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峯：2014年經濟外交——中國主導世界體系的萌芽

2014年，國際局勢加速變遷重組，為了應對還在孕育中的未來格局，在其中佔據一個更有利的位置，各國間合縱連橫的密集程度，在冷戰結束後極為罕見。尤其是在當今國際競爭核心所在的經貿合作上，各種地區間和跨地區的夥伴協議、自貿談判都在推進。然而，熱鬧歸熱鬧，一年以來真正的進展其實並不多見，甚至還有一些反而在倒退。

年初到年中，“中國恐成最大輸家”體還在一些人中流行，可到了年末盤點全年盈虧時，結果如何呢？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儘管增長率比之前超高速期略有降低，但7%以上的增速不僅還在高增長之列，也繼續把其它主要經濟體甩在後面。實際上，除了年中突然強力反彈的美國之外，中國今年相對於歐盟、日本、金磚國家等大型經濟體的增長領先優勢，反而在進一步擴大。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及應急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立，更是展露了中國人眼中的未來世界格局。如果數十年後，世界經濟真的轉入以中國為核心、規則由中國主導的新體系，不知人們將會如何評價這看似飄搖的2014年……

從周邊邁向全球

對於中國來説，今年確實是豐收之年。中韓、中澳兩個自貿區協議達成的速度已經比外界原本預測的要快，而最後協議的質量更是出人意料的既深且廣。這也是繼中新自貿協議後，中國在對發達國家自貿區建設上的突破性成績。韓國擅長的中間設備和元器件，澳大利亞充裕的大宗資源和農地，不僅能與中國經濟形成密切的互補，而且還會提升其它國家地區與中國類似經貿談判的緊迫感。加上已經啓動運行的中國-東盟自貿區，除了尚在進行的中日韓自貿談判外，中國實際已經初步完成了在東亞及亞太西岸地區的自貿區基本框架。

穩住了立身所在的東亞周邊，在遠方的本區域外就能遊刃有餘。俄羅斯因為克里米亞問題與西方國家強硬對峙，中俄之間反而獲得良好的發展機遇。5月，經歷十年談判之久的中俄簽訂4000億美元能源單，着實讓美歐着急了一把。年末，俄羅斯陷入經濟危機，王毅外長一句“會力所能盡地幫助俄羅斯”，隨即被俄國多家媒體重點報導，成為向民眾展示俄羅斯不必畏懼美歐經濟制裁和被孤立的重要證據。從長遠看更重要的是，經此教訓，俄羅斯以及中亞主要油氣國恐怕才會真正深刻意識到，建設好通往中國的能源管道，對他們自身的意義並不低於中國的渴求。未來中俄、上合國家間的大型經貿合作應該會更輕鬆一些。

最近全球油價暴跌，中國也趁機加緊增加石油儲備，由於中國幾乎蒐羅了所有空閒油輪，國際油輪租金已經暴漲到六年來的最高點，在短短半年裏竟提高了三倍。當然，這點租金與油價下降的實惠相比不值一提，如果油價繼續保持現在的價位基本不變，即使只按2013年進口2.82億噸石油規模計算，相對於2014年年初上百美元一桶的油價，明年中國在進口石油上就可以節約600-800億美元，這即使對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經濟體來説，也是不無小補的額外之喜。

再向西，挾世界貨物貿易國百年來第一位新冠軍之勢，中歐在經貿關係上的強弱也有了微妙變化。數年前那種對中國投資預先懷有各種猜測甚至有意排斥的動作即使還沒有絕跡，也已經不成氣候，反而是各地區各國間對相關項目的爭奪越來越頻繁激烈。應其商界政界的極力邀請，3月中國在英國倫敦、德國法蘭克福先後指定了人民幣清算銀行，而巴黎和盧森堡等地也都在積極爭取獲得這一地位。各國為何如此熱切？在法國駐華大使的爆料中大概可以找到最直接的答案：中法貿易已經有高達44%以人民幣結算，而兩年前才不到7%。同時，以增量計算，中國也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投資國，而在十年前中國在海外絕大多數地區的投資規模幾乎還可以忽略不計。作為歐元區的核心國家，法國的情況應該能夠反映整個歐盟乃至歐洲與中國經貿交往的大趨勢。

國家高層也在積極推動中歐之間的合作。5月李克強訪德，在歐債危機持續的背景下，打造經貿合作“升級版”，雙方簽署了貿易、投資及技術合作協定等總額為181億美元的合作大單。

6月，李克強再赴歐洲，與英國簽署了三十多項合作協議，金額高達300多億美元，創下中英高訪簽約金額之最。簽約主體既有兩國政府部門，又有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合作內容既覆蓋貿易、投資、油氣、科研和教育等傳統領域，又包括核能、高鐵、金融等重點突破方向。特別是金融領域實現兩大突破，一是啓動人民幣與英鎊直接交易，二是指定中國建設銀行作為亞洲以外首家人民幣清算行在倫敦開展業務。

年底，李克強三赴歐洲，參加在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舉行的第三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會見了16國領導人，發佈了《貝爾格萊德合作綱要》，涵蓋經貿、金融、基建、文化等諸多領域，包括中塞與匈牙利三國達成的鐵路建設協議。

據統計，“超級推銷員”李克強今年5次出訪，總共簽下1400億美元大單。專家稱，李克強的推銷已經進入2.0時代。

李克強等在與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間隙商討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還記得“中國恐成最大輸家”體的著名代表TPP協議嗎？又一年過去了，對比中國的豐碩收穫，這個早在兩年前就應該完成的談判卻越來越來悄無聲息。少數新消息都表明，自從兩年前陷入僵局以來，各成員間的協商遲遲未見有所突破。雖然經過多次延期，可在2014年前完成實質性談判的新計劃還是又一次泡湯了，而且連下一個截止時間都沒有給出。從國際多邊貿易談判的經驗教訓來看，這種不斷延期是會有慣性的。筆者去年上半年曾預測，TPP可能會陷入遙遙無期的長期性談判，現在看這種可能性確實在增加。尤其是如果在2016年奧巴馬政府任期結束前，TPP仍然無法完成談判（目前看可能性相當大），下一屆美國政府是否會繼承和推動這一帶有明顯奧巴馬個人印記的政策，就更加不好説了。

不過筆者以為，從某種角度看，我們倒應該感謝TPP。它的高調啓航，以及再次樹立排斥中國的國際經貿核心架構的明顯企圖，顯然刺激並加強了中國打造以我為主的新經貿網絡、對沖現有體系不可測風險的決心。

不難觀察到，2012年以後的中國自主經濟外交佈局，不僅速度明顯加快，規模和體系性更是猛然拔高了一個台階。2014年，多個大項目經過艱苦談判都紛紛落地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由此，我們已經能夠大約窺視到中國未來一段時期內對外經貿合作的“新常態”。

三位一體的主動出擊

如果説要在今年各種經濟外交中挑出前三件最重要的，筆者認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及應急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立當仁不讓。

這不僅是因為它們的資金投入規模龐大，更重要的是，這三者實際可以被視為一體，是架起中國提倡的，建立更廣泛參與、更合理分配權責的新國際貿易秩序的核心骨幹。從它們在全球引發的強烈反應也可以看出其深遠的意義和影響，美國為了阻止更多國家加入亞投行而採取的外交動作，也確實逼迫幾個盟友退避，但透露出的並不是強大，而是對競爭的不自信。這在美國的歷史上，尤其是其強項的國際金融上，印象中至少戰後找不到類似的例子。而且，韓國、澳大利亞雖然暫時退出亞投行，今年還是完成了與中國的自貿協議。

儘管坦率地説，無論是比較融資能力的大小，還是對國際金融的瞭解和經驗，亞投行、金磚銀行及基金不管是單獨還是聯合，還不可能全面挑戰IMF和世界銀行目前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特殊地位，擔當“央行的央行”。但原本被IMF和世界銀行壟斷的“最後放款人”角色，卻在二戰後第一次迎來了真正的有力競爭者。

眾所周知，IMF2010年投票權改革方案由於受到美國國會的抵制，一直無法得以落實，金磚銀行和亞投行能以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想到的速度建立，意味着發展中和新興國家作為整體，不僅有意願、更有辦法繞過那些自私的阻礙。作為主要發起國和當仁不讓的核心國，中國事實上極大地擴張了自己在這一國際領域的發言權，這比得到IMF或世界銀行一二個百分點的投票權轉移，要有效得多。而且由於服務的對象將會有相當重合，當這兩家多國跨國發展銀行投入全面運作後，中國現在支持海外經貿的主要金融橋樑——國開行和進出口銀行面臨與承擔的風險也能得到分攤，可謂一舉兩得。

而“一帶一路”計劃及為其服務的絲路基金，由於歷史上很難找出一個與其完全相似的先例，所以西方給其套上了一個“中國馬歇爾計劃”的帽子，對此種誤解或曲解，官方、非官方的駁斥已經很多，不必贅述。從預估的實際效果看，“一帶一路”計劃與馬歇爾計劃相比，除了在政治和外交上不壓迫參與國站隊，必須加入排他性的陣營以外，規劃設想之宏偉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將現有已知的項目勾勒在一起，就已經能看出，“一帶一路”正在發起一場歐亞大陸的整體復興運動——雖然歐亞大陸的經濟總規模早就在全球具有壓倒性優勢，但世界經濟的核心地位卻不在其間。究其原因還是在於歐亞大陸的各主要地區間被地理和交通所阻礙，無法真正發揮出世界島的規模優勢，只能各自為營。“一帶一路”針對的正是這個薄弱環節，而新興的國際金融機構又能為各個項目提供發展支持，可以説，是一種把中國復興擴大融合到更大地區乃至全球趨勢中的嘗試。

不過這個整合歐亞的總題目大得驚人，僅僅現在比較突出的歐亞大陸橋，鋪陳深入就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未來新絲綢之路的整體形態還需拭目以待。不過這個真正由中國提倡，由中國主導，並迅速激發大量國家濃厚興趣的規劃，一出世就已經為中國在國際經貿未來新架構新秩序的之爭中贏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動。抓住這個自己創造的先手機遇，也許就將是中國學習如何參與國際機制頂層設計的開始，其意義就更不是短期內增加多少順差，創造多少基於出口的工作崗位所能簡單涵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