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理想而戰（26）1840-1949：鬥爭與獨立_風聞

百年追梦-为理想而战2018-12-13 14:43

2018-12-13

第六篇天道輪迴，王者歸來

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毛澤東

1840-1949：鬥爭與獨立

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

--毛澤東

1840年，大英帝國的堅船利炮驚動了沉睡在天朝上國[2]美夢中的大清王朝，腐敗無能的滿清朝廷面對工業革命後的現代軍隊敗下陣來，簽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由此開始，聞到血腥的列強猶如大白鯊一樣洶湧而至，瘋狂的對中國開始了殘酷的分割吞噬，中國社會則陷入了長達百年痛苦而又絕望的抗爭。大廈將傾，國將不國，為了拯救中華民族於危難之中，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嘗試。

深受壓迫、苦難最為深重的農民階級爆發了次數更多、規模更大的起義，其起義過程大多一如既往的富有傳統民間特色，比如義和團起義、白蓮教起義等。唯一不同的則是太平天國起義，不但起義過程中捨棄了傳統宗教和民間傳説，轉為利用經過改造的基督教--拜上帝教發動起義，而且起義後期頒佈的《資政新篇》，更是中國最早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近代化綱領。但是農民階級的屬性和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決定了這一切只是鏡花水月。

不甘沒落的地主階級則搞起了洋務運動，以為有了新的技能點就能挽救大清帝國[3]的命運，其宗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目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但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之後他們又轉向了君主立憲（1908年滿清頒佈的《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試圖抓住最後的救命稻草，但時不我待，中國人民最終拋棄了懦弱無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滿清王朝[4]。

1881年開平礦務局修建的中國第一條準軌鐵路--唐胥鐵路通車後，直隸總督李鴻章率幕僚乘車視察。

新興的資產階級也開始登上了歷史舞台，革命志士蔣翊武領導的文學社和孫武領導的共進會發起了武昌起義[5]並最終通過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朝廷，從此終結中國社會長達兩千年的皇權帝制[6]。但是先天不足、內部黨派林立的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逐漸走向了血腥獨裁[7]，成為大地主階級、大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里，幻想依靠帝國主義[8]，不經過艱苦決絕的革命鬥爭，不打破舊有的枷鎖就能實現民族獨立與國家復興無異於痴人説夢[9]。

代表中國工人階級的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建黨，一個成立時只有五十多名黨員的弱小政黨[10]，短短28年即不可思議的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奇蹟般的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歷史的選擇印證了八個大字：“人心所向、眾望所歸”[11]！而他們成功的秘訣就是在這28年裏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12]

正是在這種堅定信念的指引下，共產黨才能夠找到並實現中國革命的勝利之路（馬克思主義第一次中國化的結晶--毛澤東思想指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發展道路和總戰略）。縱觀中華五千年曆史，揭竿而起的人猶如過江之鯽，而真正能開天闢地的屈指可數！更不用説當年共產黨面對的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13]

這期間多少仁人志士鞠躬盡瘁，多少革命先輩血灑疆場！[14]

在這一百多年的苦難歷史當中，中國社會經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日本侵華戰爭、解放戰爭！甚至還有日俄戰爭[15]，這場日俄之間爭奪亞洲霸權卻發生在中國東北的不義之戰！更不用説割地、賠款、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16]

僅僅在日本侵華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人數高達3500萬以上[17]！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可謂是罪惡滔天、罄竹難書！

而按照1937年的比價，中國官方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達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多億美元！更何況日本侵華戰爭再次打斷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上一次是甲午戰爭），當美國[18]已經開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千瘡百孔、一窮二白[19]的農業社會[20]！

註釋：

[1] 出自毛主席在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17日）後所做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2] 乾隆皇帝曾經説過：“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這就是“天朝上國論”，這與西方吹捧的“西方中心論”在優越感上有相似之處，但根本之處卻截然不同，當時“西方中心論”的根本目的是以此為理論依據以便殖民侵略其他民族和國家，現在則是用來美化西方的殖民歷史。而直到今天，東南亞的國家領導人也認為“當年鄭和率龐大船隊下西洋帶來的是友誼與合作”。

[3] 偉大的革命導師馬克思與恩格斯曾預見“中國社會主義”將會出現，且有別於“歐洲社會主義”。他們甚至給出了新中國的名字即“中華共和國”，並認為“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滿清王朝）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世紀的曙光。”同時馬克思強烈反對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認為隨着世界交往進一步的發展，世界經濟中心將會轉移，太平洋兩岸將成為世界經濟新的中心。

[4] 網文屆有句話叫做：穿清不造反，菊花套電鑽！對於穿越到清朝尤其是晚清的廣大男性同胞們來説，革命造反是拯救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在此不得不吐槽一下：穿越到清初的女性朋友們大部分都去撩阿哥了，當然這與思想素質無關，只是閲讀羣體不同）。

[5] 孫中山遙控指揮的同盟會（國民黨的前身）並沒有實際參與武昌起義。而在起義前，革命黨被大肆搜捕，因此武昌起義的實際指揮者是新軍下級軍官熊秉坤（共進會工程第八營營代表）與吳兆麟（起義臨時總指揮）。

[6] 雖然一直以來我們將兩千年的古代社會稱為封建社會，但實際上其與歐洲中世紀完全不同，自秦朝以來我們實行的就是代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郡縣制，而分封皇族諸侯並不是中國政體的主要內容。

[7] 辛亥革命成功後，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立即對昔日革命戰友光復會痛下殺手，蔣介石親手殺害了光復會的創始人--陶成章。

[8] 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蔣介石仍念念不忘的繼續向日本政府支付《辛丑條約》中的庚子賠款。

[9] 民國並沒有扭轉中國悲慘的命運，梁啓超曾感慨：“彼帝制也，共和也，單一也，聯邦也，獨裁也，多決也，此各種政制中任舉其一，皆嘗有國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國則此數年中此各種政制已一一經嘗試而無所遺。曷為善治終不可睹，則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從可推矣。蓋無論帝制共和單一聯邦獨裁多決，而運用之者皆此時代之中國人耳。均是人也，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頑，實不識其解。”

[10] 金一南少將在2017年的演講《中共，中國最牛創業團隊！》中如此描述中共的創業史：“1921年公司註冊，資本金接近於0，靠共產主義的故事拿到了蘇聯的天使輪和A輪，歷經艱辛打敗了西方跨國公司和國內強有力的競爭對手，1949年10月1日在主板市場上市。經過60幾年五代CEO經營，目前市值突破11萬億美金，居全球第二，未來有望成為全球第一。”

[11] 人心所向出自《晉書·熊遠傳》：“人心所歸，惟道與義。”眾望所歸出自《晉書·列傳三十傳論》：“眾望攸歸，曾無與二。”蔣介石曾感嘆：“天下無人不通共。”其實最根本的還是“民心在我、天命在我、正義在我、大勢在我”！而今天的國際局勢與世界潮流依然如此！

[12] 201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大會上指出：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集中體現，是指引、評價、檢驗我們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全黨同志必須牢記，密切聯繫羣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脱離羣眾是我們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

[13] “公知”們一向喜歡否定共產黨的偉大歷史功績，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就在《民主再糟糕也比專制好》中寫道：“1949年某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喊了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好像我們就真的站起來了，好像近代以來的那些‘豐功偉績’，從廢除不平等條約到國家的主權統一，到工業的高速發展，都是1949年以後的成就。”

[14]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以毛主席為例，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先後失去了毛澤建（小妹）、楊開慧（妻子）、毛澤覃（二弟）、毛澤民（大弟）、毛楚雄（侄子）這五位至親（除此之外，還有很多親友）。後又在朝鮮戰場上痛失新婚不久即主動請求參戰的兒子毛岸英。但現在在網上，質疑、侮辱革命先輩的言論層出不窮。歷史老師、暢銷書作家袁騰飛曾感謝“美國飛行員把毛太子變成了掛爐烤鴨”，還説“毛澤東領袖素質先擺在一邊，作為一個人，後邊加個字渣，人渣”。微博大V作業本則調侃：“由於邱少雲趴在火堆裏一動不動最終食客們拒絕為半面熟買單，他們紛紛表示還是賴寧的烤肉較好。”原《炎黃春秋》執行主編洪振快則打着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幌子，歪曲否定“狼牙山五壯士”。國家中小學教材組編寫組長餘桂圓認為“為了日中關係，我同意刪除狼牙山五壯士”。

但是對於這些事件，面對網友們的痛罵，眾多的“公知”們卻表態力挺（人大政治學教授張鳴就力挺袁騰飛：“我們的教育是標準答案教育，到了大學還扳不過來。對於袁騰飛的出名，應該反思的是教育本身的問題，而不是把學術爭議上升到意識形態。”“能出來一個袁騰飛，把歷史講得這樣生動、好玩，還能根據自己的思考，部分地還原了一些歷史的真相，有什麼不好呢?”“人生導師”李開復則表示作業本有思想才華，“是一個天生就該寫微博的人，也是一個可以知道分寸的人”）。

而在當年的畢福劍事件中，社會上很多人竟然高度同情這位身為共產黨員卻在外事酒會上直接辱罵毛主席、醜化軍隊的公眾人物！在2017年3月，全國人大審議民法總則草案修改稿，修改稿增加一條規定：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則立即跳出來高喊：“緊急呼籲：這樣的條文要不得！”

[15] 面對一場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列強爭奪中國東北的爭霸戰爭，滿清竟然厚顏無恥的宣佈“中立”！當然更加無恥的還是日本：在2015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戰後70週年談話中稱“日俄戰爭的勝利也鼓舞了廣大亞非國家的人民”。

[16] 對於這一段屈辱的百年曆史，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認為：“西方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欺凌，是中國欺負西方人的結果。中國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過程中，從來沒有平等地對待西方。”

“為什麼日本沒有這樣的屈辱感？我們的屈辱感是誰給我們搞出來的？是我們昏聵的政府，導致國家土地丟失、領土丟失、軍事失敗、人民受難，最後政府告訴我們説，其實都是西方人欺負我們。但這完全怪西方人嗎？況且我們也要看到，西方也帶給了我們很多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大學制度也好、現代司法制度也好、醫院制度也好，哪個不是西方帶來的？”

看看吧，什麼叫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什麼叫黃皮白心？可以想象如果賀教授將不懷好意的強盜拒之門外後，卻被強盜們破門而入、燒殺掠奪、姦淫擄掠，賀教授自己還被逼着給人當牛做馬，如果強盜們臨走前扔下一套《五年高考三年模擬》，那麼面對家破人亡、為奴為婢的慘狀，想必賀教授對於那些無惡不作的兇徒一定是感激涕零、認祖歸宗吧？

類似的，北大教授、經濟學家張維迎宣稱：“如果當時中國的當權者能理解市場的邏輯，順應全球化的大趨勢，主動開放門户，改革體制，再有一個合適的外交戰略，中國不僅不需要割地賠款，而且完全有希望與列強平起平坐，如日本經歷所顯示的那樣。但我們拒絕了市場的邏輯，最後被強盜的邏輯征服了。由此，我們有了現在所知道的這200年的中國歷史。”唉，馬克·吐温曾説過：“如果你唯一的工具就是錘子，那麼你會把所有的問題都看成釘子。”而張教授手裏只有自由主義這一把錘子。日本的發展僅僅是因為當年它在列強眼裏就是個雞肋，國土狹小、資源匱乏，反倒是自然災害頻繁，與國土廣闊、資源豐富，擁有龐大市場的中國完全沒有可比性。當然了，這番話的主要意思還是為主子洗地：列強沒有錯，錯的都是中國人！

[17] 面對這樣慘重的代價，戰後中國僅僅通過審判追究了300多人的法律責任，其中判處死刑案件僅110件，我們反而遣返了日僑日俘300多萬人，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人道主義遣返奇蹟，並且滿懷愛心的替日本人撫養了眾多的戰爭遺孤。但如此的寬闊胸懷和崇高精神得到的回報卻是如今日本右翼分子喪心病狂的反撲：他們不但否認史實、拒不懺悔，還生生逼死了揭露歷史真相，創作《南京大屠殺》一書的女作家張純如！但即便如此，高喊“太君”的羅永浩依然表示做一個“精日”分子沒什麼大不了！

[18] 二戰時，面對烽煙四起的亞歐大陸，眾多才華橫溢的科學家不得不逃向了遠離戰火的美國本土。

[19] 有人因為中美兩國的科技差距而將原因全部歸咎於中國的教育制度與科研體系，甚至是政治體制。網傳08年時一位美籍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就曾這樣説過：“我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我不是中國科學家……我得獎有中國人高興，如果這樣讓很多年輕人對科學發生興趣，這是很好的事。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於一個開放的社會，多元包容的價值是關鍵。”顯然他將蘇聯和俄羅斯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統統無視了；類似的是，北大教授、經濟學家張維迎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2017屆畢業典禮宣稱：“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使中國變成一個創新型國家”，“問題顯然出在我們的體制和制度。創造力依賴於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動的自由。中國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不捍衞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稱號！”

張教授肯定不知道或者裝作不知道：在2016年人類自由指數中排名第一的是香港，而中國大陸排名第144名，幾乎墊底。可對比“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的大陸，這麼多年來香港的高新企業數量和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忽略不計。那麼請問張教授，香港的創新精神和科技創造力在哪裏呢？！如此自由的香港，又怎樣發展成為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方？！

其實中美的差距往往首先是由於底藴造成的，正所謂“厚積而薄發”。而底藴絕不僅僅是指科技底藴，還有很多其他方面，比如説嬰幼兒的營養健康與教育問題，即便是我們“80”後，小時候能吃到“麥乳精”（一種很多年輕人根本沒有聽説過的營養食品）都是件非常高興的事情，至於嬰幼兒教育更是無從談起，而實際上0-3歲正是人類大腦發育的黃金時間。

同樣的，科技的創新極其依賴國家的經濟實力，一個國家連實驗設備都無法提供的情況下，怎麼創新，完全依靠大腦的憑空想象嗎？這樣的落後狀況，又如何留住人才，如何吸引人才呢？

在上世紀90年中期，楊振寧先生做過一個演講叫做《近代科學進入中國的回顧與前瞻》，他指出“以下的幾個長遠的因素是使得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能夠有輝煌的科技發展的必要條件。第一個是需要有聰明的年輕人，有頭腦做科學研究；第二是需要有重視紀律、重視忍耐心、重視勤奮的社會傳統；第三要有決心；第四要有經濟條件。……中國在20世紀裏有前三者，到了21世紀我認為將四者具備，所以我對21世紀中國科技的發展是絕對樂觀的。”

[20] 1949年中國的鋼產量只有15.8萬噸，而1949年美國的鋼產量為7074萬噸，蘇聯為2330萬噸，英國為1500萬噸，聯邦德國為915萬噸，法國為915萬噸，日本為311萬噸。

特別提醒：

本文只是全書（《為理想而戰》）中的一篇，書中對很多話題或人物的討論散在於全書各個地方，本文的描述或探討不一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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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沒有任何艱深的理論和超前的思想，只是一個普通人希望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分析和預測這個表面看起來紛亂複雜的世界。這其實是一本給青少年看的歷史政治“科普書”。

受限於作者的水平，本書的種種缺點和錯漏，實在是無法避免，希望大家能夠指出具體問題所在，我將竭盡所能的予以改正。

本書在風聞的目錄

自序

第一篇亂象之源

理想的破滅

現實的問題