾短暫涉足激進主義。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學生民主抗議活動時，20多歲的趙在四川召集大學生舉行本地示威以示聲援。

趙因這些行為受到調查，但避免了牢獄之災。由於抗議活動中的角色被中國國家教育體系記入黑名單，他對體制內教學感到幻滅，決定前往深圳這座南方城市碰運氣，那裏在中國新興的私營部門中正湧現新的機會。

1992年末，在為期兩天的火車旅途中，趙與其他農民工擠在一起，膝蓋抵着膝蓋，有些人甚至橫躺在座位下方。每年有數十萬移民湧入中國改革開放的搖籃。

他負擔不起一張牀鋪，而秋日的凜冽空氣讓露宿變得難以忍受。於是抵達深圳的第一晚，趙緊攥着裝有英語學習證書的揹包，在黑暗中徘徊了數小時。

最終他在一家為鋭步代工的鞋廠研發部找到了工作。每週工作70多小時，他幾乎從不踏出廠區大門，一心只計算每小時的加班費能換來什麼。

“兩塊錢能幹什麼？就是一小時加班費，“趙説，“可以買盤炒麪。再加三塊就能多卧個煎蛋，那就是頓好飯了。”

趙覺得中國正變得越來越難以預測。### 黃金時代

趙迎來了轉機。經人介紹，他成為美國保齡球館建造項目的翻譯。當時他連球道都沒見過，對"溝槽"“置瓶器"等術語一頭霧水。

1995年，趙轉戰上海，協助俄勒岡州商人在華設立保齡球公司辦事處。投資者們正爭分奪秒開設新球館。

“他們不願浪費哪怕一天、一小時，“趙回憶道。

他的前妻和兒子隨他移居上海，後來他再婚並育有一女。趙開始積累前所未有的財富，購置了三套房產。2001年，他赴蘇格蘭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首次踏出國門。次年歸國時，趙發現保齡球行業因過度擴張陷入困境，許多球館紛紛倒閉。

他嗅到了商機。

2003年趙創立長征保齡球公司，計劃從破產球館回收二手置瓶機等設備，翻新後銷往海外。

“長征"得名於1930年代共產黨軍隊向中國根據地的戰略轉移——這段歷程最終使其壯大並贏得內戰。趙表示他崇尚這個詞象徵的精神：“無論多艱難，都要堅持戰鬥。”

這個創意大獲成功，長征公司的設備遠銷德國、澳大利亞乃至阿富汗。賺取利潤後，趙將目光投向技術難度更高的保齡球製造。

趙與合夥人耗時四年反覆試驗。他坦言首批產品多為廢品，球芯像散沙般碎裂。隨着工藝改進，產品逐漸獲得業界關注。

拉斯維加斯行業展會上，美國保齡球設備巨頭賓士域的高管開始駐足長征展位。

趙在上海開設首家球館"長征保齡球中心”，頻繁接觸行業領袖，甚至促成保齡球界"湯姆·布雷迪”——沃爾特·雷·威廉姆斯2013年的訪華之行。

次年，他與美國職業保齡球協會合作，為中國保齡球選手開闢了參加PBA賽事的通道。

“Frank Zhao正逐漸成為中國保齡球界的代表人物，“PBA專員Tom Clark評價道。

趙的保齡球工廠也蓬勃發展，巔峯時期年產12萬個球。2016年，他在上海濱江區域開設了高端保齡球中心"外灘保齡”。

2008年，身着黑色外套的趙（中）在其已停業的上海保齡球工廠。圖片來源：Frank Zhao### 新的經濟現實

但形勢已悄然轉變。在上海工廠周邊，其他製造企業陸續熄燈停產——這座日益追求國際富裕形象、有時甚至帶點光鮮色彩的城市正在清退它們。

2016年年中，趙接到關廠通知。他表示，儘管多年獲准運營，但官方給出的理由是土地規劃用途不符。

上海市政府在回覆中證實，該工廠因無證經營被關停，並作為生態改善工程的一部分被拆除。

他將生產線遷至200英里外的江蘇盱眙。在那裏，他遭遇了更本質的困境：中國年輕一代已不願走進工廠。

中國於2015年底廢止的獨生子女政策導致適齡勞動力減少。許多與趙有着相似艱辛經歷的家長，迫切希望讓孩子遠離工廠流水線。

江蘇保齡球廠的工人通常年齡在40多歲，是他在上海員工年齡的兩倍。他表示，自搬遷以來，生產線上的工資已上漲30%。如今部分工人的收入甚至超過了會計等後勤崗位——這與過去的情況完全相反。

趙先生指出，政府監管的不可預測性是另一大難題。從環保標準到員工待遇，針對企業的各項規定都在收緊。

他表示，如果全國能統一執行這些規定，自己完全可以接受。但實際情況是，企業主受制於地方官員的隨意決策，迫使經營者不得不與當局建立私人關係，而非依靠法律。

在江蘇，趙先生每年生產7萬顆球，遠不及當年在上海的產量。

儘管他的製造業務年收入約200萬美元，但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和激烈競爭，利潤一直很微薄。

有段時間，他曾寄希望於上海那家豪華保齡球館能彌補江蘇的困境。最初這個模式似乎很成功——除了保齡球，還提供進口啤酒、DJ台、電視足球賽事等配套服務。

到2019年，投資者甚至與他商討將"外灘保齡"打造成連鎖品牌。

2020年初疫情暴發後，這些談判戛然而止。趙先生被迫暫時關閉外灘保齡球館和城另一端的球館。

數月後，在中國成功控制住首波疫情後，他的球館獲准重新營業。

但他所依賴的跨國企業客户紛紛取消了派對活動，許多公司縮減了在華業務，因為中國基本關閉了國門，經濟停滯，與西方的關係也惡化了。

趙先生被迫永久關閉了外灘保齡球館，據他估計損失了150萬美元。在關閉的球館內，他拆除了設備，將其運到了江蘇的一個倉庫。

到2022年春季，世界大部分地區已基本擺脱了新冠疫情。而上海的限制措施卻越來越嚴格。隨着傳染性極強的奧密克戎變異株席捲上海，官員們對這座城市實施了為期兩個月的封鎖。

最終，政府迫使趙先生在2022年將其另一家保齡球館長征保齡球中心關閉了六個月，遠超過上海官方宣佈的封控結束時間。與該球館同處一棟建築的體育館被改造成了隔離中心，當局封鎖了整個區域。

趙先生表示，他沒有得到國家一分錢的補助。更糟的是，趙先生説，物業公司要求他為被迫關閉期間支付超過10萬美元的租金。他拒絕支付，並向官員求助，但至今未果。

上海在回應中表示，該市將繼續支持民營企業。上海市委領導近期表示，民營經濟對上海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發揮了重要作用。

盱眙工廠年產量7萬顆球，遠低於上海工廠。### “我們有些迷茫”

隨着趙的生意受挫，對知名企業家的打壓加劇，給私營部門帶來寒意。最著名的是，阿里巴巴聯合創始人馬雲在批評監管機構後失寵於北京。他基本上已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其他領先企業面臨國家調查和鉅額罰款，而直言不諱批評政府的私營部門人士則被監禁。隨着增長放緩，北京堅稱其重視私營部門並希望提供幫助，但許多企業家仍持懷疑態度。

有時，趙説他擔心自己失去了創業動力。他支持中國，但對其未來感到擔憂。

“我們有些迷茫，”他這樣描述當今的中國。

“我們愛這個國家，希望經濟和一切變得更好。但我們不知道……”趙嘆了口氣，話沒説完。

他説，目前中國仍是他最好的選擇，部分原因是其龐大的原材料和物流供應商網絡——這一生態系統其他國家難以複製。然而，中國也感覺越來越不可預測，因此他不願在該國投入更多資金。

趙先生還有一個希望能重振業務的創意。他一直在研發一種將圖像（如人臉或公司標誌）印刷到保齡球上的新技術，據稱這種印刷圖案在球被投擲時不會刮花。趙表示正計劃申請專利以保護這項創新。

今年，採用該技術製造的幾款保齡球已通過美國保齡球協會認證，近期已投入商業化生產。

為猶他州的Storm Products保齡球公司首批採用新技術的產品，預計明年初將在專業商店上架，該公司總裁泰勒·詹森透露。

已步入職業生涯暮年的趙先生坦言，他更希望能多陪伴在上海的家人，而非繼續在盱眙工廠的出租屋裏埋頭苦幹。但經歷近年挫折後，他將這些新球視為翻盤的最後機會。

十二月的某個週四，趙在瀰漫着刺鼻化學劑氣味的空曠廠房裏踱步時顯得焦躁不安。

“差不多就這樣了，“他説道，“可能沒你想象的那麼壯觀。”

趙表示退休後不希望子女接手長征公司。其子從事電子商務行業，女兒去年剛從華盛頓大學畢業，現已婚定居西雅圖，仍在規劃職業方向。她坦言想念中餐，但無意回國。

三十年來，趙始終遠離政治專注經商。儘管近期遭遇困境，他強調自己並不反對政府或共產黨。

但他表示，政府日益收緊的管控正在侵蝕下一代的發展機遇。

至少他成功為女兒爭取到了赴美機會。

“對此感到非常、非常欣慰，“他説。

Frank Zhao表示自己支持中國，但對其未來感到憂慮。聯繫記者Brian Spegele請致信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