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新經濟：中國走上日本困擾的宏觀政策道路 - 彭博

Chris Anstey

美國財政部長賈內特·耶倫（Janet Yellen）於4月8日在北京。耶倫呼籲中國增加國內需求，以降低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危險。

攝影師：Pedro Pardo/AFP認為中國正在步入日本三十年前通往停滯的道路上有很多問題。首先，如今的中國仍然比早在1990年代初期的鄰國擁有更多的城市化和發展趕超潛力。

但與日本的相似之處仍然不斷出現。

最新的是，北京正在以與東京一代人前採取的那種不在乎消費者、供給側為主的哲學來應對其經濟放緩。大約三十年前，美國官員向日本同行施加了同樣的信息，以至於記者（包括本人）使用了一個簡稱：DDLG。

毫無疑問，“國內需求驅動的增長”是美國財政部長賈內特·耶倫本月訪華的關鍵信息。然而，正如她的前任未能説服日本轉向消費驅動戰略一樣，習近平主席及其團隊不太可能放棄他們的供給側思維。由於中國的規模，這一次對世界的後果更為嚴重。

珍妮特·耶倫在4月5日在中國廣州白雲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的美國商會中國爐邊談話中。攝影師：Pedro Pardo/AFP### 新經濟中的本週要聞

在中國期間，耶倫確保了她的同行承諾在未來的中美討論中包括關於“國內和全球經濟平衡增長”的討論。但習的記錄強烈表明他將堅持他對國家主導的投資，如尖端技術和可再生能源的強調。

毫無疑問，他正在推動這種供給側的理念。當已故的競爭對手李克強總理在疫情期間呼籲復興街頭攤販——這或許是計劃經濟、國家主導模式的對立面——以支撐就業和收入時，習的反對立即顯現。國家媒體的反駁摒棄了“街頭經濟”這一概念。

深圳東門老街購物區的一個小吃攤前的行人攝影師：沈啓賴/Bloomberg在去年全國人大會議上制定的政府經濟目標中，旨在應對消費者信心疲軟的措施有限。經濟學家們對於呼籲提供信貸幫助家庭更換廚房電器等陳舊耐用品的有效性持懷疑態度。

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對社會保障網的徹底改革——根據摩根士丹利亞洲前主席、長期觀察中國經濟的史蒂芬·羅奇的説法，這將減少中國家庭中“基於恐懼的預防性儲蓄”。

消費者主導的再平衡“日益緊迫”，羅奇警告説。但他為上個月中國發展論壇討論此問題準備的文件——一年一度的商業領袖和中國官員的頂級年度聚會——實際上被禁止了。

“這是我24年來第一次沒有發言機會，”羅奇上週寫道。他説他的文件“沒有像過去那樣被髮布或分發。”

中國過剩儲蓄困境的一個演示目前在中國是可以獲得的，來自世界銀行前經濟學家、現任中國銀行國際的徐高。徐高上個月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學院做了一個演講，就在耶倫訪問該機構幾周之前。

徐高表示，企業和家庭部門之間存在“脱節，導致中國的高儲蓄率。” 國有企業積累的收入和財富歸國家所有，而私營企業的則集中在“高度集中”的所有者手中。

中國消費者在其經濟中所佔比重正在減少

來源：世界銀行

注：包括為家庭服務的非營利機構，如體育俱樂部

這種公司所有權結構意味着本應刺激家庭消費的財富效應未能實現。相比之下，在美國，公司的成功甚至只是成功的預期—推動資本收益和收入分配，使廣大公眾受益。看到美國的股權繁榮正在支持消費和退休保障。

“家庭收入需要提振，作為幫助增加中國GDP中消費份額的起點，”徐説。他補充説，更重要的是賦予家庭“對國有企業的運營、投資和股利決策的決策權”。

但習近平明確表示，應該由中國共產黨做出決策決定資金的投放方向。就在本週，他的黨紀工作的最高副手李希啓動了一輪新的檢查，旨在確保金融機構服從中共的指示。

摩根大通公司的經濟學家們對供給側擴張的關注以及對消費所付出的不足表示擔憂，最近他們下調了中國未來幾年的增長潛力。

“緩慢的週期性復甦，在我們看來，主要是由於宏觀政策不足和方向錯誤，” 摩根大通中國經濟學家朱海濱在3月27日的一份報告中寫道。“黨和政府應該意識到自己的邊界，避免過度使用產業政策。”

摩根大通團隊補充説，“在我們看來，政府需要更積極地促進國內需求。” 換句話説，這是上世紀90年代對日本發出的那個老美國信息：DDLG。

當時，日本的決策者不願意使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來促進國內消費，甚至在那個年代晚期提高了銷售税。直到世紀之交之後，強有力的刺激措施才出現，而那時已經形成了一種通貨緊縮思維，使得恢復增長的任務變得更加具有挑戰性。

數十年前曾向東京傳遞DDLG信息的人之一是當時的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如今是哈佛大學教授的他表示，中國也存在“長期過剩儲蓄”。

在中國，“家庭消費長期受到壓制”，但修復這一問題“與習主席的意識形態偏好不符，” 作為一名付費的彭博電視台特約撰稿人，薩默斯表示。他説，北京通過增加工業產能，面臨着“一切過剩”的風險，這可能引發“非常嚴重的中中美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經濟緊張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