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通過監管走向末路 - 《華爾街日報》

對歐洲而言，這是令人謙卑的時代。去年末，當美國經濟蓬勃發展之際，歐洲大陸勉強躲過衰退。在人工智能領域，歐洲正輸給美國；在電動汽車方面，又敗於中國。

唯有一個領域，歐盟仍引領全球：監管。在併購監管、碳排放、數據隱私和電子商務競爭方面制定標準後，歐盟如今試圖在人工智能領域複製這一模式。去年12月，它公佈了一項全面法律草案，禁止某些類型的人工智能，嚴格監管其他類型，並對違規者處以鉅額罰款。其執行機構歐盟委員會可能會調查微軟與OpenAI的合作是否可能反競爭。

“美國創新，中國複製，歐洲監管”這句話從未如此貼切地概括了各地區的比較優勢。

布魯塞爾歐盟委員會總部外的歐盟旗幟。照片：伊夫·赫爾曼/路透社布魯塞爾歐盟機構中的技術官僚們並非反自由市場。恰恰相反：與美國或中國不同，他們仍然相信自由貿易。他們的大部分監管旨在保護消費者和競爭免受各國政府的干預。

但在消費者保護與驅動投資和創新的利潤動機之間存在權衡，而歐盟可能在這個權衡上犯了錯誤。

例如，為了保護競爭，歐洲監管機構抵制了導致每個市場僅剩少數幾家手機運營商的合併。據電信顧問約翰·斯特蘭德稱，因此，歐洲現在有43個集團運營着102家移動運營商，服務於4.74億人口，而美國有三家主要網絡服務於3.35億人口。中國和印度的市場集中度更高。

因此，歐洲移動用户支付的費用僅為美國用户的三分之一左右。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歐洲運營商在每位客户上的投資僅為美國的一半，其網絡質量也相應較差，斯特蘭德説：“在德國獲得5G信號就像在特朗普集會上找到拜登支持者一樣難。”他估計，將歐洲網絡提升到與美國相當的水平將需要約3000億美元。

這對歐洲科技行業產生了連鎖反應。瑞典電信設備製造商愛立信在歐洲的銷售部分受損，因為許多運營商規模太小且無利可圖，無法升級到最新的5G網絡。“歐洲優先考慮了短期的低消費者價格，犧牲了高質量的基礎設施，”首席執行官博爾耶·埃克霍爾姆本月早些時候在達沃斯告訴我。“我非常擔心歐洲。我們需要在基礎設施和數字化方面進行更多投資。”

當然，歐洲經濟表現不佳有許多原因，從人口結構到能源成本，而不僅僅是監管問題。美國的監管機構也並非完全放任自流。不過，他們傾向於在有證據表明存在危害時才採取行動，而歐洲則會在僅僅存在可能性時就採取行動。這種預防性原則可能會扼殺創新於萌芽之中。

自2018年起，歐洲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對網站收集和使用個人數據施加了嚴格的要求，罰款金額最高可達全球銷售額的4%。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家金傑（Ginger Jin）和兩位合著者的研究發現，這導致接下來兩年歐洲的風險投資相對於美國有所下降。他們表示，投資者可能會避開那些不符合GDPR或因此價值降低的商業模式。

歷史可能會在人工智能領域重演。根據PitchBook的數據，自2021年以來，歐洲的風險投資交易在人工智能領域籌集了440億美元，大致與中國相當，但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而且差距還在擴大。去年，歐洲的人工智能行業警告立法者，他們的人工智能法律可能會導致“高度創新的公司將業務轉移到國外，投資者撤資”。

該法律草案被淡化，幾天後，據彭博社報道，法國的人工智能公司Mistral AI完成了一輪融資，估值約為20億美元，該公司立志成為歐洲的OpenAI競爭對手。

歐洲法規帶有保護主義色彩，其制定往往針對美國科技巨頭，卻對本土初創企業網開一面。儘管如此，歐洲初創企業鮮少成長為巨頭，即便是老牌企業規模也遠遜於美國同行。

“我認為近幾十年歐洲缺乏科技巨頭的原因不能簡單歸咎於單一因素，“一位在美國創辦科技公司的歐洲創始人告訴我。但他表示，歐洲的監管文化（包括繁瑣的税收和勞動法）是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發放股票期權就非常困難。解僱不合適的員工更是出了名的棘手。”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近期研究指出，歐洲內部市場規模超過中國，幾乎與美國持平。但在比較營收超10億美元的企業時，發現美國企業的研發支出高出80%，資本回報率領先30%，營收增速快1.3個百分點。

隨着美中兩國在科技競賽中持續加碼，歐洲面臨進一步落後的風險。麥肯錫數據顯示，中國將GDP的2%-5%用於產業政策（扶持戰略性產業），而該比例在歐洲僅為1%。去年12月，布魯塞爾批准了為期八年、總額13億美元的雲計算研發補助，但麥肯錫指出，這僅相當於亞馬遜雲部門年投入的4%。

若歐洲想與中美同台競技，就必須重新權衡監管與創新的平衡。正如德國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去年秋天所言：“如果歐洲只有最完善的監管卻培育不出本土巨頭，我們就算不上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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