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舟：全球治理倡議，是中國在新時代的亮劍舉旗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宇舟】

今年的9月，中國又一次盛裝亮相，上合峯會引領全球議題，九三閲兵震撼世界眼球，而兩場活動之間，“全球治理倡議”橫空出世，成了其中被提及最多的話題，贏得了與會各國的積極回應。

與此同時，在閲兵的喜悦中，一句“人類再次走到十字路口”讓有心的朋友議論紛紛，更加關注新時代中國在世界舞台的作為。

如此的形勢判斷，更能證明“全球治理倡議”的意義，面對二戰以後逐步累積的歷史遺留問題，以及傳統大國內生矛盾外溢的擾動，中國舉起了自己的旗幟。

站在戰後80週年的節點，在捍衞國際秩序的主幹上開出新花，頗有“鬥罷艱險又出發”的豪邁。

全球治理倡議的底藴與契機

“全球治理倡議”並非憑空落下的概念，中國已為此做了十餘年的積累。2013年，“人類命運共同體”登上歷史舞台，呼籲國際社會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2014年開始強調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確定了“服務民族復興、促進人類進步”的定位座標。在亮劍南海短短一年之後，中央2017年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戰略判斷，對國內外形勢的戰略預判與格局設計有了根本歸依。

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是中國方案的一次階段性總結，明確提出了中國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至此。“全球治理”一詞開始越來越多地見諸官方宣告。

也就在此前後，中國先後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這三大倡議都在過去幾年不斷細化：

全球發展倡議方面，到2024年，已有80多個國家加入“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搭建起30多個合作平台，開展1100多個項目，為發展中國家培訓6萬多名各類人才，並且成為貿易戰大背景下的“最美逆行人”，給予所有同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100%税目產品零關税待遇。而我們最津津樂道的就是中國在基礎設施和糧食安全領域讓多少國家改天換地，並不斷向着綠色、智能、可持續的方向演進。

全球安全倡議方面，2023年，中國發布《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明確了20個重點合作方向，中國近年來致力於積極推動熱點問題和平解決，大家津津樂道的沙特和伊朗復交、斡旋緬甸衝突並打擊緬北電詐、推動巴勒斯坦各派別和解，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本次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領導人更是齊聚天安門城樓參加“九三閲兵”。中國還積極開展安全領域交流對話，北京香山論壇、中非和平安全論壇、中東安全論壇等平台陸續搭建。

全球文明倡議提出至今不過兩年，但已經搭建了不同國家、民族、政黨、文化的多項對話機制，典型的如中拉文明對話論壇、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中國希臘文明交流互鑑對話會、中非文明對話大會、中國—東盟文明交流合作論壇、良渚論壇和中外文化年。近年來中國還正在由開放單方面免簽發展到對等免籤，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打破信息繭房，走近中國、瞭解中國。文化是最需要“潤物無聲”的領域，而我們實實在在能看到的就是近年來外網社交平台中，網民們能夠自如講解中國文化與政策，成了我們自然而然的宣傳志願者。

回顧過去十年，我們的治理方案與協同響應進入了點線面全方位發力。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老鐵”關係日益緊密，而金磚合作、“一帶一路”將它們連接成線，並逐漸輻射到整個南方國家。中非正攜手推進現代化“十大夥伴行動”，拉美與我國啓動“五大工程”，我們正與阿拉伯國家謀篇“五大合作格局”，我們同太平洋島國正在建設六大合作平台……

本次“九三閲兵”同樣是個縮影，除了極少數都懂的，中國的絕大多數鄰國都派出了國家級領導人出席，天安門城樓的合影，成為了東北亞、東南亞、中亞、南亞的地理板塊罕見的“全家福”。

而在這張“全家福”的背後，是他們對“全球治理倡議”的熱情響應。

參加上合峯會與九三閲兵各國對全球治理倡議及其他三大全球倡議的回應

與十年前相比，我們的戰略縱深更穩了。

盛大閲兵對面的山雨欲來

對未來我們充滿信心，但不意味着忽視挑戰。不久前，筆者在專欄剛剛回顧了歐盟的傾頹，這背後其實是對立面正在集結的預兆。歸根結底閲兵只是展示實力的“軟輸出”手段，還只是手段之一。我們面臨的周邊形勢有些註定是“掃帚不到，灰塵不跑”。就在“九三閲兵”以後，我國台灣地區的某些部門依然在騷擾着大陸漁民，菲律賓依然在南海開着小船挑釁，而日本正在以受害者口吻乞討盟國的軍事強化，並剛剛選出了又一個更為抽象的右翼首相。

可以作為歷史參照的就是十年前的“九三閲兵”，改變現代戰爭規則的武器已經初露崢嶸，但依然沒阻止一意孤行、自娛自樂的所謂“仲裁”。非要艨艟上百雲集南海的亮劍上膛，實實在在逼退強敵的航母戰鬥羣後，才算迎來了區域形勢的攻守易形。

局部性的對峙，至今仍是正在進行時

而如今的國際形勢，在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的回潮下，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總需求不振成為全球困擾，甚至有可能新的經濟危機正在醖釀的當口，實際上更為緊張。所以但凡我們認真回顧“九三閲兵”，就很容易發現前路並不是某些調調所謂的“大殺四方”，更像是正在烏雲集結前夕的動員。

總書記的講話再清楚不過，“今天，人類又面臨和平還是戰爭、對話還是對抗、共贏還是零和的抉擇”。待到分列式預備的時刻，解説詞又一次強調了一遍：“80年後的今天，世界變亂交織，叢林法則抬頭、戰火硝煙頻仍，人類再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

歷史抉擇、十字路口，字裏行間都透露着中央對時局的清醒判斷：我們正身處山雨欲來。

“赤字化世界”步入激流險灘

山雨欲來的最直觀體現，就是我們如今面對的“赤字化”的世界，在回顧九三意義的前文中，我們已經提到了二戰勝利的最大遺憾。人類建立的國際秩序，依然沒有擺脱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陰影，以聯合國為代表的戰後國際組織長期遭受少數大國操控，南方國家代表性不足，國際關係民主化並未實現。

而隨着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發展陷入瓶頸，愈發傾向於“既要霸權主義的糖衣，又躲國際責任的義務”，從國內法長臂管轄，到SWIFT濫用制裁，再到少數國家自行協商就能拉起“小院高牆”，把國際法偷換成維京海盜與盎撒奴船那樣的“家規”。從堵塞世貿上訴機制，到國際組織動輒“退羣”，安理會決議都可以説抵制就抵制，將責任拋到九霄雲外。

局部性的對峙，至今仍是正在進行時

此外，自20世紀後期出現的諸多新問題，如今回應也頗為乏力。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進展嚴重滯後，氣候變化、數字鴻溝等問題日益突出，人工智能、網絡空間、外空等新疆域治理缺位。連以往能夠談下來的多邊合作機制如今都面臨反覆，就譬如我們都熟知的西方環保承諾，如今已經成了政客賴賬與白左作秀的二次元“意難忘”不斷現場直播。

由此導致二戰後的國際秩序陷入到了老賬未還、新債頻添的狀態，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匯聚成了大量全球治理赤字。在此背景下，構建什麼樣的全球治理體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日益成為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重大命題。

可以説，二戰以後建立的那個勉強湊合的秩序，如今都已是搖搖欲墜。

近期有個概念在西方正在被炒熱——“G0 世界”。該觀點認為，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國際組織同時具備能力和意願，去推動全球議程並維護國際秩序，出現了大量權力真空地帶。全球領導力不足正變得越來越危險。發生週期性危機甚至大規模戰爭的概率，比二戰後這80年的任何時候都要高。更有甚者，原來作為維繫全球秩序的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甚至都無法反映全球力量的基本平衡。國際關係的“蕭條週期”正在向我們襲來。

在這種表面現象的背後，是西方國家幾百年發展路線的結構性問題，正在釀成“老矛盾遇上新反動”。

妖霧重來的歷史檢索

大家都知道，最近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發表了一個貽笑大方的言論，公然質疑中國的二戰歷史貢獻，並妄言國際秩序。對她文盲一般的言論，本文無意置評，前篇評論歐盟諸政客的迷惑行為時也從不涉及她。説白了，斷脊無腦，咖位不夠，看她一眼都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但是外交部的回應頗為耐人尋味：“歐洲作為二戰策源地，本應更加深刻正視歷史，汲取教訓……”不是德意，而是歐洲。

這背後其實暗藏着一條長期被淡化的帝國主義戰爭邏輯，不只是二戰。正如總書記在九三閲兵講話時又一次重提了“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只有通過馬列主義理論，我們才能把握這一歷史邏輯的脈搏：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極致就是法西斯主義。

列寧早在上世紀初就對帝國主義作出了翔實剖析，它是壟斷資本膨脹和金融資本控制下的產物，以瓜分世界市場為目標，但也必然帶來分贓不均的矛盾。為了要消除生產力發展與資本積累，同金融資本對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瓜分之間不相適應的狀況，帝國主義國家除了發動戰爭，別無他法。兩次世界大戰，肇因皆在於此。

帝國主義本就是法西斯的温牀。在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瘋狂燒殺搶掠、強推崇拜、剝奪民主、壓榨民生，每一記皮鞭、每一捧火把，都在培育着法西斯的基因。僅以一個三線列強比利時殖民剛果為例，在利奧波德二世殖民的區區23年裏，居然就造成了不少於數百萬人的死亡，最高估算的死亡人數高達1500萬，是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兩倍有餘。

比利時移除的利奧波德二世雕像已被噴濺滿了象徵鮮血的顏料

法西斯分子只是將母國的帝國殖民行徑加諸到了本國人民頭上，強化了對本土的高度集權與神話崇拜，進而形成對內極端壓榨、對外不擴張會死的“究極版本”，形成政治上的集權主義，經濟上的統治主義，文化上的極端主義。看似與所謂的“西方民主國家”截然不同，實則都是殖民帝國套路的集大成，是資產階級為最高效整合要素髮展出的最為不擇手段的形態。

希特勒就曾叫囂，只有“當一國（種族上最優秀的那一國）取得了完全而無可爭辯的霸權時”，和平才會到來。與此同時，東方的日本遙相呼應，“九一八事變”的元兇板垣徵四郎將征服中國稱之為“真正掌握東洋和平之關鍵”。歷史的諷刺也正在於此，這些一口一個反共的法西斯分子，不經意間卻致敬了列寧的理論，展現出帝國主義到法西斯主義，對領土和市場不變的渴望。

在20世紀30年代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又出現了兩種不同形態的演化，而不管哪一種都強化了法西斯的力量。

一種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相對較好的區域，疊加上“大蕭條”的衝擊，資產階級最終“不能用議會民主的辦法進行統治了，它便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典型案例正如西班牙內戰與中東歐若干國家加入軸心國。

另一種類型則是尚可超額剝削殖民地來貼補本國的英法老牌帝國主義。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樣，“為保守已得利益”，打着和平的名義，卻“至今不願用實力制裁侵略者”，“實際上援助了侵略者，便利其侵略各中間國家。” 甚至還指望“禍水東引”。最終也如他所預測的那樣，“勢將引導法西斯各國進行更大規模的冒險戰爭”。

所以，出現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那就是非德意的歐美列強，其實本身既自帶法西斯的基因，又帶有綏靖和慫恿法西斯的原罪。由此帶來的結論就是：它們不僅在回顧歷史時，不該有任何道德優越感。並且在現實層面，我們還要警惕它們死灰復燃。

是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正是帝國主義和法西斯的招魂幡。

還不止於此，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也與二戰爆發前有着相似之處。這就不得不提一段早已提出的歷史預言。

那是在1948年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00週年的時候，斯大林對未來美歐關係的預判：如果從美國“輸往歐洲的不是機器設備和重要的工業原料，而是成品。這些進口產品將構成一種威脅，會扼殺西歐國家的重要工業部門，使工人階級處於長期的失業狀態”。如此反覆操作的後果就是激化西方各國爭奪市場的鬥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願望”。

當年對“馬歇爾計劃”的誤判，如今卻儼然成了正在實現的預言，不久前對歐盟被和平演變80年的回顧，已經詳細分析了歐洲是如何經濟上被劫持、政治上被奪舍，黯淡了經濟動能，錯過了技術革命，放眼望全是代理，獨立性漸漸稀釋，最終呈現給世人的是在貿易戰、俄烏衝突與“小院高牆”中一輪輪嘴硬心慫的連環自殘，配上四分五裂的滑稽戲，真就應了斯大林所説的被美國傾銷失業和危機。

如今的美國，正沿着霸權與單邊主義不斷加大興奮劑的劑量，雖然它很難在短期內具備當年德國納粹與日本軍國主義那樣的個人崇拜和國家動員機制，但對世界市場和超額收益不擇手段的攫取慾望確實異曲同工。“我生病、你吃藥”的敍事盡頭將是極端的排外主義，對盟友的劫持、奪舍與勒索，以及鼓吹防禦的進攻也一如當年的“軸心”。它們內部正在醖釀新的危機，而它們對內生矛盾的轉嫁，也就是將危機正在向全球轉嫁。

“淹死那個競爭者”，正在成為它們的頭號抉擇。

站在這個角度，我們就很容易理解，不只是歐洲，而是整個歐美，其實都是當年戰爭的策源地，也是未來紛爭的策源地。

行文至此，正值9月9日，讓我們再用一句詩紀念一下我們的導師，感受他的前瞻：“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中國與世界同站的十字路口

雖然是十字路口，但是管控全面戰爭的可能性依舊在兩可之間，世界這盤大棋局控場的權力，正在歷史性地向着東方轉移。

對此，筆者已經在“2025，西方已經集齊了火山、迴旋鏢和烏托邦”一文中系統比較了西方國家在物價、收入、就業、技術、產出等方面如何相對衰落。其中幾百年來首次“科創東移”已在前面多文中提及，茲不贅述。這裏再提一下生產和出口同樣歷史性地轉移。

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所提供的數據，已經實現工業化的高收入國家，其製造業增加值在1990年佔全球份額高達74%，到2000年仍有72%，卻在本世紀加速收縮，到2022年僅有49%。在製造業出口中的份額由2000年的75%收縮至2022年的56%，即將跌破一半份額。這在西方工業革命和殖民全球以來，還是破天荒的頭一次。

不同收入水平國家制造業增加值（左）和出口份額佔比變化 圖表來源：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但我們要看到，這種轉移存在着兩面性。一方面，固然是工業革命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廣大發展中國家有了一定的工業化基礎。但另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列寧當年提到的壟斷魅影，其實已經陰魂重臨，無論是高新技術、終端品牌乃至配套的服務行業、文娛傳媒，事實上都在向資本主義最為強大的美國集中，甚至如上文所述，連歐盟都成了被剝削的一方。

而美國的財富分配，同樣在向着金字塔集中，除卻頭部的1%，其他階層的佔有比例，在過去半個世紀裏都在逐步下滑。

疫情以來美國家庭淨資產（左）和不同層級的家庭財富佔比（右），最富有的1%家庭（深紅色線）財富佔比仍在增長，而其他都在下滑。 圖片來源：東北證券、路透社

身處新時代看浪奔浪流，卻看到了那張熟悉的舊船票：資本主義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剝削、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的剝削、頭部資本家對舉國民眾的剝削……壟斷資本大大強化了剝削的深度、廣度、烈度，最終形成了一個血貢堆成的金字塔循環系統。

更為惡劣的在於資本的惰性與墮落，黑板經濟學所謂的利潤導向帶動技術革新、產業升級、組織優化其實並非必然，一旦壟斷成為一種習慣，PPT畫圖就能來錢、股市上做波段割韭菜就能套現、對少數關鍵節點的贖買分肥就能賺取“血税”，利潤依舊保持，資本家還能躺平。再發上幾斤大麻，批發“快樂教育”的放養，以似是而非的白左價值觀讓基層羣眾從性別開始就能無限可分……壟斷的資本對上原子化的基層，國安民樂，豈不美哉？

至於何處有怨，何處不平，一切不過取決於喇叭報與不報而已。

全球化1.0版本最終導致如此大的怨聲載道、貿易保護主義如此反噬，原因概莫能外。待到特朗普上台，才讓人驚覺，這巨大的剪刀差，讓紅利享受最多的美國也罩不住、擺不平了。

所以筆者早在多年前就提出過一個命題：不只是社會主義會發生“復辟”，當今的資本主義也並非是堅如磐石，資本的惰性與墮落會極大地破壞資本主義僱傭勞動和價值產出，造成資本主義向着封建乃至奴隸社會退化。高樓大廈只是表象，生產關係才是實質。

當文明返祖遭遇帝國主義，再疊加一個核武器，這不是“叢林法則”的問題，而是讓整個地球要不要回歸叢林時代，乃至還更悽慘，也許那時候還有沒有叢林。

所以當前中國模式已經遠不僅僅是推動中國發展的意義。人類大航海、世界大市場發展了500年，第一次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技術、生產和軍事領域有望從趕超邁向引領，優勢從局部擴展向全面，並開始提出自己的發展理念與治理方案。終究要有國家能夠站出來，不只是簡單地打破“國強必霸”，更是在生產關係上打破壟斷怪圈、理順國家與資本的關係，進而將技術革命與生產力發展推向新的階段，開啓下一段星辰大海。

但這也必然會導致中國接下來將面臨嚴峻挑戰，中國越是引領，越會與帝國主義及其構建龐大剪刀差的僕從們產生結構性矛盾。中國帶動的共同體越是協同發展，越會擠兑帝國主義賴以賺取超額利潤的全球市場。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越是要帶動國際關係民主化，越是要代表廣大南方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越會稀釋歐美國家約定俗成的一家獨大。

一句話：我們成了“血貢”循環最大的障礙。

全球治理倡議亟待時代的填空

如何利用這錯綜複雜的局面實現自我的發展、削弱霸權頑敵，儘可能把轉嫁的矛盾推回始作俑者的內部，這個問題已經不是悶頭髮展所能解決的了。而這，也正是全球治理倡議提出的意義。

伴隨着這份倡議，意味着中國開始正視自己在全球治理中應盡的大國義務，開始系統提出自己的發展理念和治理方案，這就是在“樹大旗”，號召志同道合者共同捍衞人間正道、衝破荊棘藩籬。

值得強調的是，與某些人永遠跳不出自己認知的陰陽所不同，中國的治理方案並沒有主動賦予自己“盟主”的角色，我們全球治理觀的底色就是共商、共建、共享。

也正因此，中國在管控熱戰的同時，反而要對帝國主義陰魂不散更為積極有為、主動出擊，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方法論，用海量的場景實踐去跑通“全球治理倡議”這款大模型。

從宏觀戰略上，我們如何把握住轉折點已至的歷史機遇期，處理好敵我友關係，形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今年開年在論述時代轉折點時，筆者將之總結為“四問”，分別對應了協調發展中國家生存發展權的“丁仲禮之問”，捍衞夥伴國遭遇外部干涉時的“袁文才之問”、管控自己周邊衝突並能借力打力形成反威懾的“賈隊長之問”，以及在合規性要求日益提升的當前如何保持並提升內部積極性的“大水牛之問”。這是我們必須要回答的大局之問。

在當前形勢下，我們又如何應對如今對我們發展構成深度威脅的非關税制裁。可以想見，在九三閲兵的裝備展現“武鬥”的難度後，敵人反而更將加大“文鬥”的力度。伴隨着歐盟、日本進一步被劫持和奪舍，短期內西方陣營或掀起新一輪反華狂潮。甚至都不用點中國的名字，只要用子虛烏有的“接濟制裁對象”、“強迫勞動”乃至“原產地查驗”，就能輕鬆對我發動經濟攻勢。

在對方已經不講市場規則的情況下，我們不能指望我們的產業還能用市場手段解決這個問題。如何建立一個跨機構協同機制，用好我們的反制裁工具，像上一階段打掉關税戰進攻那樣，對盤踞在我們頭上十餘年的一系列非關税制裁發動反攻，不僅攸關我們的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也事關全球治理倡議的威信。

九三閲兵的“滿屏真理”展現瞭如今中國武器的批判，但也因此更要提防宵小批判的武器

而敵人的“文鬥”還不只是經濟攻勢，意識形態領域進攻必然會加強。煽動歷史虛無主義、挑動性別與族羣對立、壓制中國聲音，這些都不是境外宣傳機器給我們的“特供”，相當程度上都已經實現了本土自產自銷。

事實已經證明，在輿論戰線上，長期只講接軌不講引領，含蓄謙虛而不願理直氣壯，到頭來吃虧的就是自己。不僅要講主張，還要事實講得通、邏輯能閉環、引得進走得出，我們能否給足正能量應有的土壤？

在要素整合上，之前回顧過全球市場的廣闊，“產能過剩”論調在這樣的浩瀚面前是那麼無力，但要佔據這樣的份額不能僅僅依靠產能自己。我們又如何將現有的優勢發揚光大、有機整合，形成涵蓋產能、基建、資金、運營、標準的一攬子輸出，將內外循環充分聯動起來。

這一過程中同樣不能只依賴產業的單打獨鬥，我們的戰略投送能力又如何加速完善，找到“丁仲禮之問”已經提到的內外平衡，成為“仗劍行商”的真正保障。在此兩手都硬的情況下，又如何搭建涉及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系列機制，為全球提供更多新的公共物品。

以上種種，都是我們要為全球治理倡議所做的提供。

總之，在世界反法西斯色彩勝利80週年的時刻，中國提出全球治理倡議，不僅是一次總結，更是一次出發，是堅持面對夾帶法西斯色彩的霸權主義肆虐的新抗戰，是統一戰線的又一次構建，是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我們的手要和全世界追求進步的手聯合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當此之時，我又不禁回想起偉大導師列寧，在中國辛亥革命失敗後的死氣沉沉中，只有他依然熱情謳歌了這場甚至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並對遙遠的東方寄予極大的期望：

“但整個年輕的亞洲，即亞洲數億勞動者，卻有着一切文明國家裏的無產階級做他們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無產階級的勝利，而這一勝利一定能把歐洲各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都解放出來。”

110多年後，在這片土地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是一次不忘初心，同時向着歷史縱深和未來潮流，吹響了新時代的集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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