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制裁:美國對7名官員因抗議活動實施制裁 - 彭博社
Nick Wadhams
伊朗內政部長艾哈邁德·瓦希迪
攝影師:瓦希德·薩萊米/AP
來源:彭博社美國對七名據稱參與斷網和鎮壓抗議活動的伊朗官員實施制裁,這是拜登政府採取更強硬立場針對該政權應對的一部分。
財政部對內政部長艾哈邁德·瓦希迪實施制裁,稱他監督併為執法部門對抗議者使用“致命武力的多次行動”進行辯護。
喬·拜登總統在週四晚間匆忙安排的新聞發佈會上強烈地——有時憤怒地——試圖反駁有關他認知能力下降的説法。
但這位81歲的領導人可能讓他在競選年的最大劣勢變得更糟。
總統在白宮召集記者,堅稱他的記憶“良好”,強調他對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任命的一名前美國檢察官調查其處理機密文件的描繪“一個記憶力不佳的老人”的畫像感到受到侮辱。
儘管總統在新聞發佈會上表達了對提及他兒子去世的憤怒,並全面概述了中東衝突,但另一起涉及外國領導人的重大失誤削弱了這次發佈會的影響。
觀看:拜登在一場即興的白宮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他的記憶“良好”。
在講話的最後,拜登錯誤地將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稱為墨西哥領導人。這個失誤威脅到了他整個努力,並立即被他的政治對手抓住,作為拜登不適合擔任職務的進一步證據。
白宮盟友表達了憤怒和沮喪,稱對拜登最後的失誤的關注僅僅驗證了他們的信念,即新聞媒體更注重形式而非實質,並不公平地對待拜登,而特朗普本人也一再搞錯名字、日期和事實。
然而,拜登失言的諷刺似乎消除了任何希望扭轉這一週以來對他年齡和能力的擔憂,此前他在競選途中反覆混淆歐洲領導人的名字,並拒絕接受超級碗前傳統賽前採訪的機會。
週四下午,一份關於他處理機密材料的嚴厲司法部報告達到了新的高度,報告指出總統的“能力減退和記憶有誤”,儘管最終認為不需要提起刑事訴訟。
點擊這裏觀看完整的拜登新聞發佈會。
拜登拒絕了特別顧問羅伯特·赫爾報告中提出的表述。
“我是出於善意的,我是一個年長的人,我知道我在做什麼。我曾經是總統,我讓這個國家重新站起來了。我不需要他的推薦,”拜登在外交廳告訴記者。
總統還對報告中的結論提出了異議,包括他向他的幕僚透露機密信息的説法。他表示,他寫給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的一份關於阿富汗的備忘錄應該被視為“私人”的,而不是機密的。拜登還表示,任何聲稱他故意保留機密材料的説法都是“完全錯誤的”。
“事實是,他們得出了一個明確的結論:我沒有違法。完畢,”拜登説。
總統表明,他對赫爾聲稱他記不得兒子博·拜登死於腦癌的日期感到特別受傷,稱這對調查沒有意義。
“他怎麼敢提出這個問題。坦率地説,當我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心裏想,這不關他們的事,”拜登説。“我不需要任何人提醒我他去世的時間。”
司法部的報告稱,赫爾工作人員發現拜登知ingly存儲和透露了保存在他弗吉尼亞州和特拉華州家中的機密信息,但沒有對他提起任何指控。
報告中最令人震驚的披露是關於總統的描述,稱其為“記憶力較差的老人”,有時難以記住基本事實。拜登也被描述為偶爾會忘記副總統任期何時結束以及奧巴馬政府關鍵外交政策辯論的細節。
“我的記憶力很好,”拜登説。“我是這個國家裏最合格的人選,可以成為美國總統並完成我開始的工作。”
拜登為自己辯護説,他在應對辦公室的要求的同時,已經配合了特別檢察官的“詳盡調查”。總統表示,他接受了與赫爾進行的為期五小時的採訪,這次採訪是在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襲擊的第二天進行的。
閲讀更多:早些時候:拜登年齡問題隨着司法部報告指出‘記憶力較差’而加劇
選民表示,拜登的年齡是他11月可能與特朗普再次對決時最擔憂的問題之一。
共和黨領先者特朗普正面臨四起犯罪指控,其中一起指控他隱瞞了他在白宮時期的機密材料,然後試圖阻止聯邦政府收回這些材料。拜登對他與調查人員的合作與特朗普的行為進行了區分。
“這不像在馬阿拉戈那樣,在一個公共場所,”拜登提到了特朗普在佛羅里達莊園發現文件的地方。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週四利用了特別檢察官的報告。
“如果你太老邁而無法接受審判,那麼你也就不適合擔任總統,”特朗普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傳訊主任亞歷克斯·菲弗在一份聲明中説。
從遠處看,中國恒大集團具備了一個殺手級的負債交易的所有要素:$190億的境外債券違約;2420億美元的資產;以及一直似乎決心支撐該國搖搖欲墜的房地產市場的政府。因此,美國和歐洲的對沖基金紛紛湧入這筆債務,期望獲得鉅額回報以提高他們的收益。
然而,在接下來的兩年裏,他們得到的是與共產黨討價還價的危險的嚴酷教訓。現在,這些談判已經破裂 —— 一家香港法院已下令對恒大進行清算,而這些債券幾乎一文不值,在二級市場上僅以每美元1分的價格交易。
觀看:恒大接下來會怎樣?
在1月29日停業令之後,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宗案件,談判雙方的關鍵人物描繪了一個卡夫卡式的畫面,即未經確認的政府處理人員進行無休止的微觀管理,通過一系列令人昏昏欲睡的渠道向投資者傳達信息,然後被長達數月的對話間斷所打斷。最後一次間斷髮生在法院12月份的裁決後,給了雙方一次最後機會達成協議。
Bloomberg採訪了超過十幾位直接瞭解談話內容的人。所有這些人要求匿名,因為他們未被授權公開評論私人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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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監控:市場對中國困境不以為然(播客)
儘管全球資金管理人員長期以來一直知道中國政府以一種在發達國家中不常見的方式對企業事務施加影響,但恒大對許多人來説仍然是第一手的教育,讓他們深刻了解當局為了政治和經濟的便利性會干預多少。
他們説,債券上的每一美分都向投資者發出警告,因為其他中國公司,包括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在官方一直難以解決的經濟低迷中效仿恒大陷入違約。而該國對外國債權人的漠視幾乎肯定意味着更多的債券將被拆分出售。
“投資者可能沒有完全意識到國家干預的風險,”投資者組織The Credit Roundtable主席David Knutson説,“在國內債權人和外國債權人之間分攤損失將是政治問題。”
當然,導致恒大債券暴跌的不僅僅是北京的參與。
國家深化的房地產市場蕭條,7萬億美元的股市暴跌以及温和的政策回應都在影響着更廣泛的情緒。該公司大部分資產已被查封或位於中國內地而非香港 — — 這可能使包括戴維森肯普納資本管理公司、金街資本管理公司和逆向資本管理公司在內的債券持有人的回收預期跌至谷底。
戴維森肯普納和金街的代表拒絕置評,而逆向資本未回應要求置評的請求。
在接近談判的人士提出的眾多不滿中,幾乎所有人都指出對於誰在掌控恒大存在缺乏明晰。
在該公司2021年違約後不久,由廣東省官員主導的風險管理委員會成立,該委員會由公司高管和國有債務管理人員組成,旨在指導改組。省級當局還表示當年他們將派遣一個工作組加強對恒大的內部控制和管理。
在談判過程中,恒大代表有時會提到“廣州”(廣東省省會)負責審查幾乎所有關鍵決定,但債權人不清楚他們指的是哪些實體或個人。
投資者和顧問感嘆他們並不完全瞭解在談判中優先考慮了誰的利益,也不清楚他們正在與哪些政府層面打交道。
熟悉情況的人士表示,這個神秘而無處不在的團體從未直接與參與離岸債務談判的人員互動。他們的觀點通過公司的財務顧問中金公司和中國銀行國際控股傳達給債券持有人,通過一個複雜的通訊網絡,其中包括在香港和內地的律師和顧問,人們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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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補充説,這個團體可以並且確實否決債權人的提議,而且解釋很少。
舉例來説,他們反對一個早期提議,該提議本應讓離岸債權人獲得恒大在岸項目產生的未來收入流。人們説,這筆現金反而要保留,以確保交付其他公司項目。投資者並沒有收到這樣的解釋,他們只被告知這些條件是不可接受的,他們補充説。
恒大、中金公司、中銀國際和廣東政府的代表未回應請求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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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去年年初,恒大及其債權人似乎接近一項協議,以重組公司的離岸債務負擔。其到期於2025年的47億美元債券價格飆升至11美分。
但一系列挫折,包括低於預期的房地產銷售、監管機構的阻力以及恒大董事長許家衞的拘留,最終擊垮了一項協議,加劇了進一步的挫敗感,並導致談判嚴重破裂,知情人士稱。
去年12月初,香港法院給予恒大最後一次達成協議的機會,該公司代表大多保持沉默。一個多月過去後,他們最終再次通過電子郵件聯繫了離岸債權人團體。
當他們這樣做時,他們的提議震驚了債券持有人。他們的提議不僅未能加強他們的報價,而且跨越了債權人團體認為明確規定的一些紅線,知情人士稱。
一個關鍵的爭議點是一羣債權人,被確定為C類,其中包括一些國有銀行,據稱。
儘管恒大最終同意讓債權人控制兩家離岸上市單位的股權 —— 這是之前拒絕做出的妥協,但該計劃將使外國債券持有人的要求和銀行持有的債務處於同等地位,從而減少了國際投資者的份額,多位知情人士表示。離岸債權人認為該計劃特別令人反感,因為C類債權人還可以接觸到他們幾乎無法追索的在岸資產。
很快就提出了一個反對意見,並且公司在1月29日的最新預定清算聽證會前幾個小時發送了另一個提議。
然而,進展很少。在進入聽證會時,債權人團體願意給公司更多時間達成協議,但他們既沒有要求再次延期,也沒有要求清算令,據人們稱。
最終,主持此案的法官對交易進展緩慢感到沮喪,下令對公司進行清算。
‘嚴重挫折’
一位恒大顧問表示,雖然他們為談判結束感到寬慰,但談判的結局讓他們感到浪費了兩年的生命。這是許多人共同的感受。
公司的法院指定清算人來自Alvarez & Marsal,現在開始着手扣押和分割開發商1.74萬億元(2420億美元)的資產,其中超過90%位於中國大陸。然而,鑑於香港的破產程序在中國的認可有限,債權人面臨着艱鉅的任務來收回損失。
“當海外索賠方陷入有效無力償付的困境時,政府不太可能允許他們獲取有價值的在岸資產,而與此同時,陷入困境的開發商也在努力履行政治上敏感的在岸義務,”凱源資本私募股權公司董事總經理布洛克·席爾弗斯(Brock Silvers)表示。“這對於中國仍在發展中的信貸市場來説是一個嚴重的挫折,只會加劇市場情緒下滑,因為外國資本越來越多地尋求更低風險的投資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